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专栏—永远的勇者、我的精神导师

朵咪

所谓“文艺政策”者 梁实秋

今年六月鲁迅先生“硬译”的文艺政策“印成书籍模样”了。我读过之后，有两点感想：第一，鲁迅先生的译文还是“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第二，举我所能了解的来说，文艺政策根本上是一种无益而又不必要的东西。 　　鲁迅先生的译文难解，是一件事实。这事实的原由，鲁迅先生已经很明白的告诉过我们。一半是“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一半是因为“中国文字本来的缺点”。其译文之所以难解，还有更大的原因，那便是读者之不肯“硬着头皮”读耳！在我自己，我应该承认我是连“读者”的资格都没有的，因为我的头皮实在硬得不够能读懂鲁迅先生的译文。兹试录数段译文于后，以质天下之硬头皮者： 　　“在给我的信里，－－但这也是颇为残酷的信－－同志托罗兹基掷过这样的句子来，‘你竟误解我到这样么，宛如我们较之自己们，是更尊重他人似的？’诸位同志们今日为止的态度，是还是如此的。而同志瓦浪斯基在这座上，作为我们的反对者，又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反对者而出面的时候（这在许多处所，都能够随便证明的），诸位同志们，在这里，是明明白白－－有着较之自己，倒在他人的尊敬的” （一四九页） 　　这一段是有点“晦涩”罢？我所认为难解的是那一句“较之自己们，倒更尊重他人”，简直莫名其妙。像这样的译文，不胜枚举。但再举几个短些的例： 　　“我决不是要由这一点，在同志里培斯基上头树起十字架来。”（一○四－－五页） 　　如何可以在一个人的“上头”而“树起”一个“十字架”来呢？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有注脚。 　　“在这里，就重演着那全世界的温暾主义者的态度－－”（二○八页） 　　“温暾”是什么东西呢？应该加注。 　　“说是弄着专门家讨伐，以非难我们。说而这是全不明白事情的。” 　　“中国文本来的缺点”固多，然而这一句却不能算是中国文罢？ 　　硬译的成绩我们瞻仰过了，请进而论文艺政策本身。 　　“文艺政策”，谁的文艺政策？是“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决的，这一点首先要交代明白。鲁迅先生认定“这一部书”“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所以才把这一部书硬译出来。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我们看看，当然是不为无益，不过这样的一本书也要挂上“科学的艺术论”的招牌，这就不免带有夸大的宣传的意味。译者并未述明他自己对于这个“文艺政策”的态度，我们也无须加以推测，但是我们若对这书的内容稍加思索，便可发现目前中国所谓的“普罗文学”“左翼作家”等等的口吻颇多与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相合的地方。假如中国目前的“普罗作家”“左翼作家”是与俄国共产党不谋而合的，那自然也是一件盛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恐怕还是一般人把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当作文艺的圣旨，从而发挥赞扬罢？如果鲁迅先生硬译的这一部书，事实上的效果不是供给一般注意文学的人作参考，而是供给了一般青年的偏激的文人以不纯正文艺理论，那么，这一部硬译的书于现在的中国，未必是有益罢？并且以鲁迅先生文名之大，在加上译笔之玄，其眩惑人的力量，恐怕未必是很小罢？ 　　“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虽然也有十几段，洋洋数千言，其实它的主旨也不过是－－ 　　“无产阶级必须拥护自己的指导底地位，使之坚固，还要加以扩张，……在文艺的领域上的这位置的获得，也应该和这一样，早晚成为事实而出现。”（二一六页） 　　这措词的根据还是马克斯主义，还是“阶级”云云。俄国共产党的心理，大概是病态的，许是有ＭＯＮＯＭＡＮＩＡ罢？无论谈到什么，总忘不了“阶级”，总忘不了马克斯。马克斯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劣所在，自然还值得讨论，可是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不牵强？我想有一天他们还要创造马克斯主义的数学，马克斯主义的物理化学罢！我并不说文艺和政治没有关系，政治也是生活中不能少的一段经验，文艺也常常表现出政治生活的背景，但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布骤，不是人工勉强的。文艺作品是不能定做的，不是机械的产物。堂堂皇皇的颁布了文艺政策，果然有作家奉行不悖，创为作品吗？政策没有多大关系，作品才是我们所要看到的东西.

朵咪

南京民谣

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 　　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 　　一九三一年

雪狼

最近忙得很，也很少顶了，惭愧.... 感谢朵咪支持:loveliness5: ps: 你从哪里找来的这么多阿:(10

aminta

我是鲁迅中学的 :wacko8 那个女子师范大学是我们学校的前身 :-_-15

朵咪

eviltongue29

朵咪

1.“流氓”当道

http://book.sina.com.cn 2003年07月14日 14:52 新浪读书

连载：鲁迅的最后十年 出版社：

五四运动过后，政党政治崛起，劳工运动随之上涨。在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过激主义的灼热的气浪里，共产主义思潮开始蔓延。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年，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国共两党，都是在苏联直接派遣顾问，在苏共的建党原则的指导和支配下，进行系列的政治活动的。其中之一，便是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成了国民党内的领军人物，他迅速抛弃已故领袖的容共政策，决心清除政治上的异己势力。1927年4月12日，上海方面率先奉命行动，紧急搜捕共产党人及嫌疑分子，并加杀害。在一个月内，被屠杀的人数 多达数千人。4月15日，广州也出动了大批军警，对各个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实行血腥清洗。此时，凡国民党势力所及之处，都展开了“清党”运动。纯洁党组织成了独裁专制的遁词。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经过党内的几次不大不小的摩擦，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接班人”的身份终于得到确认；他成功地利用了元老的力量和各派的矛盾，由一人把党政军大权统揽起来，并牢牢地掌握手中。 　　清党期间，鲁迅仍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职。自从踏足这块“革命策源地”以后，他对中国的政治地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应当有把握认为，不至于为一时的风云变幻所迷惑。然而，时局的发展竟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他对国民党以及国民革命军北伐行动是抱有幻想的，虽然一样承认“革命尚未成功”，甚至发出过有人攀摘革命花果的警告，却根本不曾想到整个党和军队，会如此快速地掉转枪头，对付先前的合作者。政治家的野心，实在远胜于文学家的想像力。他从来未曾看见这样杀人的，北京“三·一八”惨案仅杀掉四十余人，他已经说是“出离愤怒了”，如今何如？他用了“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的话，形容此时的感受。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道义感，他以辞职表示抗议，然后在一个名叫“白云楼”的地方蛰伏下来。可是，像他这样阴郁易怒的人，是注定做不成现代的隐者的；果然很快地，便接受了官方教育部门的夏期讲演的邀请，破门而出了。其实，稍早一些时候，当他为结集的《野草》写作题辞的时候，即宣告“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透露了渴望“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的决绝的信息。 　　大屠杀来源于一个新的传统，这是军权政治和党权政治的合流。对此，美国学者派伊说：“军阀给出了一个事实，即在现代中国，政治力量不可能与军事力量分离，以至于没有人能开出从中国政治屏幕中心消除军队的秘方。”民国以后，袁世凯正是以军事力量作为政治资本，窃取革命政权的；可是现在，军队已不复属于个人，而是作为“党军”，为党所控制。早在革命初期，孙中山在确立他的党权政治理论的时候，已经融入军权政治的因素，后来还曾一度以军权改造党权和政权，实行党政军一体化。事实证明，军事实力的过分膨胀是危险的。所以，自从在苏联引进党对军队的政治化的控制体制之后，军权便长此被置于党权之下；虽然党不能不依靠军事力量取得并维持其专政，但是始终离不开“以党治国”的框架，其领导地位是不容挑战的。 　　鲁迅没有直接描述大屠杀的残酷性，而是透过“清党”事件，揭露独裁政治灭绝人性的本质。我们注意到，在1927年以后的两三年内，他反复使用“流氓”一词做演讲，或者写文章。中国的政治家有什么原则立场可言呢？无非是一群随意杀人的流氓，自然，中国的政治也就是“流氓政治”了。鲁迅做过一个《流氓与文学》的讲演，从记述来看，其实讲说的多涉政治流氓。他指出，他们要“革命”，整天叫喊“打倒旧制度”，目的是要取得自身的地位；及至有了地位，仍然要拾起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在著名的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他例举了曹操和司马懿，作为政治流氓的代表人物。一方面，是杀人的随意性；另一方面，是行为和议论相矛盾。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以“不孝”为罪名的。魏晋以孝治天下，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问题是，“曹操与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这便是政治流氓的“德治”。鲁迅使用反语，称颂曹操为“英雄”，说“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还幽默地说：“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有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利用传统的戏剧旁白或插科打诨的话语形式，不断暗示读者，使之把魏晋时代同现时代联系起来。 　　权势者极力使杀人合法化。因此，揭露合法化便变得十分必要而且适时。鲁迅在《小杂感》里说：“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又著《可恶罪》一文，说是“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执法者实际上无法可依，即使有法，本身也是不合法——自然法——的。由此，我们知道，在强制性的统治之下，所谓的“法治”，是怎样一种不可靠的东西。《谈“激烈”》一文写道：“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里以为平常的，那边就算过激，滚油煎指头。今天正是正当的，明天就变犯罪，藤条打屁股。”在这里，法律明显的不一律。《小杂感》里还说：“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法三章者，话一句耳。”两千年一贯制，这就是专制主义的再生性和连续性。被鲁迅称为暴发户的革命新贵，在将杀人合法化的同时，必先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因此也就一定要争正统。所谓正统，对内代表已故领袖的遗训精神，代表全党，对外则代表全民。可以说，正统之争是专制社会中权力斗争的一个重要特征。权力是赤裸裸的，它会把许多关于“忠诚”“团结”之类的伪装自行撕成碎片，暴露自身的罪恶和肮脏。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争夺的过程，整个过程充满戏剧性，却又毫无“游戏规则”可言。鲁迅在一次演讲中打比喻说，譬如有一个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不去呢？不去，便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于是定罪，杀人。鲁迅解说道，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这在当时，对于高举三民主义旗帜，以党的正统代表自居的大小领袖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

朵咪

2.一边抗议，一边挣扎

http://book.sina.com.cn 2003年07月14日 14:58 新浪读书

连载：鲁迅的最后十年 出版社：

在“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的时候，鲁迅不断变化他的讽刺艺术，发出抗议的声音。他有一段关于“革命”的绕口令一般的随感：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 　　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 　　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 　　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混乱的局面。混乱的语言。“革命”仅仅作为一个口号被抛来抛去。在故意安排的言辞闪烁之间，杀机重复出现。这就是语言的张力。鲁迅说收在《而已集》中的文字，是受吓以后，“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其实，他正好利用无法直说的模糊语言，作了明确而顺畅的表达。 　　“防被欺。”鲁迅说。他在大屠杀后写作的大量文字，都在揭露一个党的流氓性，虚伪性。他绕不开流血事件。这是他的最大的伤口所在。他告诫说：“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是“推背图”式的方法，是由悖谬的生活逻辑推导出来的方法；在这里，他以特有的“世故”语言，为中国的政治伦理划分了界限。 　　早在“呐喊”时期，鲁迅便做过关于“暴君的臣民”的随感，这时，也仍然重复着“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的结论。君臣关系，是东方政治文化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一个农业大国里，权力高度集中而等级森严有别，政治运作的规律，自然大不同于从工商社会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而在“骄和谄相纠结”的“没落的古国人民”中产生的统治集团，也自有自己的精神特色。《扣丝杂感》中有一段“包围新论”，对此有着精彩的描述。文中说，无论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身边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使他变成傀儡，外面的人看不见他的本相，所见只是包围者制造的幻形而已。此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刊物之类也跟着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直到“龙驭上宾于天”。中国之所以永远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作者自称思索过两种“包围脱离法”：一是猛人自己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要先“清道”；然而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事先便已改变了木然的情形，当然视察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泛接触，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然而时间一长，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是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鲁迅指出，统治者的覆灭同它的崛起一样，是寡头式统治本身所决定的，无从摆脱的。英国学者迈克尔·波兰尼在论及斯大林和他控制下的苏联时，这样指出：由于赤裸裸的权力的稳定性随着它所控制的忠实于独裁者的人数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因此，用强制力对一个大国保持控制，比控制海洋中间单独一条船上的船员要容易得多”。问题在于历来缺乏信仰的中国，没有这样忠实的追随者，所谓“真正的党徒”；正如鲁迅所观察到的，有的只是“随风转舵”的人物，不会为他的首领拼命的。或者，这也算得是统治者的大不幸。 　　对于中国的国民，鲁迅素有研究。罗尔斯在《万民法》中相对于国家，提出“自由人民”的概念；其基本特征，是中国国民所不具备的。大约领袖群伦是需要凝聚力的罢？孙中山便批评中国人“一盘散沙”。鲁迅是反对“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的，他指出，“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这“治”的结果，在大屠杀事件中表现出来，让人尤觉沉痛。鲁迅在白云楼整理完童话译稿《小约翰》，作引言道：“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巷中是十几只蜑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他在另一则杂感中同样慨叹道：“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这是怎样的“人民”呢？次年作《太平歌诀》，引《申报》一段记事，说中山陵墓行将峻工时，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市民于是自相惊扰，家家幼童肩悬一方红布，上书歌诀，借避危险。歌诀有云：“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鲁迅称为“太平歌诀”，说：“‘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又说：“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分析国民党政权时，曾经这样指出：“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政权就是它自己的选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政权的现代化和发展的动力如此微弱的基本原因；但也是为什么尽管有腐败和行政机关的懈怠，政府的官僚机构还能支撑这么久的原因；以及为什么这个政权能够在鲜有其成员的更换，又无新思想的补充的情况下存在了20年以上的原因。”易劳逸使用“选民”的概念是不切实际的，中国没有普选，这个政权完全是以枪杆子的力量强迫国民接受的。然而，这里所揭示的关于政府的素质取决于国民这一方面，具有一定的真理性，至少与鲁迅一贯重视“国民性”的思想颇为一致。在广州，鲁迅多次讲演，都涉及到革命群体的信仰和觉悟问题。及至事变发生，再次证实了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这时，他却并没有像一些精英人物那样充当说教者，一味加以责备。他深知，“民魂”的发扬是未来的事，“思想革命”不是在旦夕间可以完成的。目下惟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对付杀人者，也即“有枪阶级”。他确认他的目标不会出错，而且，他不会轻易放弃这个目标。正如历史上著名的雅各宾派人物圣茹斯特对革命所做的表述那样：“一个民族仅有一个危险的敌人：它的政府。” 　　清党运动给鲁迅的精神带来极大的震荡。中国的所谓革命，原来不过是一场虚幻。“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且看不见戏的收场，到处是恐怖，恐怖，恐怖。历史的进化未必是有确凿的证据的，北京的“三·一八”惨案，还是政府专一的对付学生和群众；这次杀戮青年的，倒大概是青年，他们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不但毫无顾惜，且有胜利者的得意之色。这岂不是大倒退吗？事变发生后不到半年，鲁迅发表了一篇《答有恒先生》的信，公开对大屠杀的态度；对于社会的变动和自我思想的变化，信中也做了总结，末尾是舒愤懑，说是恐怖过去之后，来的不会是好东西，好像他对此后较长时期的黑暗是做了准备的。为了救助自己，他说还得借用老法子，就是麻痹和忘却。其实他做不到这样，所以，接着又说了“还想从此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但是，这位惯于以阴暗心理推测中国的将来的人，至今还想像不出党国对于个人言论的禁锢会是何等严密，再过一些时候，连发表的地方也快没有了。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以上是鲁迅在1926年10月编定《华盖集续编》时在末尾写的“八句话”，到了1928年10月校讫《而已集》时，又把它用作题辞。前者写于发生“三·一八”惨案的当年，后者则写于“清党”前后；这种前后的衔接和重复，无论对于死者还是对于生者来说，都是有着纪念意味的。“世事也仍然是螺旋”，除了纪念，即使指出历史在杀人方面的近似之处，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一方面作着抗议，说是“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而另一方面，又作着挣扎和呻吟，说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所谓“一党专政”，不过才开了个头，一个酷爱自由的人就已经不堪折磨了。事实证明，无论赞颂还是攻击鲁迅的人都过于夸大其辞，他并非那类一往无前的勇士，有着金刚不坏之身

朵咪

3.“一党专政”的国民党

http://book.sina.com.cn 2003年07月14日 15:19 新浪读书

连载：鲁迅的最后十年 出版社：

国民党一面清党，一面北伐，于1928年6月占领北京，10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12月东北易帜，中国宣告“统一”。清党期间，蒋介石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公称“‘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惟一出路”；实际上，此前国民政府在组织法中已经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模式，即：国民政府必须接受党的指导和监督，一切施政方针及立法原则均由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后，以政府名义执行。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包括司法机关在内，一律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性指导；而党组织，则延 伸和渗透到社会、产业、文化、教育各个部门和组织中去，直达基层。1931年5月，由党操纵的国民大会通过《训政时期约法》，以具有宪法效用的规范性文件，肯定一党统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这种以政党代替君主的独裁形式是首创的，所以叫作现代独裁。 　　作为一个东方政党，中国国民党与西方政党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第一批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激进党等，是在十九世纪随着选举委员会的产生、发展、扩大而自然形成的；选举一结束，党组织基本上处于“冬眠”状态。美国两大党结构松散，乃致有“跨党”现象，后来简直成了为选举而组织的党。至于一些“群众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如社会党、社民党和共产党，也都与选举有很大的关系。西方政党是在合法的、公开的、竞争性的政治活动中，而不是军事行动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至于中国国民党，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它先后被置于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严密监视之下，根本失去合法性，因此武装夺取政权必然成为党的主要目标。这种军事性质，是侠和盗的产儿，一开始便带给党以封建社会的特点：强制性，秘密性，黑箱操作。政党领袖如同《水浒传》中的宋江那样，是被推选而非竞选出来，其权威性，则有如韦伯所称的卡里斯玛。伏尔泰称为“父权制”，说中国组织的完善性是“惟一建立在父权制上面”。美国学者所罗门对这种权威关系作出如下的演绎：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以“服从-支配”的综合病症为特征的。其实东方社会有一种同一性。布哈林讲笑话，说人类历史可分为这样三大阶段，即：“母权制”、“父权制”和“书记制”，都属集团专制，明显地带上前苏联社会的胎记。领袖对于党员，也是优化与驯化的结合。由于整个党被看作是先进的人物的集合体，是人民的代表，所以国民党会排斥他党的存在，孙中山会要求全国人民成为革命党，而有“训政”——“改造人民思想”——之说。孙中山的自由民主虽然源自欧美，但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否定了其中与这些思想观念相联系的价值基础：个人主义。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孙中山认为中国“自由太多”，从而强调集中和纪律，强调三民主义与传统文化——其精义是“王道”文化——的关系，整个思想框架仍然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他说：“我们革命党，向来以三民主义去革命，不以革命去争自由。”这样，就把主义与自由对立起来，同时把革命同自由对立起来。脱离了自由的主义和革命，终有一天要走向独裁的主义和革命，这是无法避免的。 　　早在“联俄”之前，国民党自身的反民主的倾向已经相当明显了。“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将个人绝对权威引入党组织，以致建立起了军权、党权与个人集权诸因素的统一的模式。从苏联引进“以党治国”的理论之后，改造了原来的三民主义，所谓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理论，开始以党权为核心，于1924年1月第一次党代会时正式确立“民主集权制”。 　　由一党专政所确立的党权政治，是一种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即通过党组织对国家以至全社会实行高度控制。在夺取政权以后，一党制的首要目标，就是在消灭异己之后，用党员占据和充实所有的行政职位，达致国家和政党的完全合并。其结果，必然导致普选制的废除和党政不分。民主社会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体现在宪政制度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权力分立，从根本上否定任何无限权力、最高权力、有组织的权力有任意行事的权威；而三权合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在形式，却让人无时不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正如孟德斯鸠指出的那样，它既可以用它的“一般意志”去蹂躏全国，又可以用它的“个别意志”去毁灭每一个公民。表面上是政党与国家并存，实际上政府是政党的影子，呈一种“无形状态”。第三帝国就是这样。对此，托马斯·马沙利克形容说：“即使是一个专家，如果他想阐明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也会被逼疯。”两种权力源——国家和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并列关系，而是表面权力与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其中，喧嚣的政府机器掩盖和保护了政党的真正权力。一党专政，用阿伦特的说法，是以新增的一个阶级，官僚阶级，特权阶级，“将国家当作私有财产来占有”。海耶克指出，自由主义宪政理论家关于在最高立法机构里，不应当存在政党那样有组织的利益团体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纯粹的立法权应当表达的是意见，所以不应被交给特殊利益的代表”。党组织的高层对特权的追求、迷恋和维护是无止境的。 　　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著名的“寡头垄断铁律”，在国民党及其领袖人物蒋介石的身上有着极其充分的表现。在提出“能期望蒋介石做得更好些吗？”“他得对这个党和这个政府的弱点负责吗？”的问题时，美国学者兰比·沃拉在著作中接着回答说：“这些弱点反映了仍然束缚着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依赖权势的综合病症；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领导政治而非通过复杂的机构网络来接受政治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忠于宗派，利用裙带关系、腐化堕落、惯耍阴谋的政治；公家事务和私人生活不分、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不分的弊病。中国要引进可以强迫党和政府作出解释的现代机构一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蒋经国说“中国是共和国”，“国民党是在列宁协助下建立起来的”。在共和制的国度里，人民不但不能控制政府，反而为政府所控制，这是一种假共和。政体是可变动的，它往往并不符合某种标准的范式，而呈现为这种政体与另一种政体的重叠和混合。古罗马在渥大维时代，名义是“共和国”，有公民会议、选举制度、元老院等等，渥大维也自称是“第一公民”，实际上是终身制，任命制；他本人即兼元首、元帅、最高代行执政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是本质上的君主独裁制。凯尔森在其名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有一节专门谈到“政党独裁”，说在一党制国家里，领袖崇拜，个人自由的完全压制，宪法的无效性，集权经济及强制性调整，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他指出，既然法律的制订和运用均操之于统治党之手，其他各种民主制度，都无实际意义可言；“在政党独裁国家中，选举和全民公决的惟一目的就是掩饰独裁的事实。”然而，靠清党和杀戮上台的国民党，连选举和全民公决这些形式都给废弃了。根据领袖既定的建国程序，后来也有所谓的修宪之举，试图仿效西方民主国家对权力加以限制，那结果只能是走过场。在“以党治国”的情况下，只要政治权力中这一完整因素不能取消，从完整权力到分散权力的转变就永远无法完成。

朵咪

4.“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http://book.sina.com.cn 2003年07月14日 15:24 新浪读书

连载：鲁迅的最后十年 出版社：

任何阶级、政党或群体，要有效地掌握和运用权力，离不开组织这个因素。从秘密组织发展起来的国民党，在接受苏联的指导之后，特别重视组织的扩大和完善，从群众组织直到特务组织，都有党插手领导。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他的研究著作中指出：“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政府是组织的垄断者。每个组织、社团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归属于政府之下，不然就被认为敌对于政府，因而也就被认为是危险的。在历史上看，非政府组织只有秘密结社和各种同业行会，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是受到严格约束的。一些自卫性的团体是允许存在的，而一旦 它变成一种压力集团时，政府就要将其解散。出自民间的组织被认为是充满爆炸性因素的。任何一个能够控制民众运动的新兴组织的产生，都构成了对政府的威胁，只有在它形成之前将其摧毁。同时，一定程度上还是因为组织总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像公民对统治者效忠一样，新兴的组织意味着新领袖的出现，而新兴的领袖就构成了原有统治者的事实上的对手。结果便是：过去一个长时期以来，所有新兴的组织都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五四运动以后，国民党便开始注意吸纳学生，领导和组织群众，动员地方团体包括家庭、宗族、保甲、村寨、行会以及秘密协会，还有新成立的工会、青年和妇女团体，参加旨在推翻旧军阀的斗争，也即“奉旨革命”。清党时，同样利用组织的力量消灭异已，统一效忠于新领袖。后来的“新生活运动”，还是试图通过有组织的推动去进行的。美国学者派伊所以说中国“易于统治”，就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人民自己统治自己”。以蜂窝状的群体组织，遵守内部纪律和自给自足以维持一种预设的秩序。这是有传统根据的。但是，苏联的组织无疑提供了新的经验。组织化完全用于控制，即极力设法达致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的同一；而这些民间组织，却并不像西欧的那样形成一种压力集团，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米切尔斯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不论谁说到组织，都是在说寡头统治。”对国民党来说，这是合适的。 　　这样的党，既然有能力控制全国的大小组织，便有能力推行思想统制。所谓“训政”，“以党义建国”，实质上意含了思想的控制。意识形态一旦与政权力量结合在一起，将使控制的效率获得空前的提高。蒋介石上台后，政治宣传的首要任务，就在维护正统性和统一性。1928年开始，国民党通过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此时，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卷入这种讨论的报刊有《新生命》、《生路》、《现代评论》、《星期》、《时事新报》、《中央日报》，以及《新月》杂志等。一些政治人物及御用学者从“清党”后一党独大的“现实”出发，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符合国情的；并且认为，国民党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的。如周佛海便称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具有某种代表性；这样，由党和国家施行的种种强制性措施，根据定义也就不再能解释为压迫了。据说到了党权时代，思想的统一是十分迫切的，无条件的。“以党治国”，形式上是党组织、党义、党员三位一体，这是参与建国方案讨论的报刊大体认同的。人民必须绝对信仰三民主义，有人甚至鼓吹，除了真正的三民主义者以外，对其他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则应予以禁止。孙中山的“遗教”成了合法性的来源，领袖的理论成了类似宪法的规范性文件。这在宪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灌输正统理论的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政要人物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代言人，致力于以忠诚为核心的传统道德说教，强调“统一、和谐与服从”，实行政治专制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整合。英国学者波兰尼说：“正统性主张是一种非常令人生畏的权力工具。”在专制主义者那里，正统性是根本的。关于意识形态统治，波兰尼的观察相当深刻，他分析说，在极权专制之下，即使人们非常讨厌统治者，普遍地否定官方的正统做法，也无法产生别的思想运动。结果，“官方的种种意识形态就频繁而自动地被人们用来解释事件，即使他们并不支持这些意识形态。专制主义已经清楚证明，除了通过有权威的机构操作外，没有任何现代文化——无论是个体的还是市民的——可以生存。”这样，也就只好任由专制主义逞能了。 　　极权主义的分析家们普遍认为，极权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有别于传统的君主专制或寡头政体的是，它是由惟一的政党和操纵该党的那些人对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实行的绝对统治。它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恐怖与宣传的结合。阿伦特补充说，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宣传则为灌输所取代，特别强调其中的强制性。至于制造恐怖的手段，则并不完全取决于暴力，重要的还有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控制技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算不算极权主义呢？易劳逸评说道：“1927年后，由蒋介石一手塑造的政府既不极权又不民主，而是在政治上摇摆于两者之间。”依此看来，好像算得上准极权主义。实际上，这是一个带有学究气的结论。极权主义应当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的一个极端，虽然有方式和程度的不同，但实质是一致的。按照弗里德里克和布热津斯基合著的《极权专政与专制政治》所列举的极权主义社会的几个指标，如：以一个独裁者为首的独一无二的政党，精心制作的意识形态，恐怖系统，严密的组织，对军队的垄断，国家官僚对整个经济命脉的操纵等，国民党统治下的“党国”是符合标准的。脱胎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朕即国家的专制主义，部分接受苏联和德国模式，加以经受中国本土的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的训练，以及大独裁者蒋介石的个人作用，国民党形成为一个极权专制的政党是必然的。由于前期更多地受到西方，其中主要来自法国大革命——这是与苏联十月革命不同性质的另一个革命系统——的影响，一批元老人物，多少算得是信仰自由主义而非集权主义者，可以抵消一点党内的独裁倾向；此外，军事割据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政治大一统的形成，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障碍。然而，时间离辛亥愈远，国民党愈加暴虐和腐败，国内自由民主的处境也随之变得愈坏。当民族问题变得十分严重的时候，终于演变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全盛局面，那是一个“顶峰”。

朵咪

5.鲁迅：“一党专政”的顽强反抗者

http://book.sina.com.cn 2003年07月14日 15:30 新浪读书

连载：鲁迅的最后十年 出版社：

1927年10月，中秋刚过，鲁迅偕同助教，他的学生和爱人许广平一起来到上海。 　　因为前夫人朱安的关系，北京是肯定无法安住的了，而广州也早就成了可怖而又可憎的地方，上海可以说是荆天棘地无处容身的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然而，作为一个现代大都会，“清党”过后，它已然成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大院，是党国要人，官僚买办，特务流氓经常出没的所在。文人也纷纷南下，连过去的对头，现代评论派诸公也都陆续来到了 这里。鲁迅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已经无法绕开。 　　不想重返北京，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以他目前的危险思想，显然没有资格担任教席；大学实行的是“党化教育”，哪怕专一的讲授小说史，也已经是非分之想了。况且，既经选定写作为职业，而这份职业又是与教学相冲突的。恰好这时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旧人蔡元培意欲聘为“特约著述员”，并且答应受聘后仍可自由撰述，他便收受了聘书，决定稳拿政府月薪三百元，再来做骂政府的著作。 　　时局变化太快。昨日还在革命，今天便成了“反革命”；昨日还是“流寇”，今天却成了“坐寇”，而且“占山为王”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昨日还可以谈谈中国的坏话，今天成了“党天下”，“一党专政”，就不许乱说乱动了。这种变化，对于鲁迅这个一贯把中国历史看作是一种恶性循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即所谓“一治一乱”的循环——的悲观论者来说，应当不算太突然。即如说他相信进化论，在大屠杀中出现青年告密和杀人的情形，这种“变异”，原本就包含在达尔文的理论里面；在个人经验上，高长虹等也已经给了他质疑青年的种种根据，因此也不算得太突然。再说“一党专政”，作为一种政体形式，此前苏联一直在实行，历时将近十年，同样不能说是突然的。对鲁迅来说，感受最突然的，就是国民党的如此“游戏”般的杀人；此等杀人，打破了一个合法政权的政治实践所容许的限度。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苏联在内，在他看来，充军，监禁，杀头，也得先有罪名，不像中国这样先杀人后定罪，而且是“聚而歼旃”的。关于中国人的当务之急，他早就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其中即包涵了我们惯称的基本人权。这些权利，不是任何政权所赐予的，自然也不是任何政权所可剥夺的。鲁迅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抨击，首先就集中在杀人上面，因为杀人事件本身便集中了人性、人道和人权的所有问题。他自嘲地称之为“浅薄的人道主义”，显然，与当时绕开杀人而谈“人权”的胡适一流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以及绕开杀人而言“革命”的郭沫若等激进主义批评家，都很不一样的。 　　鲁迅既然不满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是，为什么对“一党专政”的苏联会抱支持和赞颂的态度呢？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对于苏联，侵略过中国的所有的帝国列强，以及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所有反动的政府，无不施加攻击。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苏联是弱小的，孤立的，被压迫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希望获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一方面又极力诋毁它；在意识形态方面，则是根本对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确实全面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濒危症候，它的再生能力，作为被称之为“民主国家”或“福利国家”的特征，只有到了二战过后才开始逐渐凸显出来。苏联作为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的各种制度和政策，正处在实验过程中，而这些出现在初级阶段的致命的因素，全部被封闭了起来，显示在世界上的是一个以国防工业为驱动力的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庞大畸形。相形之下，鲁迅与世界上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对这样一个“工农国家”表示同情和支持是正常的。这里有道义上的原因，社会理想的原因，但也不无事实上的根据。鲁迅对苏联的态度，较集中地体现在他为林克多《苏联见闻录》作的序文里。他所以肯定这个新国家，是因为那里的设施合于人情，生活像了人样；那里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文中还突出地说到“生产力”问题。不过，更大量的事实，反面的事实，诸如强行农业集体化，反犹主义，肃反等等，都没有浮出水面而为大家所认识。如果不是像纪德那样到了苏联作实地考察，实在只好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但是，即便如此，对于所知的苏联官方的各种决定，鲁迅也并非盲目认同。比如在文化方面，苏联对列夫·托尔斯泰的纪念，“奖其技术，贬其思想”；对于所谓“同路人”作家的贬抑，试图以官方决议的形式解决一般的文艺论争等等，都是他所怀疑的，不同意的；特别是头号“阶级敌人”托洛茨基，他颇赞同其文学思想，明知他已经“没落”，仍然多次称引过，运用过。说到交友的原则，他说是“取其大而舍其小”，其实这也是他“知人论世”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在大的方面，他认为苏联代表了无产阶级大众的利益，致力于奴隶解放。倘若没有积累到相反的信息，足以动摇和改变对这一政权的性质的根本看法，这位平民作家就不会像那些标榜“客观”的学者那样去指责它；因为这样一来，倒又多出了另一层“客观”，恰好投合反对苏联的政府当局的需要。这种相当于“取媚”的做法，是他所不能为，也不屑为的。 　　对于苏联，“一党专政”作为一种政体形式，并不曾引起鲁迅的重视。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政制，比起传统的各种独裁制度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在鲁迅看来，两者完全有可能达致相同的效果；也就是说，形式在政治的实际操作中远非理论认识的那么重要。早在1907年，他写过一篇《文化偏至论》，说到近世文明时，把“国会立宪”概括为“众治”，而与传统的个人独裁相并论列，说是“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还例举了“立宪既久”的西班牙葡萄牙诸国，说明宪政民主形式的迁变不是根本的。鲁迅是一个本质主义者。他指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而不是物质主义和宪政主义。这里的“人”纯指个人，具有充实的“内部生活”和“个性尊严”的个人；“旨在立人”就是“尊个性而张精神”，重在国民个体素质的改造和培养，个人主义的发扬。在文中，他列举了一批“先觉善斗之士”，盛赞其“反社会民主之倾向”，力陈“众数”的不可靠。显然，他是主张以个人对抗集体，以精神对抗物质，以至物质化的一切形式，包括宪政主义在内的。如果缺乏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人，则很容易为打着各种民主旗号的政党和领袖所利用，或者自愿“与国民合其意志”，无条件服从国家专制。稍后崛起的斯大林的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都是“一党专政”的，与其说要害在于破坏了现代民主宪政形式，无宁说是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剥夺和牺牲了任何个人。事实上，希特勒及纳粹的上台，恰恰是循守了德国既定的宪法规范的。民元时期，中国也曾有过宪政民主运动，结果以宋教仁被刺告终。“共和”的果实先后落入巨*的手里，从党章到国法，各种有关民主的规则条文，统统成了阴谋家左右其手的工具；“假改革公名”是常见之事，实际上“植党营私”而已。鲁迅是重“实质民主”而轻“形式民主”的，这与他自觉的奴隶身份以及自许的“思想界之战士”的使命有关；但是，对宪政形式的轻视或忽略，毕竟给他的政治思考留下一定的空洞地带。如果能够对政体形式问题有足够的警觉，或许能够在苏联评价态度上有更多的保留。当然，这并不妨碍鲁迅对实施“一党专政”所形成的新式独裁专制的反抗；甚至可以认为，惟其不重形式而重实质，所以对国民党政权的抨击能表现得更准确，更深入，也更彻底。 　　鲁迅到了上海以后，正值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建立以致相对稳定的时期。鲁迅概括说：“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罗网，张遍了全中国。”这时，鲁迅反对“一党专政”，开始逐渐从清党杀人转向“党国”杀人，转向对正统性和统一性的揭露上面；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对民间性、异端性、反叛性的辩护。他撰文直接评论官方的政策以及相关的政治行为，直至参与以争取自由人权为目标的民间团体，保持了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与实践的知识分子的某种一致性。由于鲁迅自觉地挑战党国的意识形态，这样，他不能不把主要的力量用于对付那些制定并实施文化政策的机构及其成员，对付全部的工作在于维护现存秩序的文化同行，所谓“知识阶级”，教授学者文人之流，即他所惯称的叭儿，宠犬，媚态的猫，脖子上挂着小铃铛的山羊。他的反抗，不能不带上文化斗争的性质。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过于严酷，他惟以一个原始造反者的勇气和现代启蒙战士的智慧，创制一种文体，一种便利于战斗的武器：杂文。这种文体的最大特点，还不是讽刺和反语的运用，不是叙述风格学的，而是知识社会学的，是鲁迅在最广阔的历史语境里，把官方加以严密限制的信息，事件和思想，通过知识的相关性，使之神兵一般地在最需要的时刻出现。杂文是由专制主义所造就的一种反专制文体，是文体学上的“壕堑战”和“散兵战”。 　　吉姆·麦克奎甘在论及批判知识分子的时候，相应地使用了一个“不满的文化”(Culture of dissatisfaction)的概念；并且指出，这种不满的文化以其不间断的对传统力量和现存秩序的反抗，而成为文化监督范围内进步变革的主要动力，因此，它是所有官方文化政策驱之不散的幽灵。鲁迅在“一党专政”的独裁政体的压迫之下，以他的强韧持久而卓有成效的反抗，成为现代中国的“不满的文化”的一个永久性的象征

朵咪

他的反抗，不能不带上文化斗争的性质。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过于严酷，他惟以一个原始造反者的勇气和现代启蒙战士的智慧，创制一种文体，一种便利于战斗的武器：杂文。

朵咪

1.困扰鲁迅的革命问题

http://book.sina.com.cn 2003年07月14日 15:42 新浪读书

连载：鲁迅的最后十年 出版社：

这是一出关于人道主义者的戏剧：鲁迅愤慨于国民党的“屠伯们”以共产青年的血洗自己的手，然而刚到上海，几乎立即陷入了一批青年共产党人的围攻之中。 　　由创造社元老成仿吾挂帅，纠集了刚从东京留学回国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诸人，创办了一份新刊物《文化批判》。除了创造社及老牌的《创造月刊》以外，蒋光慈、钱杏邨等人又成立了“太阳社”，出版了《太阳月刊》。两个社团互相之间有过 磨擦，但是，提倡“革命文学”是一致的，攻击鲁迅也是一致的。 　　创造社成立之初，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颇不相同。现在，他们一反从前的姿态，强调的是文艺的宣传作用。被这批青年理论家标榜为五四以来惟一的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作家郭沫若，著文反对“个人主义”，宣称“宁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为大众人请命”，号召文艺青年“当一个留声机器”，否则，“那就没有同你说话的余地，只好敦请你们上断头台”！他们首次规定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反映着何种的意识”是首位的，“结构和技巧”是次要的。关于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的问题，大约因为这是阶级意识在创作中的表现，因此特别重视。钱杏邨认为，如果要暴露黑暗，必须同时创造光明；没有光明的创造，那么暴露就是“盲目的暴露”。在他看来，鲁迅“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切的行为是没有集体化的”，“不是革命的”，所以“眼光仅及于黑暗”。他写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宣告“阿Q时代”早已死去；接着又写了《死去了的鲁迅》，宣告矜持于暴露黑暗的鲁迅自己也走到了尽头。在发表的论文中，夹带了大量的谩骂和恐吓，甚至纠缠于年龄气量年纪以至于牙齿的颜色。郭沫若化名杜荃的文章是最有代表性的。他把鲁迅描绘成极端仇视青年的“老头子”，“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最后，他这样“决定”鲁迅的“时代性和阶级性”：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鲁迅被迫应战。 　　由于对方使用的是新式的理论武器，要做到知己知彼，他不得不购读大量日文版的社会科学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著作。结果他发现，马克思并不如他的学生一般的锻炼周纳，晦涩难解，作为一种明快的哲学，反而使他更清楚地观察到了这批青年理论家的症结所在，纠正了自己原来思想中的进化论的偏颇。他后来为《三闲集》作序时，声明说是“感谢创造社”，即是为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无疑丰富和深化了他的思想；在反驳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的“人性”论时，可以见到他对阶级论的熟练的掌握。但是，这位思想者不会让他的思想囿于某种主义和理论之中；例如在论及文学的阶级性时，他说明道：“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可见他并非那类“纯马克思者流”，在他那里，阶级论同进化论，以及别样的理论一起互相补充，取舍惟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效用如何。 　　现实中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鲁迅。其中，最急迫的问题是革命问题。党国的建立是否意味着革命的终结？如果有必要重提“革命”，那么将赋予它怎样的一种涵义？对于“革命文学”的思考，鲁迅不能不再度回到“革命”本身。他认为，只有弄清楚革命的实际境遇，才能根据文学对革命的态度，作出合适的判断。 　　革命，这是一个“褒词”还是“贬词”？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大约这是只有学者一流才会提出的问题。在西方，对革命一词的一般看法，既包括法国大革命式的激进的变革，也包含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渐进方式。霍布斯鲍姆的名著《革命的时代》，即从“二元革命”的方向进行论述。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追溯革命的缘起，认为自18世纪以来，“革命”含有暴力的意义。但是，使用暴力又如何呢？当除去暴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不足以推翻现实中的罪恶的社会关系时，当统治阶级已经无法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服从公意，甚至公然蹂躏由它自身制定的法律而使暴力合法化时，人民有权实行暴力革命。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说：“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的行为，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是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无论这些短促而频繁的革命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别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过错或不幸。”否定革命存在的合理性，便否定了人民主权本身。革命是一种方式，一种手段，但首先是一种权利，任何人都无权从人民那里夺走这一权利。鲁迅是赞成革命的。他说：“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革命有种种。他就曾经有过“大革命”和“小革命”之分，“小革命”是指渐进的，改良的，“大革命”则是激进的，包括使用暴力在内。他并不反对小革命，当然也不反对大革命，只是反对伪革命和反革命。所谓反革命，就是对反动权势的依附，对现存的黑暗秩序的颠覆的颠覆。至于伪革命呢？他在稍后的一次同样关于文艺问题的讲演——其中很大的成分仍然是针对创造社的——中说到中国的革命，说：“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后，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朱元璋曾被尊为“民族的革命者”，其实大谬；现今的领袖又何尝是？这位从青年留学日本时起即倾心于革命的人，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一直到后来的国民革命，看来看去，他便觉得迄今为止中国的所有革命都不算数，一切都得从头来过。 　　他既否定了已经发生的革命，未来的革命如何呢？从革命文学者的本身，他看到，革命被演变成为一种“流氓”行为，其一是“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二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这样的“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自己没有坚定的信仰，又不容异己，“惟我是无产阶级”，那情形是可怕的。他说，倘使他们真像列宁一样掌握了政权，地位将要飞跃又飞跃；而像他自己一类的人物，则将被划到更反动的阶级里，那样至少也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这并非是鲁迅在驳难时使用的夸张的语言，无论是作为个人主义者，还是作为人道主义者，对于未来的革命，他都怀有一种根本性的焦虑。

朵咪

2.何为“革命文学”？

http://book.sina.com.cn 2003年07月14日 16:08 新浪读书

连载：鲁迅的最后十年 出版社：

早在广州的时候，即有“革命文学”之说，还有过什么“革命文学社”之类。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到底如何？鲁迅曾在黄埔军校做过一回讲演，题目就叫《革命时代的文学》，分三个阶段考察：一、大革命之前，所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不是革命文学，倒是压迫者乐意看到的，因为等于喊冤；怒吼的文学，复仇的文学也不算革命文学。二、大革命时代没有革命文学，连文学也没有，因为文学总是需要余裕的。三、大革命成功之后，有两种文学：对新制度的讴歌和对旧制度的挽歌。但中国是没有的，因为中国的革命没有成功，不过是“奉旨革 命”，整个社会没有改变。即使有歌颂革命的文学，也不能算作“革命文学”。可见鲁迅对“革命文学”这个名词，基本上是抱虚无的态度的。这固然与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有关，也与他的文学观念有关；他认为，文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自然产物，不是任何宣言可改变的。清党以后，革命已从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转变为对于失败者的革命，那么，所谓的“革命文学”是什么东西呢？鲁迅作《革命文学》一文，指出：“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显然，这是御用的“革命文学家”的最痛快而安全的制作。当此革命遭到挫败时而忽然旺盛起来的创造社派的“革命文学”，虽然没有绕着指挥刀的刀尖旋转，但也同样采取激昂的、凶恶的、充满恐怖感的宣传姿态。这样的“革命文学”，鲁迅指出，“许多许多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装瓶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甚至指为含有砒霜的食物，同“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一样，对于真正的革命反倒是有害的。 　　在与创造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始终保持低调。他不赞成把革命从文学分开，凌驾于文学之上，而是把革命，所有观念性的东西统一到文学那里。文学必须首先成为艺术，具有文学性，然后才是其他。他认为，所谓的“革命文学”是反文学的，在文学问题上，显示了作为一个专门家的出色的专业眼光。这次论争，在许多问题上，如文学的性质，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意识，文学与生活等等，重新回到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的主题，而有了新的开拓。其中，文学精神仍然是最重要的。通过论争，双方都把各自的观念系统化了，从而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大传统的对抗的开端。 　　从发生的意义上说，文学是作家心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并且以流露本身为满足。因此，一切对于文学的“服务”和“宣传”之类的要求，都是强制性的，违背文学自身的性质的。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的说法：“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文艺作品应当是一个美学的自足的世界，宣传只是通过审美而显现的一种客观效果；如果为了宣传，把外在于作家主体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东西塞进作品，必将从内部瓦解艺术。在稍后的一篇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鲁迅说：“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在这里，前提是艺术品，而且只能是艺术品。与此同时，他强调了艺术产生的本然性，也即作家的真诚。真诚是作品的生命。正如他曾在《怎么写》里说的：“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宣传把艺术品当工具，难免要破坏真诚，因为那不是固有的东西。鲁迅多次说过，他对“宣传品”一类的东西是心存疑虑的，说：“对于先有了‘宣传’两个大字的题目，然后发出议论来的文艺作品，却总是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样，就和雒诵教训文学的时候相同。”但也表示说，“发抒自己的意见，结果弄成带些宣传气味了的伊孛生等辈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发烦。”理由就是易卜生等人的宣传样的作品，首先是“发抒”自己的；至于“宣传气味”，只是因为有了自己的意见之后给“弄”出来的罢了。 　　在稍后给《自选集》做序的时候，鲁迅曾戏说自己五四时期的作品是“遵命文学”，“革命文学”，因为当时所取的步调和文学革命的前驱者是一致的；其中也不无一点“宣传”的动机，即“喊几声助助威”，但是重要的，遵命不是“服务”，而是来自“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所以，在他进一步解释“遵命文学”的时候，会强调说，“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问题。在新文学的发轫期，文学没有禁区。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讴歌自然，崇拜自我，礼赞神圣劳工；破坏偶像，打倒权威，诅咒万恶社会，都无不可。自然也有一些如鲁迅说的那类“含泪的批评家”，在个性解放的潮流面前拼命维护旧礼教，但是，这只是道德的约法而已，对于文学仍然没有约束，把社会生活和想像世界划分为不同的管辖区，并且具体规定了作家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对于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来说，大约就从这个时期开始。凡文学，一定要歌颂光明，如果现实中没有光明，就制造光明，因为未来是代表光明的。这样，文学的真实没有了，自由没有了。一切都落入了一个预设的框架。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最早制造了这样的框架，中国的革命文学家把它全盘接受过来了。 　　而鲁迅恰恰把黑暗看成是实有的。光明是什么呢？如同希望一样，那是未来的，隐匿的，不可知的。那是绝望的虚妄，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他认为不能把可能描写为实有，相反要揭示这光明的虚妄；所谓光明或者希望，只是形成于反抗的过程中。文学家的反抗，正在于暴露黑暗。革命文学家与此相反，他们的所谓“斗争”，却是对暴露和反抗的否定。在论争中，鲁迅对创造社的批评，主要在于创造社不敢正视现实中的“暴力和黑暗”，即他说的“超时代”；至于“挂招牌”，“吹嘘同伙”之类，还在其次。他指出，“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恶枭鸣，只拣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他多次使用“超时代”一词，概括革命文学家的要害问题，指出：“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一样地欺人。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着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这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其结果，不过多卖几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挣得揭载稿子的机会罢了。”他后来说创造社是“才子+流氓”，这“才子”就指的是“大团圆”迷幻，“畏惧黑暗，掩藏黑暗”。其实，“革命文学”只是一个“伟大的招牌”，制造的是自欺欺人的“骗局”。在给叶永蓁的小说《小小十年》做的《小引》里，他这样写道：“中国如果还会有文艺，当然先要以这样直说自己所本有的内容的著作，来打退骗局以后的空虚。因为文艺家至少是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什么意识。”真正的文学，第一内容要是“本有”的，第二要是“自己”的；而就作家自己的一面而言，“诚心和勇气”是最基本的；就是说，第一是属于“本心”的，第二才说到“意识”的，无论何等正确的意识，也都不过如此。

朵咪

3.持续一年的论战

http://book.sina.com.cn 2003年07月14日 16:13 新浪读书

连载：鲁迅的最后十年 出版社：

所谓世界观问题。在“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好像“世界观”这个词还不见怎么流行，却是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对于创造社一派来说，由于强调阶级意识，因此常常给对方戴上敌对阶级或没落阶级的帽子。说到作家主体方面，鲁迅并不限于观念意识，而是把它扩展到包括人格在内的整体的精神结构，因此总是说“人”；说到“革命文学”时，就说“革命人”。譬如说：“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他还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这种文学观，基本上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他反对“趋时”，反对硬造那类“突变式的英雄”，但是，又强调指出：“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他认为，一个作者，是应当考虑到“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的”。作为一个启蒙思想战士，他不能不对文学提出进一步的道德要求。只是这一要求，不致损害文学的真实性，首先是主体意识的确然性。“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他说，“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 　　大的方面是国民性的改变，至于个人方面，则是素质的改变。个体素质的改变同样是困难的，所以鲁迅由来反对“突变”之说，虽然也不排除改变的可能性。精神结构有两个层次，一是人性和阶级性，一是意识与无意识。人性借阶级性而表现，但阶级性并不能代表人性，就像鲁迅说的，不是只有阶级性而已。阶级意识这东西，也不足以代表全部意识，更不要说无意识。因此必须弄清楚，所谓的“革命文学”，到底要求个人改变的是哪些成分，所谓世界观的改造，是否意味着以阶级性摧毁共同的人性，摧毁所有个人在内心建构的隐蔽王国？在中国，批判小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文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知识分子就算小资产阶级吗？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就都算小资产阶级文学的思想范畴吗？对此，鲁迅是持明确的否定态度的。他说：“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在哪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抬’。”他是反对贴这种阶级标签的，因为这类标签，不但于文学没有助益，反而帮了专制者的忙，增加对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作家的精神压迫。 　　创造社与新月社——通过梁实秋——对鲁迅的论争，从左右两翼完善了鲁迅的文学思想。梁实秋唯人性论，精英文化主义；革命文学家则唯阶级论，代表“普罗(无产阶级)大众”。到了左联以后，“大众化”问题的提出，有苏联的影响，政治宣传的实际需要，但是，同时也是革命文学论争的一个延续。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唱高调的“彻底”论者，基本上重复了创造社的理论，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说话作文，越俗越好。鲁迅认为，这种倾向发展开来，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他指出，文艺不能设法俯就，这样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取悦大众，做“大众的新帮闲”，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他赞成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但并非全都如此。现在只是为大众能普遍鉴赏文艺的时代做准备，所以说，“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 　　论战持续了将近一年，然后偃旗息鼓。临到最后，革命文学家的理论在一个长于论辩的好斗者的面前，成了强弩之末；党组织从内部进行干预，也未始不是一个原因。在环境最险恶的时候，鲁迅还说要“硬唱凯歌”，这种由对方首先休战的结局，当然让他感到快意。他告诉朋友说：“上海书店四十余家，一大队新文豪骂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销路如常，捏捏脚膀，胖了不少，此刻差堪告慰者也。” 　　但是很快地，鲁迅就同革命文学家们走到同一个营垒中来了，这就是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对于鲁迅加入左联，各式人物有各式说法，一说是投降中共，说是为中共所利用，一说是领袖欲，诸多解说，妄加猜测而已。鲁迅本人在左联成立的当月，有信致章廷谦，其中做“人梯”的自白，博大仁厚，诚挚感人。然而，他一面甘于被进步青年所利用，一面又对结盟的青年表示不信任。这才是事实的本相。即使成了“战友”，他也不忘重提这次“革命文学”的战事，且同样以令人不愉快的批判的态度出之。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如此，甚至到了“两个口号”论争时，也都仍然如此。鲁迅所以重视这次论战，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革命文学家”的左倾理论，文化组织的宗派色彩，运动式围剿式的论争方式，是最容易发生，而且十分危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文学”是对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反动；因此，鲁迅的斗争，实际上带有保卫五四精神——一场现代启蒙思想运动的斗争成果的意义。 　　1942年，毛泽东在战时延安作了一个著名的关于文艺的纲领性的讲话。这个讲话，可以说是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时创造派的观点，以及左联时期左翼批评家关于“大众化”的讨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等一些激进观点的整合。其中，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即宣传的观点，政治第一的观点，关于歌颂与暴露的观点，改造世界观的观点，都直接来源于这场论争，是在此基础上所作的更系统的整理，更明确的阐述，更带权威性的发挥。“革命文学家”的观点所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是必然的，为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这位政治家需要把文艺工具化，武器化，甚至把文艺家工具化和武器化。 　　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在一篇文学论文中，专门论述了所谓“《讲话》的构想和鲁迅的构想”问题。通过比较，他认为，两者是不同的。

朵咪

在他看来，鲁迅“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切的行为是没有集体化的”，“不是革命的”，所以“眼光仅及于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