鲁迅专栏—永远的勇者、我的精神导师

朵咪

为阅读鲁迅解惑释疑

读《鲁迅与他“骂”过的人》

舒 簾

如何阅读鲁迅，这在当前是很值得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我接触过的某些年轻人，同他们谈及鲁迅，有的感到茫然、有的则表示对他的著作读不懂或不理解。尤其是对鲁迅那些指名道姓“骂人”的杂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甚至政治史上的一个个公案，更使他们难以看懂，难以理解。 无庸讳言，鲁迅一生在文章中确实指名道姓地“骂”过不少人，与之有过于涉的有百人上下，与其论争的重要人物，也有二三十人。可是，他为什么要“骂”人，“骂”了些什么人，“骂”的又是些什么内容，“骂”得对不对?鲁迅的“骂人”的背后，有着纷繁复杂的原因，这是与鲁迅当时所处的时代、社会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鲁迅的“骂人”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前提条件的。因此，为要使广大读者能够读懂鲁迅，认识鲁迅的伟大人格力量，我们的鲁迅研究工作者应该在这方面为读者解惑释疑，起积极的引导作用。 最近，我读了房向东先生撰写的《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一书，深感他为帮助读者读懂鲁迅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由于作者对当年的一场场公案作丁集中描写，涉及到与一些重要人物论战的，分人成篇地就包括有胡适、章士钊、杨荫榆、陈源、林语堂等33篇。书中“扼述这些与鲁迅有干涉过的人物简况和他们与鲁迅的关系史，……提供了鲁迅之所以要‘骂’的背景材料。对几起重要论战，则扼要引录了双方论旨的原文。对论争双方的是非或作出自己的评价，或援引了研究者的见解。”(何满子：《序》)这些就为我们在阅读鲁迅时解开了一个个疑，使我们更接近鲁迅，理解鲁迅，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理解现代中国。 由于作者在书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多鲁迅之所以“骂人”的背景材料，因而使我们更清楚地懂得：鲁迅的“骂人”，首先在于他的被骂，被攻击，甚而至于被一些派别、团体所围剿。这些有来自敌对势力的，也有来自同一营垒的。过去我们只读《鲁迅全集》中的“骂人”文章，很容易造成对鲁迅的误解。只有当我们了解到鲁迅这种攻击性背后的客观原因，也就是鲁迅被压迫、受围剿的苦难经历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鲁迅的“骂人”了。因为，这里有一个基本事实，首先是时代、社会对鲁迅的压迫，然后才是他的反抗与回击。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再说，读者知道了这些详实的背景材料，对于鲁迅“骂人”的是非曲直，自己也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不会为当前某些所谓的鲁迅研究工作者写的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攻击鲁迅的文章所迷惑，所左右了。 我们纵观鲁迅的“骂人”，他“骂”得有理有节。正如作者在该书的《导言》中所指出的，“鲁迅是不属于对具体个人的‘陷害’的棗这是他的论敌常用的武器棗他的着重点，在于通过具体人的某些言行，实行文明的批评和文化的批判，这既是鲁迅的宽厚使然，又是鲁迅的伟大所在。”这样评价鲁迅的“骂人”，应该说是很公正的。从鲁迅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骂’他的论敌大多为“正人君子”、“绅士”、“叭儿狗”、“资本家的乏走狗”、“洋场恶少”、“才子十流氓”等，而攻击鲁迅的人，则多阴险匠测，骂他为“学匪”、“赤色作家”、甚而至于“汉*”、“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危害联合战线”等。这一对比，使读者不难分辨出。是鲁迅“骂人”的刻薄，还是那些骂鲁迅的人的刻毒、阴损和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怎样才算是掌握了阅读鲁迅的钥匙呢?作者告诉我们，仅仅掌握鲁迅“骂人”的背景材料还不够，对鲁迅的“骂人”现象，应该跳出困宥于“实骂”的误区，跳出个别看到一般，不能对鲁迅的“骂人”文章以意气论之。这样才能理解鲁迅“骂人”的价值和意义。也许有读者会问，既是“骂人”又何来价值和意义？事实上，有些人的脑子里留存的确实就只有“鲁迅好骂人”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自然就难以理解鲁迅“骂人”的价值和意义了。那么，鲁迅“骂人”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呢?早在三十年代翟秋自在他著名的《＜鲁迅杂感集＞序言》中对鲁迅指名道姓“骂人”的现象是这样看的：“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这是对鲁迅“骂人”的价值和意义最深刻的评论。而作者在该书的《导言》中引用鲁迅自己的话概括地指出：鲁迅的价值，在于他的“骂人”文章给我们提供了社会典型，“大众的灵魂”和“时代的眉目”。我想，这也正是我们当代人必须阅读鲁迅，理解鲁迅，从鲁迅的伟大人格力量中不断吸取养料的重要原因。(1997年6月21口《文汇读书周报》)

朵咪

鲁迅风骨 作者: 吴中杰 (04/12/2000)

　　过去有句非常偏激的话，说是：“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对于文人，简直有一网打尽之势。但仔细思量，觉得这句话的产生和流传，倒也并非无因。 　　盖在历史上，没有骨气，没有人品的文人的确不少，人们见得多了，便说出这句愤激之言。 　　比如，西晋的大文学家潘岳，写过一篇很高雅的《闲居赋》，但实际上，却是个谄媚的小人，马屁拍得非常出格，甚至会在路边拜倒在权贵贾谧的车尘之下。难怪元好问要写诗讽刺他：“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而元好问自己呢，却又因事涉为叛将崔立立碑颂德问题，大节颇有争议。 　　但我们在考察古代文人的品格时，还不能专门注意于个人因素，同时亦要顾及他们的生存条件。这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在古代封建社会里，文人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无论是文人或武人，都不过是帝王的家奴而已。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帝王服务。讨好帝王及其权臣，是势所必然之事。有时，所谓忠直之臣，犯颜诤谏，也只不过是为了主子好，恨只恨其不争气而已。其情状有如贾府上的焦大。 　　鲁迅将这些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所谓帮忙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而帮闲文人之羡慕帮忙文人，也是自古已然。司马相如就不满于帮闲的地位，时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躲在家里暗暗地作封禅文，以示自己有帮忙的本领。屈原，是敢于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但在鲁迅看来，“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小百姓们早就不满意于文人的此种所为，所以对那些落拓不羁者情有独钟。戏曲《太白醉写》中突出地渲染李白要杨贵妃捧砚，要高力士脱靴，大概就是这种逆反心理的表现。 　　但到了近代，情况有些变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们的生活来源较前有所不同。他们不必再靠王公贵族的供养，而可以通过卖稿、卖画或剧场演出，从读者和观众中获取生活经费。鲁迅在论及梅兰芳时，说他不是皇家的供奉，而是俗人的宠儿，这就道出了演员们社会地位的变化。但是，如果文人的习性不改，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照样会出现新的帮忙和帮闲。他们可以从依附皇室豪门改为依附富商巨贾。明清时代，扬州盐商门下的清客，就是帮闲的新品种，他们照样为主人做着消闲解闷的事，无非是改换一下门庭而已。倘以此种习性来对待读者大众，用鲁迅的话说，也可以变成大众的帮闲。 　　中国文人，古代称之谓“士”，现代则称“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古代的士，不仅是称谓的变化，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大有区别。马克思在论述现代工人阶级的形成时，指出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是有劳动力可以出卖；二是摆脱了对于土地的依附，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工人阶级所不同的只是劳动力的性质的差别，即前者是从事脑力劳动，后者是从事体力劳动，而其形成条件则是相同的。 　　我国从明代中晚期开始，文人们不断地张扬个性，鼓吹性灵，大抵也就是要摆脱从属地位，追求独立性的表现。但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正式形成，是在五四时期，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则是鲁迅。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以改造社会和国家为己任，敢于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鲁迅是一位文学家，但他的志趣并不在文学本身，而是想利用文学的力量来改造社会，来改造国民性。所以，他无论是写小说或者是写杂文，都着重在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对社会一进行批评，社会就会反过来对他进行压迫。是屈服，还是进行斗争？这就看出一个人的品格来了。鲁迅正是在激烈的社会斗争中，表现出他的硬骨头精神来的。 　　鲁迅一向认为，一个国家若要生存世间，角逐列国，首先要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他还说：“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坟·摩罗诗力说》）鲁迅是生活中的强者，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 　　生活中的强者不是以多制寡、党同伐异的人。鲁迅反对跟在众人后面鼓噪，蹲在影子里面摇舌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者，因为这些人的心理是很卑劣的。“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生活中的强者也不是以强凌弱，在嫩草地上驰骋的人。鲁迅说，在大道上，不能只看到羊和凶兽两样东西，其实大道上的东西还没有这样简单，还得附加一句，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这种变性变态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很普遍的，当然也是很可悲的。“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了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国家是好不起来的。所以鲁迅说：“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鲁迅的思想充满辩证法。这是强者的辩证法，而不是卑却者的“辩证法”。 　　毛泽东称颂鲁迅的硬骨头精神，认为他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这两句诗，也正是这种强者辩证法的体现。 　　对于孺子，鲁迅是爱护备至，充满牺牲的精神。他在《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父亲》里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决不是空言者，他为青年做的许多事，就是明证。 　　对于强暴者，对于压迫者，他敢于挺身而出，进行斗争。在女师大学潮中，他仗义执言，和名流学者评理，和权力者对抗，在被无理免职之后，他又敢于控告顶头上司，终于取胜。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指出“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预言“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即使自己被通缉，最后只好走出北京，也决不后悔。在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面前，他敢于揭露残杀真相，悼念被害战友，敢于“怒向刀丛觅小诗”。 　　中国人由于状元瘾太重，什么都喜欢追求第一，追求卓越，追求辉煌，而不愿做平凡者，更耻笑落后者，蔑视失败者。“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样的国民，在平时则附炎趋势，若遇到敌人，必然是“土崩瓦解”。有鉴于此，所以鲁迅提倡韧性的战斗精神，鼓吹“不耻最后”的思想。他说：“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见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鲁迅自己就是这样追求平凡的韧性的战斗者。他在《过客》里，塑造了一个蓬面垢首，衣衫褴缕，不受布施，而永远向前行进的老人的形象；在《这样的战士》中，塑造了一个不受敌人迷惑，能够掷中敌人心脏的高举投枪的战士。他们都体现了鲁迅的精神，鲁迅的风骨。 　　鲁迅是中国的光荣，是知识分子的楷模。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精神，高扬鲁迅风骨！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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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者见淫 　　　　　　　　　　　　　　　　　　　　　　　　　　　－评朱大可《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 　　我上次将刘晓波谩骂钱钟书的文章立此存照，有读者来函说，文学评论难有客观标准，不宜立此存照。也许吧。但是那种无视基本史实，信口开河的骂文，算哪门子的“文学评论”？比如这位可算是刘晓波第二的“评论家”朱大可这篇谩骂鲁迅的文章，以自己阴暗的性心理度鲁迅之心，信口开河，恬不知耻，就是又一例子。犹记得高一学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一文时，就有同学怀疑刘是鲁迅的情人，她死了才让许广平当了替代品。不料朱评论家的见识，也跟性压抑的青春期少男一般，竟将此种只可供茶余饭后谈资的无稽之谈，毫不脸红公之于众： 　　“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还算美满，但仔细探究，却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鲁迅最珍爱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纪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的一声凄厉的狂哭。作为刘的同学，许广平扮演了一个刘的代用品的脚色，她在鲁迅最伤痛的时刻出现，竭尽劝慰之能事，这多少补偿了鲁迅对于旧爱的无限迷恋，而刘则因此获得了一个恋父情结式的升华。” 　　不知朱评论家蜗居澳大利亚批评鲁迅时，手头可有一套《鲁迅全集》？ 　　若有，只需翻一翻，就可发现刘和珍牺牲于1926年3月18日，而在此一年前，即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就已开始与鲁迅通信，到当年7月底，信件往返41封（此据原件，而非公开的《两地书》），考虑到邮递时间后，可以说通信从未间断，其亲密如此。我再告诉朱评论家一点一般读者不知道的情况： 　　1925年8月中旬，受学潮牵连，许广平曾到鲁宅住了约一周，两人于此时定情，以后常常相见，许也有时到鲁宅居住，所以信也不必再写了（两人恢复持续的通信，是南下以后的事）。10月，两人的关系进入亲昵阶段，许广平有散文诗《风子是我的爱》记其事：“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风子”即暗指鲁迅，“不合法”是因为鲁迅有原配朱安。此时距刘和珍之死，还有半年。在色情狂看来，人间情感唯有性爱可言，师生之谊全属虚妄，所以痛悼学生的文章，也非要当成是在痛悼情人不可。 　　至于朱评论家的其他“评论”，如声称鲁迅初次答复萧红（其实是同时答复萧军、萧红）的信“充满了罕见的、《两地书》所没有的挑逗性暗示”，乃至于“某些迹象表明，在儿子出世以后，鲁迅陷入严重的阳萎”，都只能让人觉得是在读一位色情妄想狂的妄想，所谓淫者见淫是也。朱评论家有一句话倒说得不错：“上海是一个诞生骗子、低劣商品（人品）和诽谤文化的摇篮。”他本人，就为这句话做了条佐证。 　　　　 　　 ｛方舟子｝ ◎　来源：新语丝 *** 【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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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咪

杂论鲁迅的文章

　

图雅

　 　　　　　　　　　（一）　小说家与判断力：高手的败笔 　 　　周作人和鲁迅的文章都读过几篇，两人的共同点是深有国学渊源。从小说来看，鲁迅远比周作人更令我心折。鲁迅的小说通常立意深刻，布局严谨而笔墨凝练。两年前因为跟同事办读书会，将《阿Ｑ正传》又读了一遍，感觉是他老的水平远远超过同代的任何人。就是在今天，中国作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之后，仍然没有能写出跟正传比肩作品的。我认为它的成功不在常说的刻划了“国民性”，而在成功地刻划了一种人类共同的心理现象。这篇小说不仅有思想力度，而且在写作技巧上相当成熟。我认为鲁迅以后的小说也没有超过这篇的。 　　相比之下，我读过的周作人的小说则多无足观。不在语言或情节，而在立意过于平庸。 　　周作人大约是玩学问的，他的文章多考证，少激情，老兄似乎应该去读一下周作人早期的作品。功力见于平淡之中。而鲁迅是神情生动的人物，他把激情和国学功力结合起来，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几年前六·四发生后，和几位朋友杯酒相聚，一时兴起，把那篇“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翻出来，读一句，叹一句，这样的文字，揭示统治者残忍的一面，过去，现在，将来，大约是永远不须改动的。　　学鲁迅的作家不在少数，不是没有他的国学，就是没有他的激情，最主要的是没有他思维的力度。我看过几篇胡风和聂绀弩，跟鲁迅多少有点形似，可以明白地看出在学，但是相去何以道里计。李白、苏东坡、鲁迅这样的才致，大约是永远学不来的。至于周家兄弟在历史上的高下，各人喜好不同，我得投鲁迅一票。 　　鲁迅的自信力很强，我唯一读到他落败的文字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那篇文章中他的对手是梁实秋，梁说他译的苏联文学是“硬译”，确实很客观。我也曾读过鲁迅译的那篇小说，水平之低可说是惨不忍睹。梁讥笑说读那翻译，必须跟看地图似的，用手指加以指点，大概算是很厚道的了。鲁则大怒，说真正会看地图的人，并不须用手指点的。话说到此，胜负已分。我推想若不是鲁迅那时身体不好，梁是占不了这个上风去的。 　　一作品如一华厦，翻译了或者从洋房变成中式瓦房，但总是一房子。如果成了一片残砖断瓦，则不免凄凉之慨。鲁迅先生译的苏联革命文学，读之便有此意。以先生文笔，本应多写几篇传世的杂文，我不解先生何苦为他人作嫁，去弄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翻译。 　　我说鲁迅先生如果身体好，梁占不了便宜去。并不是说先生在理，只是觉得先生那篇文章精神有不足的样子，仿佛生了病。假如没病，则或推枰认负，或继续收官，至少不会输了风度。先生是场面上的人，这种初段的判断力不是没有，不过因病而临场发挥不好罢了。 　　我这可是个人感觉，有很多人也认为鲁迅的那篇是上乘佳作的。 　 　

（此文选自《新语丝》增刊，宇慧文学视界二次校对排版）

朵咪

别一个窃火者丁萌

火的来源，希腊人以为是普洛美修斯〔２〕从天上偷来的，因此触了大神宙斯之怒，将他锁在高山上，命一只大鹰天天来啄他的肉。 　　非洲的土人瓦仰安提族〔３〕也已经用火，但并不是由希腊人传授给他们的。他们另有一个窃火者。 　　这窃火者，人们不能知道他的姓名，或者早被忘却了。他从天上偷了火来，传给瓦仰安提族的祖先，因此触了大神大拉斯之怒，这一段，是和希腊古传相像的。但大拉斯的办法却两样了，并不是锁他在山巅，却秘密的将他锁在暗黑的地窖子里，不给一个人知道。派来的也不是大鹰，而是蚊子，跳蚤，臭虫，一面吸他的血，一面使他皮肤肿起来。这时还有蝇子们，是最善于寻觅创伤的脚色，嗡嗡的叫，拚命的吸吮，一面又拉许多蝇粪在他的皮肤上，来证明他是怎样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 　　然而瓦仰安提族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一个故事。他们单知道火乃酋长的祖先所发明，给酋长作烧死异端和烧掉房屋之用的。 　　幸而现在交通发达了，非洲的蝇子也有些飞到中国来，我从它们的嗡嗡营营声中，听出了这一点点。 　　七月八日。

朵咪

鲁迅研究现状

在当前市场经济繁荣，学术研究相对冷落的局面中，鲁迅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在数量和质量上尚属可观。一批老的鲁迅研究专家坚守在阵地，更可喜的是一批青年学者进入鲁迅研究领域。在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下，当前鲁迅研究的面有所扩大和深入，除了从传统的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外，更从文化学、心理学、艺术学、语言学等等角度进行研究，对鲁迅的创作心理、个性心理、人格意识、文化心态、生命意识、情爱观、复仇观、趣味观等等进行探讨，力求写出作为普通人的鲁迅的复杂心态，特别是对过去较少触及的鲁迅的痛苦、忧患、孤独感、荒原感等作出阐述，使鲁迅的形象更趋向逼真和丰满。 　　对鲁迅作品的研究方面，当前多的是细读和重释，更重视对鲁迅文本的发掘。 　　在鲁迅与同时代人的研究方面也有所进展，对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冯雪峰、郁达夫、周作人、胡适、林语堂等人的研究中，从另一个视角切入了鲁迅研究，从不同方面作了丰富和补充。近来除了研究鲁迅与一些著名人士的关系外，还扩大和深入到鲁迅与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之间的交往。 　　在鲁迅研究史料方面，也有新的发现。今年是毛泽东同志逝世２０周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有两首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七绝，是毛泽东同志为纪念鲁迅８０诞辰而作（写于１９６１年）。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评价早已公之于世，但从未见到诗作。另一个重要史料的发现是：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重见天日。它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共党史、鲁迅茅盾研究中的重要历史文献。 　　１９９６年７月１日新华社电讯宣布，在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７日出版的油印《斗争》（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第９５期上，发现了鲁迅茅盾贺信的全文，贺信全文的发表，也纠正了以前流传中的谬误。 　　对鲁迅藏品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鲁迅遗留下的手稿、书稿、藏书、拓片、画像、木刻、印章、艺术品等等，都是宝贵的文物，对这些珍品进行整理、研究、出版，也是刻不容缓的事，这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 　　海外鲁迅研究有了明显变化，过去由于政治偏见引起的对鲁迅的误解在逐渐化解。 　　当前鲁迅研究领域中有一些引起争议、形成新闻热点的问题。一位逝世已经６０年之久的作家，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远去而淡化，相反受到社会的关注，这也是鲁迅的魅力所在。

朵咪

从讽刺到幽默

讽刺家，是危险的。 　　假使他所讽刺的是不识字者，被杀戮者，被囚禁者，被压迫者罢，那很好，正可给读他文章的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嘻嘻一笑，更觉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然而现今的讽刺家之所以为讽刺家，却正在讽刺这一流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社会。 　　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的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 　　最先是说他冷嘲，渐渐的又七嘴八舌的说他谩骂，俏皮话，刻毒，可恶，学匪，绍兴师爷，等等，等等。然而讽刺社会的讽刺，却往往仍然会“悠久得惊人”的，即使捧出了做过和尚的洋人〔２〕或专办了小报来打击，也还是没有效，这怎不气死人也么哥〔３〕呢！ 　　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个人，他的讽刺倘存在，你的讽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只好来改变社会。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４〕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 　　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 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三月二日。

朵咪

所谓“国学”

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 　　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２〕小说出版。 　　商人遗老们的印书是书籍的古董化，其置重不在书籍而在古董。遗老有钱，或者也不过聊以自娱罢了，而商人便大吹大擂的借此获利。还有茶商盐贩，本来是不齿于“士类”的，现在也趁着新旧纷扰的时候，借刻书为名，想挨进遗老遗少的 “士林”里去。他们所刻的书都无民国年月，辨不出是元版是清版，都是古董性质，至少每本两三元，绵连，锦帙〔３〕，古色古香，学生们是买不起的。这就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决不肯放过学生们的钱的，便用坏纸恶墨别印什么“菁华” 什么“大全”之类来搜括。定价并不大，但和纸墨一比较却是大价了。至于这些 “国学”书的校勘，新学家不行，当然是出于上海的所谓“国学家”的了，然而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用的并不是新式圈点），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这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洋场上的往古所谓文豪，“卿卿我我”“蝴蝶鸳鸯”诚然做过一小堆，可是自有洋场以来，从没有人称这些文章（？）为国学，他们自己也并不以“国学家”自命的。现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开，也学了盐贩茶商，要凭空挨进“国学家”队里去了。然而事实很可惨，他们之所谓国学，是“拆白之事各处皆有而以上海一隅为最甚（中略）余于课余之暇不惜浪费笔墨编纂事实作一篇小说以饷阅者想亦阅者所乐闻也”。（原本每句都密圈，今从略，以省排工，阅者谅之。）“国学”乃如此而已乎？ 　　试去翻一翻历史里的儒林和文苑传罢，可有一个将旧书当古董的鸿儒，可有一个以拆白饷阅者的文士？ 　　倘说，从今年起，这些就是“国学”，那又是“新”例了。你们不是讲“国学” 的么？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鸳鸯蝴蝶体鸳鸯蝴蝶派是兴起于清末民初的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个文学流派。这派作品多以文言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常用鸳鸯蝴蝶来比喻这些才子佳人，故被称为鸳鸯蝴蝶体。代表作家有徐枕亚、陈蝶仙、李定夷等。他们出版的刊物有《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礼拜六》、《小说世界》等，其中《礼拜六》刊载白话作品，影响最大，故鸳鸯蝴蝶派又有“礼拜六派”之称。〔３〕绵连即连史纸，质坚色白，宜于印刷贵重书籍。锦帙，用锦绸裱制的精美的书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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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石作《二月》小引

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２〕——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但是，矍昙（释迦牟尼）从夜半醒来，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于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３〕以为是醉饱后的呕吐。那么，萧君的决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虽然我还无从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气质的本然，还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 　　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便写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鲁迅记于上海。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上海《朝花旬刊》第一卷第十期。 　　柔石参看《二心集·柔石小传》及其有关注。《二月》，中篇小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２〕女佛山小说《二月》中的一个地名。 　　〔３〕霍善斯坦因（ＷAＨａｕ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８２—１９５７）德国 *囊张评家。这里所引他对于释迦牟尼出家的解释，见他的《艺术与社会·印度的社会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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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中国的自己能酿酒，比自己来种鸦片早，但我们现在只听说许多人躺着吞云吐雾，却很少见有人像外国水兵似的满街发酒疯。唐宋的踢球，久已失传，一般的娱乐是躲在家里彻夜叉麻雀。从这两点看起来，我们在从露天下渐渐的躲进家里去，是无疑的。古之上海文人，已尝慨乎言之，曾出一联，索人属对，道：“三鸟害人鸦雀鸽”，“鸽”是彩票，雅号奖券，那时却称为“白鸽票”的。但我不知道后来有人对出了没有。 　　不过我们也并非满足于现状，是身处斗室之中，神驰宇宙之外，抽鸦片者享乐着幻境，叉麻雀者心仪于好牌。檐下放起爆竹，是在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剑仙坐在书斋里，哼的一声，一道白光，千万里外的敌人可被杀掉了，不过飞剑还是回家，钻进原先的鼻孔去，因为下次还要用。这叫做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所以学校是从家庭里拉出子弟来，教成社会人才的地方，而一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是 “交家长严加管束”云。 　　“骨肉归于土，命也；若夫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２〕一个人变了鬼，该可以随便一点了罢，而活人仍要烧一所纸房子，请他住进去，阔气的还有打牌桌，鸦片盘。成仙，这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刘太太偏舍不得老家，定要运动到 “拔宅飞升”〔３〕，连鸡犬都带了上去而后已，好依然的管家务，饲狗，喂鸡。 　　我们的古今人；对于现状，实在也愿意有变化，承认其变化的。变鬼无法，成仙更佳，然而对于老家，却总是死也不肯放。我想，火药只做爆竹，指南针只看坟山，恐怕那原因就在此。 　　现在是火药蜕化为轰炸弹，烧夷弹，装在飞机上面了，我们却只能坐在家里等他落下来。自然，坐飞机的人是颇有了的，但他那里是远征呢，他为的是可以快点回到家里去。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十二月十六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号，署名罗怃。 　　〔２〕这段话见《礼记·檀弓》：“骨肉归复于上，命也；若魄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 　　〔３〕“拔宅飞升”据《全后汉文》中的《仙人唐公房碑》记载，相传唐公房认识一个仙人，能获得“神药”。有一次，他触怒了太守，太守想逮捕他和他的妻子，“公房乃先归于谷口，呼其师告以危急。其师与之归，以药饮公房妻子曰： ‘可去矣。’妻子恋家不忍去。又曰：‘岂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愿也。’ 于是乃以药涂屋柱，饮牛马六畜。须臾有大风玄云来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翛然与之俱去。”又东晋葛洪《神仙传》也载有关于汉代淮南王刘安的类似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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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神魔小说（中）

又有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之后，〔1〕而今特盛行，且以为元初道士邱处机〔2〕作。处机固尝西行，李志常记其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3〕惟因同名，世遂以为一书；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4〕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序文冠其首，而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也。 　　然至清乾隆末，钱大昕跋《长春真人西游记》〔6〕（《潜研堂文集》二十九）已云小说《西游演义》是明人作；纪昀〔6〕（《如是我闻》三）更因“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决为明人依托，惟尚不知作者为何人。而乡邦文献，尤为人所乐道，故是后山阳人如丁晏（《石亭记事续编》）阮葵生（《茶余客话》）〔7〕等，已皆探索旧志，知《西游记》之作者为吴承恩矣。吴玉搢（《山阳志遗》）〔8〕亦云然，而尚疑是演邱处机书，犹罗贯中之演陈寿《三国志》者，当由未见二卷本，故其说如此；又谓“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则第志俗说而已。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性敏多慧，博极群书，复善谐剧，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嘉靖甲辰岁贡生，后官长兴县丞，隆庆初归山阳，万历初卒（约一五一 ○——一五八○）。杂记之一即《西游记》（见《天启淮安府志》一六及一九《光绪淮安府志》贡举表），余未详。又能诗，其“词微而显，旨博而深”（陈文烛序语），为有明一代淮郡诗人之冠，而贫老乏嗣，遗稿多散佚，邱正纲收拾残缺为《射阳存稿》四卷《续稿》一卷，〔9〕吴玉搢尽收入《山阳耆旧集》〔10〕中（《山阳志遗》四）。然同治间修《山阳县志》〔11〕者，于《人物志》中去其“善谐剧著杂记”语，于《艺文志》又不列《西游记》之目，于是吴氏之性行遂失真，而知《西游记》之出于吴氏者亦愈少矣。 　　《西游记》全书次第，与杨志和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前七回为孙悟空得道至被降故事，当杨本之前九回；第八回记释迦造经之事，与佛经言阿难结集不合；第九回记玄奘父母遇难及玄奘复仇之事，亦非事实，杨本皆无有，吴所加也。第十至十二回即魏征斩龙至玄奘应诏西行之事，当杨本之十至十三回；第十四回至九十九回则俱记入竺途中遇难之事，九者究也，物极于九，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难；而一百回以东返成真终。 　　惟杨志和本虽大体已立，而文词荒率，仅能成书；吴则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于《四游记》中亦采《华光传》及《真武传》，于西游故事亦采《西游记杂剧》及《三藏取经诗话》（？），翻案挪移则用唐人传奇（如《异闻集》《酉阳杂俎》等），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几乎改观，如灌口二郎之战孙悟空，杨本仅有三百余言，而此十倍之，先记二人各现“法象”，次则大圣化雀，化“大鹚老”，化鱼，化水蛇，真君化雀鹰，化大海鹤，化鱼鹰，化灰鹤，大圣复化为鸨，真君以其贱鸟，不屑相比，即现原身，用弹丸击下之。 　　……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作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櫺；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杆。真君赶到崖下，不见打倒的鸨鸟，只有一间小庙，急睁凤眼，仔细看之，见旗杆立在后面，笑道，“是这猢狲了。他今又在那里哄我。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諠。他若哄我进去，他便一口咬住。我怎肯进去？等我掣拳先捣窗櫺，后踢门扇。”大圣听得，……扑的一个虎跳，又冒在空中不见。真君前前后后乱赶，……起在半空，见那李天王高擎照妖镜，与哪吒住立云端。真君道，“天王，曾见那猴王么？”天王道，“不曾上来，我这里照着他哩。” 　　真君把那赌变化，弄神通，拿群猴一事说毕，却道，“他变庙宇，正打处，就走了。”李天王闻言，又把照妖镜四方一照，呵呵的笑道，“真君，快去快去，那猴子使了个隐身法，走出营围，往你那灌江口去也。”……却说那大圣已至灌江口，摇身一变，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按下云头，径入庙里。鬼判不能相认，一个个磕头迎接。他坐在中间，点查香火：见李虎拜还的三牲，张龙许下的保福，赵甲求子的文书，钱丙告病的良愿。正看处，有人报“又一个爷爷来了”。众鬼判急急观看，无不惊心。 　　真君却道，“有个甚么齐天大圣，才来这里否？”众鬼判道，“不曾见甚么大圣，只有一个爷爷在里面查点哩。”真君撞进门；大圣见了，现出本相道，“郎君，不消嚷，庙宇已姓孙了！”这真君即举三尖两刃神锋，劈脸就砍。那猴王使个身法，让过神锋，掣出那绣花针儿，幌一幌，碗来粗细，赶到前，对面相还。两个嚷嚷闹闹，打出庙门，半雾半云，且行且战，复打到花果山。慌得那四大天王等众提防愈紧；这康张太尉等迎着真君，合心努力，把那美猴王围绕不题……（第六回下《小圣施威降大圣》） 　　然作者构思之幻，则大率在八十一难中，如金浛山之战（五十至五二回），二心之争（五七及五八回），火焰山之战（五九至六一回），变化施为，皆极奇恣，前二事杨书已有，后一事则取杂剧《西游记》及《华光传》中之铁扇公主以配《西游记传》中仅见其名之牛魔王，俾益增其神怪艳异者也。 　　其述牛魔王既为群神所服，令罗刹女献芭蕉扇，灭火焰山火，俾玄奘等西行情状云： 　　……那老牛心惊胆战，……望上便走。恰好有托塔李天王并哪吒太子领鱼肚药叉巨灵神将幔住空中。…… 　　牛王急了，依前摇身一变，还变做一只大白牛，使两只铁角去触天王，天王使刀来砍。随后孙行者又到，…… 　　道，“这厮神通不小，又变作这等身躯，却怎奈何？”太子笑道，“大圣勿疑，你看我擒他。”这太子即喝一声“变！”变得三头六臂，飞身跳在牛王背上，使斩妖剑望颈项上一挥，不觉得把个牛头斩下。天王丢刀，却才与行者相见。那牛王腔子里又钻出一个头来，口吐黑气，眼放金光。被哪吒又砍一剑，头落处，又钻出一个头来；一连砍了十数剑，随即长出十数个头。哪吒取出火轮儿，挂在老牛的角上，便吹真火，焰焰烘烘，把牛王烧得张狂哮吼，摇头摆尾。才要变化脱身，又被托塔天王将照妖镜照住本像，腾挪不动，无计逃生，只叫“莫伤我命，情愿归顺佛家也！” 哪吒道，“既惜身命，快拿扇子出来！” 　　牛王道，“扇子在我山妻处收着哩。”哪吒见说，将缚妖索子解下，……穿在鼻孔里，用手牵来，……回至芭蕉洞口。老牛叫道，“夫人，将扇子出来，救我性命！”罗刹听叫，急卸了钗环，脱了色服，挽青丝如道姑，穿缟素似比丘，双手捧那柄丈二长短的芭蕉扇子，走出门；又见金刚众圣与天王父子，慌忙跪在地下，磕头礼拜道，“望菩萨饶我夫妻之命，愿将此扇奉承孙叔叔成功去也。” 　　…… 　　……孙大圣执着扇子，行近山边，尽气力挥了一扇，那火焰山平平息焰，寂寂除光；又搧一扇，只闻得习习潇潇，清风微动；第三扇，满天云漠漠，细雨落霏霏。有诗为证： 　　火焰山遥八百程，火光大地有声名。火煎五漏丹难熟，火燎三关道不清。特借芭蕉施雨露，幸蒙天将助神功。牵牛归佛伏颠劣，水火相联性自平。（第六十一回下《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又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详见胡适《西游记考证》）。如记孙悟空大败于金浛洞兕怪，失金箍棒，因谒玉帝，乞发兵收剿一节云： 　　……当时四天师传奏灵霄，引见玉陛，行者朝上唱个大喏，道，“老官儿，累你累你。我老孙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说。于今来在金浛山，金浛洞，有一兕怪，把唐僧拿在洞里，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晒。是老孙寻上他门，与他交战，那怪神通广大，把我金箍棒抢去，因此难缚妖魔。那怪说有些认得老孙，我疑是天上凶星思凡下界，为此特来启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鉴，降旨查勘凶星，发兵收剿妖魔，老孙不胜战栗屏营之至。”却又打个深躬道，“以闻。”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后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第五十一回上《心猿空用千般计》） 　　评议此书者有清人山阴悟一子陈士斌《西游真论》〔12〕（康熙丙子尤侗序），西河张书绅《西游正旨》〔13〕（乾隆戊辰序）与悟元道人刘一明《西游原旨》〔14〕（嘉庆十五年序），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淛（《五杂组》十五）之“《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数语，已足尽之。作者所说，亦第云“众僧们议论佛门定旨，上西天取经的缘由，…… 　　三藏箝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点头几度，众僧们莫解其意，……三藏道； ‘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对佛说下誓愿，不由我不尽此心，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皇图永固’”（十三回）而已。 　　《后西游记》〔15〕六卷四十回，不题何人作。中谓花果山复生石猴，仍得神通，称为小圣，辅大颠和尚赐号半偈者复往西天，虔求真解。途中收猪一戒，得沙弥，且遇诸魔，屡陷危难，顾终达灵山，得解而返。其谓儒释本一，亦同《西游》，而行文造事并逊，以吴承恩诗文之清绮推之，当非所作矣。又有《续西游记》〔16〕，未见，《西游补》所附杂记有云，“《续西游》摹拟逼真，失于拘滞，添出比丘灵虚，尤为蛇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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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金

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 　　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 　　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颇有几个姘头；她曾在后门口宣布她的主张：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 　　不过这和我不相干。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的后门，斜对着我的前门，所以“阿金，阿金！”的叫起来，我总受些影响，有时是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时竟会在稿子上写一个“金”字。更不幸的是我的进出，必须从她家的晒台下走过，而她大约是不喜欢走楼梯的，竹竿，木板，还有别的什么，常常从晒台上直摔下来，使我走过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先看一看这位阿金可在晒台上面，倘在，就得绕远些。自然，这是大半为了我的胆子小，看得自己的性命太值钱；但我们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国人，被打得头破血出，固然不成问题，即使死了，开同乡会，打电报也都没有用的，--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 　　半夜以后，是别一种世界，还剩着白天脾气是不行的。有一夜，已经三点半钟了，我在译一篇东西，还没有睡觉。忽然听得路上有人低声的在叫谁，虽然听不清楚，却并不是叫阿金，当然也不是叫我。我想：这么迟了，还有谁来叫谁呢？同时也站起来，推开楼窗去看去了，却看见一个男人，望着阿金的绣阁的窗，站着。他没有看见我。我自悔我的莽撞，正想关窗退回的时候，斜对面的小窗开处，已经现出阿金的上半身来，并且立刻看见了我，向那男人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挥，那男人便开大步跑掉了。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错事似的，书译不下去了，心里想：以后总要少管闲事，要炼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炸弹落于侧而身不移！…… 　　但在阿金，却似乎毫不受什么影响，因为她仍然嘻嘻哈哈。不过这是晚快边才得到的结论，所以我真是负疚了小半夜和一整天。这时我很感激阿金的大度，但同时又讨厌了她的大声会议，嘻嘻哈哈了。自有阿金以来，四围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种扰动，我的警告是毫无效验的，她们连看也不对我看一看。有一回，邻近的洋人说了几句洋话，她们也不理；但那洋人就奔出来了，用脚向各人乱踢，她们这才逃散，会议也收了场。这踢的效力，大约保存了五六夜。 　　此后是照常的嚷嚷；而且扰动又廓张了开去，阿金和马路对面一家烟纸店里的老女人开始奋斗了，还有男人相帮。她的声音原是响亮的，这回就更加响亮，我觉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间门面以外的人们听见。不一会，就聚集了一大批人。论战的将近结束的时候当然要提到“偷汉”之类，那老女人的话我没有听清楚，阿金的答复是： 　　“你这老×没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 　　这恐怕是实情，看客似乎大抵对她表同情，“没有人要”的老×战败了。这时踱来了一位洋巡捕，反背着两手，看了一会，就来把看客们赶开；阿金赶紧迎上去，对他讲了一连串的洋话。洋巡捕注意的听完之后，微笑的说道： 　　“我看你也不弱呀！” 　　他并不去捉老×，又反背着手，慢慢的踱过去了。这一场巷战就算这样的结束。但是，人间世的纠纷又并不能解决得这么干脆，那老×大约是也有一点势力的。第二天早晨，那离阿金家不远的也是外国人家的西崽忽然向阿金家逃来。后面追着三个彪形大汉。西崽的小衫已被撕破，大约他被他们诱出外面，又给人堵住后门，退不回去，所以只好逃到他爱人这里来了。爱人的肘腋之下，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伊孛生（H．Ibsen）戏剧里的彼尔·干德，就是失败之后，终于躲在爱人的裙边，听唱催眠歌的大人物。但我看阿金似乎比不上瑙威女子，她无情，也没有魄力。独有感觉是灵的，那男人刚要跑到的时候，她已经赶紧把后门关上了。那男人于是进了绝路，只得站住。这好像也颇出于彪形大汉们的意料之外，显得有些踌蹰；但终于一同举起拳头，两个是在他背脊和胸脯上一共给了三拳，仿佛也并不怎么重，一个在他脸上打了一拳，却使它立刻红起来。这一场巷战很神速，又在早晨，所以观战者也不多，胜败两军，各自走散，世界又从此暂时和平了。然而我仍然不放心，因为我曾经听人说过：所谓“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日。 　　但是，过了几天，阿金就不再看见了，我猜想是被她自己的主人所回复。补了她的缺的是一个胖胖的，脸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气的娘姨，已经二十多天，还很安静，只叫了卖唱的两个穷人唱过一回“奇葛隆冬强”的《十八摸》之类，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余闲，享点清福，谁也没有话说的。只可惜那时又招集了一群男男女女，连阿金的爱人也在内，保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发生巷战。但我却也叨光听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barytone）的歌声，觉得很自然，比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要好得天差地远。 　　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不到一个月，我就说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样来了。但是我还讨厌她，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在邻近闹嚷一下当然不会成这么深仇重怨，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昔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我却为了区区一个阿金，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虽然圣人和凡人不能相比，但也可见阿金的伟力，和我的满不行。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 　　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 　　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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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错了人》异议

看了曹聚仁〔２〕先生的一篇《杀错了人》，觉得很痛快，但往回一想，又觉得有些还不免是愤激之谈了，所以想提出几句异议—— 　　袁世凯〔３〕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４〕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５〕变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 　　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６〕，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不久就证明了袁世凯杀人的没有杀错，他要做皇帝了。 　　这事情，一转眼竟已经是二十年，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那时还在吸奶，时光是多么飞快呵。 　　但是，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为什么留下他真正对头的旧皇帝〔７〕呢？这无须多议论，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临末，对于“多杀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张，我也有一点异议，但因为自己早在 “中年以上”了，为避免嫌疑起见，只将眼睛看着地面罢。 　　四月十日。 　　记得原稿在“客客气气的”之下，尚有“说不定在出洋的时候，还要大开欢送会”这类意思的句子，后被删去了。 　　四月十二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