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专栏—永远的勇者、我的精神导师

朵咪

鲁迅与朱安：

留给世纪的背影 孤独绝望的婚姻，明明白白的痛苦

叶卉

　 　　１９２４年２月４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大年三十。 　 　　夜幕降临了，时间向午夜推移。 　 ◎　母亲的遗物　◎ 　 　　鲁迅坐在桌前，手里的香烟燃着。一瓶烈酒已经喝完，第二瓶已经打开。稀稀拉拉然而又连续不断的爆竹声忽远忽近。 　　昏暗的灯光照射着桌上的几种饼饵。桌上放着几本残旧然而珍贵的古籍。另一边，古碑拓片旁散放着几枚古钱。 　　屋里很冷，鲁迅移动了一下身体，拿起酒杯从容地一饮而尽，随后又斟了一杯。这时，隐隐约约的牙疼又向他袭来。 　　除夕是中国人家庭团圆的日子，但鲁迅却独自守岁。 　　夫人朱安就在同一个院里的另一间屋。 　　几个月前，鲁迅和二弟因家务争吵後身体一直不太好。 　　鲁迅凝视着桌上的一堆书，一丝难以察觉的冷嘲从嘴角掠过，往事如一场恶梦。 　　１９０６年，远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母亲的反复催促下，终于不很情愿的启程回国。母亲想让鲁迅回家完婚，鲁迅回答说，让姑娘另嫁人为好。但母亲却来电报说：母病速归。 　　回家後的第二天，婚礼便要举行。这一天是７月２６日（光绪３２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 　　族人中帮忙者在这一天如临大敌，因为他们早就知道，破落户周家大公子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也不走科举正道，却剪辫子，学洋文，穿洋服，对这样的人，你不得不提防，小心他破坏祖宗礼仪。他们做好一切防范准备，然而一切都很平静，这使族人们很有些失望。 　　从姑娘一下轿，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甚么，他就干甚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都觉得很异常。 　　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套新礼服，他站在那里迎亲。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车高，这只脚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却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的很小的脚露出了真相。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以便使新郎喜欢。然而，现在却败露了。 　　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身材不高，人显得瘦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下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鲁迅静静地看了一眼新娘，在此之前鲁迅从未见过这个姑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 　　姑娘出身普通人家，娘家姓朱，也是绍兴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三岁。 　　在热闹的婚礼中，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一场漫长的婚姻灾难开始了。 　　婚礼的当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 　　鲁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第二天晚上鲁迅在母亲屋中看书，後半夜睡在母亲屋中的一张床上。 　　第三天晚上鲁迅仍在母亲屋中。 　　朱安在新房中独自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无名的痛苦使她不知所措。 　　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性的，这种痛苦影响了他今后的思想和生活，而朱安的痛苦绝不亚于鲁迅。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婚姻中，她从一开始就处于最为被动的地位。 　　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 　

朵咪

　孤守青灯黄卷　◎ 　 　　外边的爆竹又骤然响起。鲁迅又饮了杯酒之后，从怀里摸出一枝香烟，点燃後慢慢吸了几口。他拿出日记本打开，又在另外一张纸上计算一下最近的收入和开销，他把买书的钱一笔一笔工工整整地记在日记上。 　　看着这些帐目的碎片，鲁迅想到了朱安，“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１９０９年８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一所师范任教。翌年７月，回到绍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後任学监，後又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这段时间，鲁迅虽然人在绍兴，但很少回家，他住在学校。星期日白天，他有时回去，但主要是为了看望母亲，偶尔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鲁迅有意不与朱安接触。 　　从日本回国後的这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他「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他显得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３０岁。 　　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於自暴自弃。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棠的信中说：“仆（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说得很坦率，也很沉痛。 　　这一时期，鲁迅整理了大量古典小说资料，编成后来的《古小说钩沉》，然而，这书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守着自己的“家”编这样的书，痛苦是双重的，既有鲁迅的，也有朱安的。 　　正当鲁迅在极度痛苦中寻求出路时，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爆发了。翌年２月，已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４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迫迁往北平。５月初，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长达１４年之久的生活，而这１４年中的前７年多，鲁迅独居，渡过了３１岁到３８岁之间的岁月。朱安在绍兴，伴随着周老太太，度过了三十多岁到四十出头这段生命。 　　鲁迅到北京後，经济状况渐渐好了一些，开始在银行存一点钱。他此时完全有能力把朱安从家乡接来，但却连想也没去想这事。 　　鲁迅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沉湎於拓片残书之中。生命迫近第四十个年头，他准备“去自己死掉”。一直到《狂人日记》、《阿Ｑ正传》发表後的数年中，这种孤寂以及“死”的念头依然缠绕着他。 　　後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那时在床褥下面藏有利刃，被许广平发现拿去了。许广平恐怕鲁迅会作出某种举动。 　　到１９１９年，朱安已是４０多岁的人了，她结婚也有整整１３个年头了。对她来说，这１３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１１号这一处院子，共花了３５００元钱，其中一部分是向友人借的，一部分是卖掉绍兴老屋所得，其余的是自己几年来的一点积蓄。 　　八道湾１１号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放一些书籍杂物，中院是母亲和“大太太朱氏”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住，是二弟一家和三弟一家分住。 　　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心依然孤独痛苦。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也不想吃，但母亲就在身边，他把火压下去了。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他把它从屋中仍到院子里。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 　　虽然如此，但当朱安身有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并且扶她上下车，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 　　１９２３年夏，鲁迅同二弟周作人因家庭纠纷反目割席，同胞兄弟一下子成了仇人，两人从此再无来往。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思：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明确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８月２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６１号。”这次搬家 是借住。 　　迁到砖塔胡同，鲁迅与朱安依然是分居一室。有时母亲来住几天。在这一阶段，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朱安安排。鲁迅把足够的生活费用交给朱安，并且跟以往一样，亲自给朱安的娘家寄钱。 　　同院住的虽然有“二房东”俞姓小姐妹，但鲁迅和朱安还是感到比以往更别扭，因为他们中间缺少了一个中间人周老太太。为了减少见面，他们甚至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要放洗的衣服，一个是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换洗衣服，都通过这两个箱子来解决。 　　在砖塔胡同近十个月的这段日子里，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但是一切机会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们的婚姻了，更何况鲁迅根本就不想挽回甚么。随着岁月的流逝，鲁迅对朱安已经是连发脾气的必要也没有了。 　　鲁迅似曾也想开导朱安，但他们的精神思想相距太远，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有一次鲁迅告诉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也附和说她也吃过，确是好吃。鲁迅不悦，因为鲁迅说的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时吃过的，中国并没有这种食品。朱安想凑趣，但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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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岁开始的新生命　◎ 　 　　鲁迅又喝了一杯酒。今夜，他的酒量似乎特别好。他想着年关就立下的买房契约，准备年後赶快搬过去。夜正长，路也正黑，别的事他不敢想。 　　但是，新的命运正等待着鲁迅。 　　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５日，在砖塔胡同住了约十个月後，鲁迅和朱安搬进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２１号。这所新居纯粹是鲁迅自己的，兄弟们也不能干涉。搬入新居後，鲁迅和朱安依然分居。不久，把母亲从周作人那儿接来，他需要母亲，朱安也需要婆婆。 　　在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又住了约１０个月，到１９２５年３月，鲁迅收到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于是开始了新的生活。鲁迅时年４５岁，许广平２７岁，朱安４８岁 。　　翌年，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６日，鲁迅与许广平离京，几经周折，於１９２７年１０月上旬在上海同居。 　　朱安对鲁迅，甚至包括许广平并无怨恨之意，但她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有一次朱安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鲁迅）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然。可见，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盼望有一个鲁迅的孩子在自己跟前“走来走去”。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参加鲁迅的葬礼，终因周老太太年已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成行。西三条胡同２１号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辟为灵堂，朱安为鲁迅守灵。 　　１９４３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只剩朱安一个人了。 　　鲁迅逝世後，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是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後，朱安拒绝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很多时候，就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能保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卖书还债，维持生命”。 　　朱安登报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知消息後，委托朋友去向朱安面谈：不能把书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尖锐地说：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当来人向她讲到了许广平在上海被监禁、并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後，朱安态度改变了，从此她再未提出过卖书，而且还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许广平对这一点十分赞赏。 　　朱安还是个明白人，还是有些骨气的女人。 　　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９日，在凌晨这段时间里，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早一天，鲁迅的学生宋琳（紫佩）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後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朱安死後次日，接三念经，第三日安葬。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象未曾存在过一样消失了。她在北京度过了２８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６９个春秋。 　　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 　　从来没有如鲁迅与朱安这样孤独痛苦的婚姻。谁之罪？似乎找不到罪人，但痛苦却是明明白白的。 　

（摘自《前哨》１９９６年４月号）

输入：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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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访台归来话家常

于立霄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从台湾探亲归来，向记者透露了许多人们广泛感兴趣的话题，包括他的儿子周令飞的近况…… 年初，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已退休)和夫人马新云从台湾探亲回来，我在北京城西一幢高层公寓访问了他，闲话家常。面容清癯、额骨略高的他，待人和善诚恳。 周海婴正用家中的业余电台与海外业余电台爱好者通话。我注意到，他家客厅里的陈设大都与鲁迅有关，室中的显著位置还有一尊鲁迅沉思的半身塑像。 　 第二次赴台 1994年底他以大陆广电部专家身份，参加在台湾举办的无线电台国际学术讨论会。此次探亲，是他的第二次台湾之行。去年，台湾放宽了大陆直系亲属前往探亲的政策，6月，在台湾的儿子周令飞替父母向当局提出探亲申请。当时只是批准周令飞的母亲(中学教员、现已退休)马新云入台，几经波折，周海婴夫妇才得以双双赴台探亲。周海婴说：7月12日我们抵台的那天，台湾有关方面派专人拿着牌子在关口迎候，引导我们从优待通道顺利入关。 关于周令飞接待双亲前往探访的心情，周海婴向我转述儿子的话说，“父母为我操劳了几十年，十几年前又因我出走台湾的风波备受牵连，我欠他们太多了!此次能和父母在台北相聚，是15年来的第一次，机会实在难得。” 周令飞是周海婴的长子，1982年在日本留学时结识了台湾女子张纯华，并随她赴台结婚、定居，一时间成为轰动海内外的新闻。周海婴受鲁迅思想教育的影响对孩子一向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对婚姻无门户之见，也是由孩子自主决定。因此，当坠入爱河的周令飞决定赴台，周海婴是予以理解和接受的。周海婴说，1982年令飞在台湾结婚，他就准备赴台参加婚礼，北京方面当时有侨办主任廖承志担保，无奈过不了入台这一关。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 自去年7月中旬抵台至今年1月回京，周海婴夫妇在台北儿子的家住了半年时间。他们不接触传媒、不参加任何活动，闭门谢客，用周海婴的话讲，是“全身心地放松、休息”，与儿孙们共享难得的相聚。闲暇之余，周海婴只拜访了鲁迅生前好友台静农的后代和知名作家李敖。周令飞夫妇每天忙于公司事务，只有节假日才能陪伴父母游览风景名胜。 周令飞有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儿，长女11岁，幼女9岁。谈到这两个孙女，周海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说，她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也很懂事，姊妹俩从学习到生活总是自己管理，很少要父母操心。在台湾，小学生就学着写报告。她们曾背着相机，由老师带领到故宫博物馆参观，事后竟能交出一份“图文并茂”的报告。 问及孙女对她们的太爷爷鲁迅知道多少?周海婴说，在台北家中的客厅里，挂着一幅鲁迅的油画像，她们对太爷爷是尊敬和理解的。学校老师曾出了一道作文题《尊敬的伟人》让她们思考。大孙女开始想写太爷爷鲁迅，终因了解不多，改写了另外的名人。据周海婴介绍，在台北仅四家书店公开出售鲁迅的著作，台湾民众对鲁迅作品的了解是有限的。 说话间，周海婴的夫人马新云打开一盒橄榄请我品尝，说是从台湾带来的。马新云介绍说，台湾朋友非常热情，左邻右舍看见他们都主动上前打招呼，还向他们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各种小吃。她特别夸赞台湾的儿媳是一位旧传统与新思潮兼而有之的贤慧女子，极尽孝心。 不愿在鲁迅光环下生活

朵咪

鲁迅病重、逝世的那一年，周海婴年仅7岁。坎坷的经历，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待人处事极外小心谨慎。他回忆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可以打桥牌、跳交谊舞，他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什么“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他感叹道：“在别人的眼里，我做得对了是理所当然；做得不好是大逆不道，甚至还故意中伤。人无完人，谁能无错呢?做名人的后代不易呀。” 周海婴承认，对名与利想得不多，看得很淡，只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小时候，父母就教导他不能以名人的孩子自居。周海婴夫人马新云回忆说，1945年她家搬到上海霞飞坊62号，与住在64号的周海婴家是邻居，弄堂里的孩子们常在一起玩耍，大家并不在意周海婴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也从不刻意去摆架子，孩子们相互之间彼此平等，感情融洽。 周海婴语气平和地插话说：“父母对我的启蒙教育是顺其自然，从不强迫。”鲁迅曾在遗嘱中表示，“希望后代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海婴小时候，很喜欢一种叫积铁(也叫小小设计师)的玩具，这是一盒用各种金属零件组成的玩具，他用这些零件学会了组装小火车、起重机，装好了再拆，鲁迅总在一旁予以鼓励。鲁迅去世后，家境曾一度困难，但周海婴热爱技术的兴趣不减，他用储蓄多年的压岁钱交纳学费，报考南洋无线电夜校。1952年考进北大物理系，从此走上严谨的科研道路，开始了默默无闻、淡泊名利的生涯。 周海婴表示，不愿在鲁迅的光环下生活，也从不向外人炫耀自己是谁的后代；他反对靠父母的余荫生活，虚度人生；强调靠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成绩，去赢得社会的承认。向亲友赠送《许广平》纪念册 为了照顾母亲许广平，1950年周海婴夫妇调到北京工作。马新云回忆与婆婆相处18年的日子，颇觉许广平待人和蔼，没有架子，婆媳相处感情融洽。去年底出版了《许广平》纪念册，其中收集了许广平生前未有结集出版的文稿和亲朋好友的怀念文章。“文革”初期的1968年，许广平突然心脏病发作，很不情愿地辞世了。周海婴说，“今天我们将这本集子送给那些和母亲有缘的人，就是要和大家一起轻轻地呼唤一下母亲的名字，告诉她：我们怀念您!” 1949年以后，许广平、周海婴母子将鲁迅的遗物、手稿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周海婴指着客厅墙壁上用镜框镶嵌的鲁迅手迹对我说，“这是仅存的两幅，而右边那幅诗句中辕字的一撇因着墨过浓写坏了。当时父亲想丢掉，母亲却收了起来。”他说：“父亲从不在意自己的手迹，而许多手搞都是母亲背着他偷偷地收起来的。有的甚至是从纸篓里发现后藏起来的。” 在周海婴尚未懂事时，鲁迅曾将他与许广平传达爱意、遥寄思念的《两地书》重新工整手抄一遍送给年幼的周海婴。今年适逢鲁迅逝世60周年，周海婴把珍藏多年的鲁迅手迹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 周海婴夫妇每年都要去上海为父亲扫墓。今年10月，上海将举行鲁迅逝世60周年的纪念活动，周海婴已被邀请参加，他强调要重实效来纪念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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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略 　 鲁迅〔１８８１·９·２５１９３６·１０·１９〕，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１９０２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１９０９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１９１８年５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２６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Ｑ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１９２６年８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１９２７年１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１９２９年，儿子周海婴出世。１９３０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 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６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１９５６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１９３８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１９８１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Ｑ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据《辞海》１９８９年版改写〕 输入：方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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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 梁实秋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当面对被揭出的人生黑暗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智者将以深思，回省自身，然后择法改之；愚者不谋自赎，反指责对方不详细告知自己哪里是坦途。----宇慧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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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後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这种判断句毫无力度。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朵咪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Ｑ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Ｑ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Ｑ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Ｑ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Ｑ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Ｑ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这种比较倒实在有胡搅蛮缠之嫌。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Ｔｏ　ｓｅｅ　ｌｉｆｅ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　ｓｅｅ　ｉｔ　ｗｈｏｌｅ）。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ｎｏｌｄ批评英国人巢塞Ｃｈａｕｃｅｒ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朵咪

《夏娃日记》小引

玛克·土温（Mark Twain）②无须多说，只要一翻美国文学史，便知道他是前世纪末至现世纪初有名的幽默家（Humorist）。不但一看他的作品，要令人眉开眼笑，就是他那笔名，也含有一些滑稽之感的。 　　他本姓克莱门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1835～1910），原是一个领港，在发表作品的时候，便取量水时所喊的讹音，用作了笔名。作品很为当时所欢迎，他即被看作讲笑话的好手；但到一九一六年他的遗著《The Mysterious Stranger》 ③一出版，却分明证实了他是很深的厌世思想的怀抱者了。 　　含着哀怨而在嘻笑，为什么会这样的？ 　　我们知道，美国出过亚伦·坡（Edgar Allan Poe），出过霍桑（N．Hawthorn e），出过惠德曼（W．Whitman），④都不是这么表里两样的。然而这是南北战争⑤ 以前的事。这之后，惠德曼先就唱不出歌来，因为这之后，美国已成了产业主义的社会，个性都得铸在一个模子里，不再能主张自我了。如果主张，就要受迫害。这时的作家之所注意，已非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个性，而是怎样写去，才能有人爱读，卖掉原稿，得到声名。连有名如荷惠勒（W．D．Howells）⑥的，也以为文学者的能为世间所容，是在他给人以娱乐。于是有些野性未驯的，便站不住了，有的跑到外国，如詹谟士（Henry James）⑦，有的讲讲笑话，就是玛克·土温。 　　那么，他的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的生活的缘故了。因为这一点点的反抗，就使现在新土地⑧里的儿童，还笑道：玛克·土温是我们的。 　　这《夏娃日记》（Eve's Diary）出版于一九○六年，是他的晚年之作，虽然不过一种小品，但仍是在天真中露出弱点，叙述里夹着讥评，形成那时的美国姑娘，而作者以为是一切女性的肖像，但脸上的笑影，却分明是有了年纪的了。幸而靠了作者的纯熟的手腕，令人一时难以看出，仍不失为活泼泼地的作品；又得译者将丰神传达，而且朴素无华，几乎要令人觉得倘使夏娃用中文来做日记，恐怕也就如此一样：更加值得一看了。 　　莱勒孚（Lester Ralph）⑨的五十余幅白描的插图，虽然柔软，却很清新，一看布局，也许很容易使人记起中国清季的任渭长⑩的作品，但他所画的是仙侠高士，瘦削怪诞，远不如这些的健康；而且对于中国现在看惯了斜眼削肩的美女图的眼睛，也是很有澄清的益处的。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夜，记。

朵咪

鲁迅挨“骂”录 　　●陈源（笔名西滢）：“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载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０日《晨报副刊》］ 　　●长虹（即高长虹）：“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 “鲁迅……不能持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等所摇动了。”［载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７日上海《狂飙》第五期］ 　　●陈源（笔名西滢）：“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摘自１９２８年６月初版《西滢闲话》］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载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５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钱杏　（笔名阿英）：“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载１９２８年３月１日《太阳月刊》三月号］“鲁迅以革命自负，而竟仇视革命作家，纯用冷讥热嘲的口语来逞着豪兴，没有理论的根据，我们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条路。鲁迅的这种思想不但错误，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难以猜测。”“鲁迅……一种含血喷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感想。”［载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０日《我们月刊》创刊号］ “我们真想不到被读者称为大作家的鲁迅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骇人！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 ”［钱杏　著《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上海）泰东图书局１９２８年７月初版］ 　　●石厚生（成仿吾笔名）：“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载１９２８年５月１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１１期］ 　　●实秋（即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 ×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能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载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０日《新月》月刊（上海）第二卷第９期］ 　　●邵冠华：“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个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载１９３３年９月上海《新时代》］ 　　●少离：“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鲁迅翁加入托派的动机，主要的却是被火一般的领袖欲所驱使着的。”［载１９３４年４月上海《新会新闻》七卷２期］ 　　●天一：“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载１９３４年５月上海《社会新闻》七卷１６期］ 　　●苏雪林：“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 ‘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鲁迅平生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载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奔涛》半月刊（汉口）第一期］“鲁迅的性格是怎样呢？大家公认是阴贼、刻薄、气量褊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７日完稿载《传记文学》） 　　此外，“文革”后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神州大地还不时传来一些“骂鲁 ” 声音。如有人说，“鲁迅是骂人专家”、鲁迅作品是“鲁货”，鲁迅会“闹地震”，是一块“反动的老石头”，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于是，要与鲁迅“断裂”。最近，又从某大报听来另一类声音：鲁迅是学生的“公敌 ”，中学生最讨厌最怨恨鲁迅云云。 　　呜呼，鲁迅九泉有知，尚能“宽恕”否？！

●陈源（笔名西滢）：“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载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０日《晨报副刊》］ 　　●长虹（即高长虹）：“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 “鲁迅……不能持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等所摇动了。”［载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７日上海《狂飙》第五期］ 　　●陈源（笔名西滢）：“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摘自１９２８年６月初版《西滢闲话》］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载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５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钱杏　（笔名阿英）：“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载１９２８年３月１日《太阳月刊》三月号］“鲁迅以革命自负，而竟仇视革命作家，纯用冷讥热嘲的口语来逞着豪兴，没有理论的根据，我们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条路。鲁迅的这种思想不但错误，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难以猜测。”“鲁迅……一种含血喷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感想。”［载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０日《我们月刊》创刊号］ “我们真想不到被读者称为大作家的鲁迅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骇人！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 ”［钱杏　著《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上海）泰东图书局１９２８年７月初版］ 　　●石厚生（成仿吾笔名）：“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载１９２８年５月１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１１期］ 　　●实秋（即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 ×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能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载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０日《新月》月刊（上海）第二卷第９期］ 　　●邵冠华：“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个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载１９３３年９月上海《新时代》］ 　　●少离：“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鲁迅翁加入托派的动机，主要的却是被火一般的领袖欲所驱使着的。”［载１９３４年４月上海《新会新闻》七卷２期］ 　　●天一：“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载１９３４年５月上海《社会新闻》七卷１６期］ 　　●苏雪林：“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 ‘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鲁迅平生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载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奔涛》半月刊（汉口）第一期］“鲁迅的性格是怎样呢？大家公认是阴贼、刻薄、气量褊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７日完稿载《传记文学》） 　　此外，“文革”后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神州大地还不时传来一些“骂鲁 ” 声音。如有人说，“鲁迅是骂人专家”、鲁迅作品是“鲁货”，鲁迅会“闹地震”，是一块“反动的老石头”，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于是，要与鲁迅“断裂”。最近，又从某大报听来另一类声音：鲁迅是学生的“公敌 ”，中学生最讨厌最怨恨鲁迅云云。 　　呜呼，鲁迅九泉有知，尚能“宽恕”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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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现状

在当前市场经济繁荣，学术研究相对冷落的局面中，鲁迅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在数量和质量上尚属可观。一批老的鲁迅研究专家坚守在阵地，更可喜的是一批青年学者进入鲁迅研究领域。在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下，当前鲁迅研究的面有所扩大和深入，除了从传统的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外，更从文化学、心理学、艺术学、语言学等等角度进行研究，对鲁迅的创作心理、个性心理、人格意识、文化心态、生命意识、情爱观、复仇观、趣味观等等进行探讨，力求写出作为普通人的鲁迅的复杂心态，特别是对过去较少触及的鲁迅的痛苦、忧患、孤独感、荒原感等作出阐述，使鲁迅的形象更趋向逼真和丰满。 　　对鲁迅作品的研究方面，当前多的是细读和重释，更重视对鲁迅文本的发掘。 　　在鲁迅与同时代人的研究方面也有所进展，对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冯雪峰、郁达夫、周作人、胡适、林语堂等人的研究中，从另一个视角切入了鲁迅研究，从不同方面作了丰富和补充。近来除了研究鲁迅与一些著名人士的关系外，还扩大和深入到鲁迅与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之间的交往。 　　在鲁迅研究史料方面，也有新的发现。今年是毛泽东同志逝世２０周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有两首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七绝，是毛泽东同志为纪念鲁迅８０诞辰而作（写于１９６１年）。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评价早已公之于世，但从未见到诗作。另一个重要史料的发现是：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重见天日。它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共党史、鲁迅茅盾研究中的重要历史文献。 　　１９９６年７月１日新华社电讯宣布，在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７日出版的油印《斗争》（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第９５期上，发现了鲁迅茅盾贺信的全文，贺信全文的发表，也纠正了以前流传中的谬误。 　　对鲁迅藏品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鲁迅遗留下的手稿、书稿、藏书、拓片、画像、木刻、印章、艺术品等等，都是宝贵的文物，对这些珍品进行整理、研究、出版，也是刻不容缓的事，这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 　　海外鲁迅研究有了明显变化，过去由于政治偏见引起的对鲁迅的误解在逐渐化解。 　　当前鲁迅研究领域中有一些引起争议、形成新闻热点的问题。一位逝世已经６０年之久的作家，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远去而淡化，相反受到社会的关注，这也是鲁迅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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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论鲁迅（之一） 　　初读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是在１９８８年此书刚刚出版的时候。在他那一代的学人中，李先生算是最有独立思想，也最深刻的一位了。当时的知识界传言，想成名无 　　重温旧梦，依然觉得清新。抄几段有关鲁迅的论述，让几只苍蝇感到点不舒服： 　　比较起胡适和陈独秀以及其他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来，鲁迅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和陈独秀一样，鲁迅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胡适一样，鲁迅搞过专门的学术研究，但是他仍然迥然不 　　鲁迅尽管自１９１８年起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随感，猛烈地抨击着旧道德旧文学，但他所呐喊的所鼓吹的所反对的，如果从思想角度说，尽管深度远 　　……他的力扛九鼎叱咤千军的著名杂文，尽管在狠揭烂疮的思想深度和喜笑怒骂的文学风采上，始终是鹤立鸡群、无与伦比，但在思想实质和根本理论上，与当时瞿秋白、冯雪峰 　　然而，鲁迅却始终是那样独特地闪烁着光辉，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里呢？除了他对旧中国和传统文化的鞭挞入里沁人心脾外，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 　　这当然与他早期接受尼采哲学作为人生观有观。贬视庸俗，抨击传统，勇猛入世，呼唤超人，不但是鲁迅一生不断揭露和痛斥国民性麻木的思想武器（从《示众》到《铲共大观》 李泽厚论鲁迅（之二） 　　网上贵族教训我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有不同版本，他看的是第二版，我读的是第一版，版本不同，以他的为主，所以还是我的嘴歪。至于这第二版何年何家出版社 　　好在图书馆离我家并不远，不必象人家可怜兮兮跑几百里路，我就再去查一下李书的其他版本，痛打一下落水狗又何妨？只见１９９０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修订本（台湾风云 　　闲话少说，继续抄李先生的论述，用的是我从前读过的首版本，若有景润与修订本作个对照，发现字句、标点有所不同，而再骂我嘴歪，本人不再理会。＝＝＝＝＝ 　　……鲁迅对世界的荒谬、怪诞、阴冷感，对死和生的强烈感受是那样的锐敏和深刻，不仅使鲁迅在创作和欣赏的文艺特色和审美兴味（例如对绘画）上，有着明显的现代特征，既 　　……鲁迅虽悲观却仍愤激，虽无所希冀却仍奋立前行。但正因为有这种深刻的形上人生感受，使鲁迅的爱爱憎憎，使鲁迅的现实战斗便具有格外的深沉力量。鲁迅的悲观主义比陈 　　事实上，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因素或方面的融合，构成了鲁迅特有的孤独和悲怆（悲凉）。一个方面是形上的人生意义的感受和寻求，鲁迅认真钻研过佛经，鲁迅从尼采到安特也夫 　　然而，正是这两者结合交融才构成了鲁迅的个性特色。因为有后一方面，鲁迅才不会走向纯粹个人主义的超人幻想，才不是那种纯粹个人的失落感、荒谬感、无聊厌倦和脱离现实 李泽厚论鲁迅（之三） 　　但鲁迅即使在激烈的战斗中也仍时时抚摸着生和死，惊心目睹着生命的逝去和灭亡的总将来临。鲁迅不象周作人，用麻醉和麻木来抵挡和掩盖深刻的悲观，用苦茶和隐士的自我解 　　正因为“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正因为死亡之后会希望有“坟”，即使不久它也将被踏平；也正因为“问题是从此到那的道路”；所以，生命和死亡于鲁迅便不完全同于 　　也许，这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惟其义尽，所以仁至”的传统？也许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民族魂”？它毕竟不同于加缪的西西福斯的无谓劳动。但鲁迅已经把传统 　　所以，鲁迅的孤独和悲凉才有这强大的力量。 　　把体验着生和死、背负着一切苦难和黑暗、面对着历史的废墟和荒坟的情感心理，化为形上本体，它将哺育着人间。他也就是人的主体性，他也就是那“使造物者也羞惭”的人间 　　这就是现代人的“参天地，赞化育”。这是一种尼采和中国传统精神的奇异的融合。这是人的主体性的超人式的昂扬，这也就是艺术所呈现的巨大的心理本体。 　　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潜在力量就在这里。 　　鲁迅与陈、胡迥然不同。鲁迅是深沉锐敏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充满了爱憎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活生生的现实气息，他的情感充满了思想的力量和哲理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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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访鲁迅博物馆 王辛

今年十月十九日，是中国文化巨人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日。值此纪念日来临之际，笔者走访了位于北京阜成门附近的鲁迅博物馆。 故居依旧 　　博物馆内的“鲁迅故居”，原址在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是鲁迅在北京四处故居中唯一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处遗址。 　　一九二四年，鲁迅离开与周作人合居的八道湾寓所后，寻觅到这座小四合院，亲自设计改建，携母亲及原配朱安夫人迁居于此，一直居住到一九二六年八月离京南下。在这所简朴的住宅内，鲁迅创作了大量散文诗、小说、杂文。著名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篇》以及《野草》、《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大部分作品，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如今，七十年时光流逝，这座故居中的一切却都保存完好。在那间有名的“老虎尾巴”———不足九平方米的鲁迅工作室内：一张普通的三屉桌上，高脚煤油灯、 “金不换”毛笔、砚台、文具……一一摆放如昔，令观者睹物思人。庭院中，两株鲁迅当年亲手栽种的白丁香树，虽已年近古稀，仍然枝繁叶茂。故居的管理员介绍说，每到四月，丁香花开，院子里便清香缕缕，更加宜人。 “新展”一流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批请郭沫若为“鲁迅故居”题了字，镶嵌在此故居门旁。五年后，即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鲁迅博物馆在故居东侧建立，并从此合二为一，对国内外开放。不过，今日坐落在博物馆院内气象一新的博物馆主体建筑，是去年才落成的新馆，新馆内的鲁迅生平展，也是重新设计的新展，刚刚完成，在鲁迅逝世六十周年纪念日正式揭幕。 　　据博物馆陈列部负责人王惠敏女士介绍，“新展”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个性化。鲁迅是最具个性特色的文化伟人，其生平展无疑应当追求与之相应的鲜明的个性特色，所以，突出鲁迅特色，在新馆新展的总体设计思想中被置于首位。其次， “新展”重在客观地展现历史。如展览中的解说词之类都采用鲁迅的自述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评述，引观者自己去思考、评价，而不似以往，用今人的结论或评价直接告示观众。又如胡适早期与鲁迅的交往，周作人、朱安在鲁迅生活中的位置，都在今次展览中如实显现。有的照片，据知是首次在鲁迅生平展中出现。此外，这次展览还陈列出鲁迅收藏的许多文物，这也是“新展”的特点之一。 《鲁迅墨宝真迹》面世 　　在鲁迅博物馆大门左侧，近年来开办了一间“鲁博书屋”，顾名思义，这间隶属于博物馆的书屋首要经营鲁迅作品及有关鲁迅的书籍。从《鲁迅全集》到《鲁迅知识入门》，林林总总大致有数百种之多。其中有些书更是此间独有。如新面世的《鲁迅墨宝真迹》就是这小书屋独家发行的一套珍品。 　　为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鲁博书屋”还推出多种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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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日的梦。 　　一九一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