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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10 14: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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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月之暗面 于 2009-5-10 16:16 编辑
“敖德萨”神话（二）
这个网络里的一个重要力量是奥地利主教阿洛伊斯·胡达尔博士，罗马的德语民族教会“圣母玛丽亚之魂”的神职人员学院“德语学院”的院长。“我于1948年5月30日逃出林茨的拘留所，”集中营指挥官弗兰茨·斯坦格尔告诉采访他的吉塔·塞莱妮说，“后来我听说，梵蒂冈的一位胡达尔主教在罗马帮助信仰基督教的党卫军军官，于是我就前往罗马。”斯坦格尔指挥过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灭绝营，那里屠杀了约90万人。当“第三帝国”瓦解时，他化装成平民藏在奥地利的一座小村庄里，被美军作为党卫军成员抓获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特雷布林卡的集体屠杀，美国人大概也不知道他们抓到的是谁。不清楚斯坦格尔是如何从狱中逃出、越过边境来到意大利的。西蒙·魏森塔尔认为：“敖德萨”为他搞到了证件。斯坦格尔在罗马同胡达尔主教联系上了。“主教来到我在里面等候的房间，向我伸出双手，说道：‘您一定是弗兰茨·斯坦格尔。我就知道您会来！’”斯坦格尔继续介绍说，胡达尔主教为他在罗马安排了住处，弄到一本红十字会护照和一封叙利亚签证，包括在大马士革的一份工作和一张船票。他前往叙利亚，最后和他的家庭移居巴西。直到1967年他才被引渡给联邦政府，被判处终身监禁。
胡达尔身材矮小，一位曾经的同事不怀好意地认为，“他因此总想做伟大的事情。”这位主教是被驱逐出境的纳粹崇拜者，他心里想着一种“基督教的国家社会主义”，他将他1936年出版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Die Grundlag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题献给了“德国伟人西格弗里德”——阿道夫·希特勒本人。鉴于逃亡者如潮涌来，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委托一个“教皇援救委员会”(Pontifica Commissione Assistenza,PCA)照顾犯人和逃亡者，该委员会又建立了民族支委会。胡达尔领导奥地利支委“奥地利援助”。但他帮助所有讲德语的人，尤其是鼎力相助从意大利战俘营逃出的纳粹犯人。这位“褐衫主教”很快就将目标定为协助在逃德国人逃躲盟军的追捕。他在回忆录中毫不隐瞒地吹嘘他在被占的伦贝格帮助可怕的“加利西亚区”总督：“波兰副总督、党卫军中将和突击队大队长弗赖海尔·冯·韦希特尔，盟军和犹太人组织四处寻找他，他在罗马的‘圣心’医院里，死在我的怀抱里，由我照顾到最后。当他的上司、总督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被绞死时，韦希特尔——首先要感谢意大利教会神甫们感人无私的帮助——成功地化名在罗马生活了数个月，直到中毒身亡。”有可能胡达尔甚至同意大利警方订有一个秘密协议，不逮捕这些受通缉的纳粹分子，而是将他们送到主教报给他们的教堂和寺院里。
但光躲藏还不够。在逃党卫军成员首先需要的是金钱和旅行证件，才能前往国外。这时有一个组织加入进来了，其宗旨是不问政治观点，帮助一切需要保护的人：国际红十字委员会（IKRK）。有意或无意地——红十字会成了非法前往意大利和从那里再出去的中心。因为逃亡者们在这里拿到最抢手的旅行证件，所有那些“战争以各种方式强迫他们离开他们的常居国”的人都能得到，“条件是他们没有一本有效的护照，无法搞到一本新的让他们的定居国允许他们出去、他们想去的国家愿意接纳他们的护照”。护照上填什么名字都行。教皇援助委员会为他们担保，经常是有像胡达尔主教这样的教会人员的推荐就够了。这是每个被通缉、需要一个新名字——和熟悉友善的身居要职者的罪犯的梦想。“每天有数百名那种人在我们这里排队。”红十字会驻罗马代表盖特洛德·杜皮乌斯·马斯塔勒尔描述那一混乱场面说，“有时我们必须要求警察维持秩序。当然可以说是上帝和世界向我们推荐了这些人，但某种程度上是对教皇援助委员会的信任。我们怎么会怀疑一位神职人员的话呢？”正如美国间谍拉·维斯塔所报告的，这些资料的黑市生意火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让人用假名制作新的红十字会护照的商人在罗马活动。”不过到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人就不太关心在逃纳粹分子，而是操心“共产党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将他们的间谍派进有关国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签证费用和船票的钱胡达尔是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民族基督教慈善委员会”在战后支持欧洲的基督教组织，将资金直接分给教皇援助委员会在各国的分会，这样也就分给了胡达尔。然后是要搞到同意接受国的入境签证。这方面胡达尔喜欢求助于阿根廷，它的专制者胡安·佩隆一向偏爱纳粹德国。反间谍军官莱因哈德·科普斯也来到了罗马，他协助主教。“胡达尔主教利用我对到来的人进行筛选，因为必须尽可能地排除犯罪分子。协调转运。”科普斯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佩隆将军的阿根廷政府按照和意大利政府签订的一个大规模移民协议，派一位先生作为秘书来到热那亚，这是一桩幸运的事，他出生于南蒂洛尔，二次大战期间为德国军官，名叫弗兰茨·鲁菲嫩戈。弗兰茨从热那亚伸出的手被我在罗马抓住了。”弗兰茨·鲁菲嫩戈，一位前军官，但不是在希特勒而是在墨索里尼的军队里，在热那亚担任阿根廷欧洲移民委员会（DAIE）秘书，它是在逃纳粹分子相互之间秘密指点的地方。另外，就连热那亚的红衣主教、保护逃亡者的尤瑟普·西利，也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负责移民阿根廷的委员会。据一份美国间谍的报告，这位红衣主教特别关注反共欧洲人移民南美洲：“通常对反共分子的区分当然是指法西斯主义者、乌什塔查分子和类似的团体。”
乌什塔查是克罗地亚领导人安特·帕维利奇的法西斯组织，他是1941年靠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恩宠建立起来的“克罗地亚自由国家”的统治者。依靠乌什塔查营、集中营和其他残酷压制的支持，该政权让人镇压和屠杀了数千名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穆斯林。1945年，为了逃避铁托的游击队，这些乌什塔查成员抱头鼠窜地离开了国家，求助于他们在罗马的教皇援助委员会。“伊利里亚的圣吉洛拉莫神学院”的神学家克鲁诺斯拉夫·斯杰潘·德拉加诺维奇阁下接纳了他们。德拉加诺维奇是个仪表堂堂的人物：高大，肤黑，一身长袍，外套飘飘，戴一顶宽沿的神职人员帽，显得阴郁和神秘。“他的圆滑方式不知为什么让我很讨厌。”当时在罗马遇见过他的一位时代证人回忆道：“他有蛇一样的眼睛和不安的目光。我一点不喜欢他。”德拉加诺维奇本人战时曾经是乌什塔查的上校，负责驱逐犹太人和塞尔维亚人，1944年偷逃到了梵蒂冈。这位伪君子成了协助纳粹分子逃亡的一个关键人物。
德拉加诺维奇同西利主教和热那亚国际红十字会分会的良好关系很有用。他让他的最重要的被保护人是安特·帕维利奇本人，成功地逃去了阿根廷。德拉加诺维奇想办法让阿根廷移民机构分给克罗地亚人数百人的配额，不用大审查就允许他们入境。在德拉加诺维奇的同意下，也有德国纳粹混在这群人里。在搞红十字会证件及在同领事馆、港口和海军机构接触时胡达尔和德拉加诺维奇携手合作。如果一切都无效，跑腿的胡达尔主教就向佩隆本人求助，1948年8月31日的一封信就表明了这一点：他在信中为德国和奥地利“军人”请求签证。胡达尔声称，他们不是逃亡者，而是反共战士，在战争中，面对苏联的优势兵力，是他们的“牺牲”挽救了欧洲。说白了：他请求发给德国和奥地利的纳粹分子签证。
就这样，通过所谓的“寺院路线”，有数百名党卫军成员逃往拉丁美洲，其中有几名大战犯。全球通缉的阿道夫·艾希曼1950年逃走了，据他自己说，靠“一位热那亚的方济各会教士的帮助，给我弄到了一本取名理查多·克莱门特的流亡者证件和阿根廷签证”。为他签署红十字会证件的可能是热那亚圣安东尼堂区的匈牙利教父爱德华·多米特，胡达尔的一位关系密切的联系人。被控在波兰屠杀了数千名犹太人、参与驱逐法国犹太人的党卫军成员瓦尔特·库切曼，1948年在一个西班牙加尔默罗会白衣修士教派的帮助下，化装成加尔默罗会白衣修士教派的僧侣得以经西班牙逃去了阿根廷。瓦尔特·豪夫当然是在热那亚的西利主教的帮助下逃往叙利亚的。党卫军冲锋队中队长埃利希·普利布克也从教皇援助委员会那里得到了化名奥托·帕普的身份材料，靠它们弄到了一本红十字会护照。“我无法用我自己的护照旅行。”他后来说道，“因此梵蒂冈的胡达尔主教帮我弄到了红十字会的一个空白证明。”普利布克，罗马盖世太保头目最密切的工作人员，于1944年3月24日参与了罗马附近阿尔登亚特山洞大屠杀。在意大利土地上的这场最大的纳粹罪行中，有335名平民被党卫军通过枪击脖颈杀害了，这是对游击队袭击南蒂洛尔警察团的士兵的报复。人们至今都在猜测，集中营医生约瑟夫·孟格勒和艾希曼驱逐犹太人的“最优秀人才”阿洛伊斯·布鲁纳在逃跑时也得到了教会的帮助。胡达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骄傲地写道，在1945年之后，他将他的“全部的慈善工作主要致力于前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成员，特别是所谓的战犯……通过假证件让不少的人逃进更幸福的国家摆脱了他们的折磨者。”
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本人有没有通过“梵蒂冈线路”或“寺院线路”帮助过被通缉的党卫军成员逃跑或了解详细的情况，这不清楚。协助逃跑主要是胡达尔主教干的。它是意大利各个人和组织的网络，同教会的高级权贵和梵蒂冈的机构有联系。作家乌基·戈尼在其最新调查中得出结论，各红衣主教及后来的罗马教皇保罗六世乔万尼·巴蒂斯塔·蒙提尼都施加了他们的影响，为协助逃亡开路，他们的部分近乎病态的反共态度至少给了它“道德上的辩护”。“胡达尔和西利这些主教和红衣主教最终取得了必要的进展。德拉加诺维奇、海涅曼和多米特尔这些神职人员给护照申请签字。面对如此一目了然的证据，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是否完全知情的问题就一点不重要了，这问题也是天真得要命。”无论如何，凡由教会人员签字的每一个证明都有一个关键的登记内容：“宗教信仰：基督教。”希特勒的王牌飞行员汉斯-乌尔利希·鲁德尔从阿根廷感激地写道：“有些人身穿僧侣服在阿尔卑斯山里从一座寺庙前往另一座寺庙。如果你愿意，可以说他们属于基督教。在这些年里，通过教会，主要是通过教会内的个别杰出人物，为我们的民族从必死无疑面前救下了多少重要的人士，我们不应该轻易忘记!”
教会协助逃亡的机智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机构的佩服 ：虽然美国情报机构美军反谍队使德拉加诺维奇作为“法西斯分子和战犯”出了名，它却和他做起了交易。美军反谍队需要为它想让他们离开欧洲的间谍办理旅行资料和签证。每人收取1000到1400美元，德拉加诺维奇乐于相助。为此，当这位克罗地亚人将他的乌什塔查法西斯分子偷运出国时，美军反谍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美国反谍队早在1947年就为它的间谍们建立了一条逃亡之路：情报部门的暗语里称它“鼠线”。当欧洲上空的铁幕落下时，它一开始是用来将奥地利和东欧苏占区有危险的间谍弄出去的。在萨尔茨堡的美军反谍队，他们被“鼠线”的出色组织者吉姆·米拉诺安置在一座安全的大楼里，一座“鼠屋”,尽可能搞到了假证件，然后越过边境到达意大利港口热那亚或那不勒斯，直到送上出海的船。“弄护照，旧的或死人的，实际上不难。它们到处都可以买到。”吉姆·米拉诺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道，“关键是签证。”当“鼠线”越来越受到起疑的苏军的阻拦时，美国人利用了德拉加诺维奇的专业性帮助。“我的工作人员过来告诉我：‘嗨，有个神职人员能弄到红十字证件。’他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我们叫他‘慈父’。”
直到事实证明，里昂盖世太保头目克劳斯·巴比也在美军反谍队的薪水名单上，是1951年通过“鼠线”到达玻利维亚的，这颗炸弹才于1983年爆炸了。这位“里昂屠夫”是以其野蛮的审讯方法出名的，他用这些方法逼迫他的受害者招供。他将他们沉进冰冷的水缸里，用鞭子或棍子抽打他们，给他们注射，用烧红的烙铁烫脚底，让他们靠墙站立，进行假处决，拿针刺指甲下面。他的特产是用电击折磨，将电极固定在乳头和睾丸上，然后全身通上电。“巴比是个魔鬼。”来自抵抗运动组织的被他折磨过的受害人之一说道，“他手里总是拿着根鞭子。他打起来从不犹豫，要求其他人照他的样子做。他亲自审讯。别人的痛苦让他很开心。”
这位在逃的党卫军中队长，当1947年春天想到和美国人做交易时，他既在法国人也在美国人的通缉名单上，形势不利。但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开始让人担心共产党渗透，这让希姆莱的情报部门和警方的专业人员突然有用起来。“我们对俄罗斯所知甚少，他们的军队、他们的策略、战斗计划，弄到这些对情报部门的压力相当大。”吉姆·米拉诺回忆当时的困难形势道，“当时的普遍态度是，为了搜集情报，几乎不择手段。”巴比找到美军反谍队，他们当场雇用他提供消息。他的任务一开始是，渗透进“巴伐利亚共产党”。这样就出现了可怕的双重游戏，那些美国间谍一方面为要纽伦堡法庭积极追踪战犯，另一方面又在幕后悄悄地让那些“非常重要的人物”逃脱他们的起诉人。巴比很快就被视为间谍之王和审讯天才。一名美国同行回忆道：“同他对我们的组织的大用场相比，我们没有太大的良心不安。”但当法国越来越激烈地要求引渡巴比，法国追逐者对他紧追不舍时，美国人为这位麻烦起来的间谍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他们让巴比躲了起来。在拉丁美洲，他很快就同前党卫军战友们取得了联系，和弗里德利希·施文德密切合作，为玻利维亚情报机构出谋划策。正如后来渐渐显示出的，巴比远不是美军反谍队薪水名单上惟一的党卫军军官。自1998年开始，美军反谍队的继承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公开了他们的有关战犯的档案。在不久前公开的14名褐衫帮凶的卷宗中，有9名同美国情报部门有联系，其中也包括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穆勒。这些档案证明，战争结束后他分别在两座美国拘留营待过，被美军审讯了好几个星期。然后他的线索就消失了。
但是，不仅美国情报机构对有用的纳粹持有双重道德标准。早在1945年夏天，美军总司令部就决定，“重新使用经过挑选、特别聪明的人物，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他们的持续不断的精神产品。”考虑的主要是潜艇建造、军事医术、化学战争和导弹技术的专家们。要抢在苏联人前面探听出德国专家们的“技能”。这样，数百名纳粹科学家未遭起诉，而是在美国开始了新的事业，如由维恩海尔·冯·布劳恩领导的希特勒的“奇迹武器”V2导弹的设计师们。佩尼门德导弹试验所所长冯·布劳恩是党卫军军官，让数千名劳工和集中营犯人累死在多拉-米特尔堡地下军备中心，这一事实被故意忽视了。但是，即使没有官方的保护，对于“反共分子”来说，进入美国或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也没有问题。一名前武装党卫军成员说他1950年从萨尔茨堡的加拿大总领事馆得到一份签证，“因为我信仰基督教，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位朋友于1953年建议弗里德利希·施文德去洛杉矶拜访他：“丝毫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政治怀疑了。相反，我们德国人，我们是不是曾经的纳粹已经无所谓了。在那里恰恰最受欢迎。”直到1979年由美国司法部建立的“特殊调查办公室”(OSI)开始追踪躲藏的纳粹，生活在美国的纳粹战犯的处境才发生了变化。56人被驱逐出境，68人被剥夺国籍。目前正在对17名美国公民进行起诉，170桩案子尚在调查中。宣布禁止数万人进入美国，包括前奥地利总统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这样，在战争结束近60年后，美国又在致力于揭开协助党卫军成员逃亡的网络，它将让那个秘密组织“敖德萨”相形见绌。
不仅美国直到今天都必须面对它的“不光彩的”过去，阿根廷靠着“上面”的恩典突变成了纳粹罪犯的避难城堡，阿根廷人，特别是它的总统胡安·多明戈·佩隆在协助流亡时扮演的角色，阿根廷作家乌基·贡尼称之为“真正的敖德萨”。这个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同情德国。胡安·佩隆，1946年就任总统，总的来说很喜欢希特勒和德国人。盟军的战犯法庭让他明显地不喜欢。佩隆称纽伦堡是“一桩无耻行为”和“历史不会饶恕的最可怕的事情”。这位独裁者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挽救纳粹分子不让他们受到惩罚。在这里，佩隆的情报局长起了关键作用：鲁多尔夫·弗洛伊德，一位年轻的金发德裔阿根廷人，他的“情报办公室”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卡沙·罗萨德总统宫殿。他父亲、德国商人路德维希·弗洛伊德，在战争期间和国家社会主义者们有密切的接触，特别是同德国的外情科。他是佩隆的好朋友。佩隆一上台就创办了一所有着明显反犹太人特征的“民族研究所”。它的工作人员考虑如何能阻止共产党和犹太人流亡者进入。鲁多尔夫·弗洛伊德的情报机构同这所研究所一起组织纳粹分子流亡。
这些活动最重要的幕后操纵人是前党卫军冲锋队中队长和德国-阿根廷人霍尔斯特·卡洛斯·富尔德纳。这位外情科工作人员1945年3月就去了马德里，去那里为党卫军察看逃亡路线。当盟军要求引渡他时，他于1947年逃去了阿根廷。他成了弗洛伊德的“情报办事处”的间谍，专门负责“德国移民”。另外他还征召了纳粹“技术员”为阿根廷空军服务。希特勒的王牌飞行员如歼击机飞行员的将军阿道夫·加兰德，或国防军里被授予最高勋章的空军上校汉斯-乌尔利希·鲁德尔，都通过这种方式来到拉普拉塔联邦。但是，和一批来自西欧和克罗地亚的战犯一起，富尔德纳主要从事一项重要的任务：救援纳粹分子，包括德国的党卫军成员。因通纳粹在布鲁塞尔面临着死刑的比利时人皮尔·达耶后来写道：“所有这些外国人在他们的故乡都被宣判了死刑。总统知道这一点，我钦佩他的独立意见和他在其总统宫殿里接待我们的勇气。”行动结束后富尔德纳可以为他成功地协助营救了像阿道夫·艾希曼、约瑟夫·孟格勒、埃利希·普利布克、约瑟夫·施瓦姆贝格尔和盖尔哈德·保奈这样的党卫军凶犯而骄傲。
据说，佩隆的貌美而有争议的妻子埃维塔为“援救行动”创造了条件。根据审讯，这位喜好时髦服装和贵重首饰的女人有一种绝对自私的兴趣，想让有支付能力的纳粹分子来她的国家里。在她1947年的欧洲之旅中，她在西班牙与佛朗哥将军、在瑞士和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创造了友好的气氛。纳粹帮助者富尔德纳也于1947年12月来到欧洲，在热那亚的阿根廷移民局（DAIE）帮忙，热那亚是前往阿根廷的船只的出海港口。但佩隆的援救队伍总部设在伯尔尼的市场巷49号。对外它是为阿根廷军事项目招募德国“技术员”。战后，德国在战争技术、情报网络和地下工作这些方面的“技能”在拉普拉塔联邦也深受欢迎。阿根廷军方正在制订建设兵工厂、战斗机甚至核武器的计划。佩隆雄心勃勃，要让阿根廷成为一个军事和工业强国。“德国被打败了，这我们知道。”1970年佩隆还在说，“战胜国想从这个国家在过去十年里取得的巨大的技术成就中捞取好处。机器无法再使用，因为它们被毁掉了。惟一可用的是人才。”由于接受轴心国的前在职人员需要盟军批准，必须将他们偷运出境。但不仅仅是为了技术人员、科学家和军备专家。事实上，“阿根廷移民中心”是尽人皆知的纳粹怀旧者，它负责协助无数党卫军成员逃跑。德国和奥地利的实业家从经济上资助这些活动。几乎没有很普通的战争逃亡者。瑞士官方——特别是司法部和警察局——假装看不见。这些“技术人员”中的许多人首先必须从德国或奥地利偷偷地非法进入瑞士，然后再继续前往南美洲，瑞士人甚至连这一事实也不过问。非法者的过境签证被爽快地签发了。当这个办事处1949年春天最终关闭时，富尔德纳让300名左右的纳粹分子逃了出去，其中只有约40名真正的技术人员。
佩隆的“敖德萨”路线可以想像得出很简单：首先必须获得布宜诺斯艾利斯移民局的入境许可，逃亡者可以向欧洲的一家阿根廷领事馆申请。对于纳粹战犯来说，持有佩隆的“情报咨询处”一位工作人员的一封介绍信就能用所希望的名字得到入境许可，不管那名字是真是假。化名奥托·帕普的埃利希·普利布克恰恰于1948年当卡洛斯·富尔德纳在热那亚的阿根廷移民办事处负责入境材料时申请入境，这肯定不是巧合。当天，化名赫尔穆特·格雷戈尔的“奥斯维辛的死亡天使”约瑟夫·孟格勒的入境申请材料也连号送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移民局里。由于当时每天有500封入境申请到达阿根廷，很有可能是富尔德纳同时将两个名字电传给卡沙·罗萨德宫里的弗洛伊德办公室的。不过，这些战犯的具体旅行线路将永远是个谜：阿根廷政府于1996年让人销毁了所有的相关档案。发现此事的乌基·贡尼认为，“两名党卫军罪犯同时得到他们的证件，在这一时刻，佩隆的纳粹逃亡组织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像小说和电影里虚构的‘敖德萨’。”几星期后阿道夫·艾希曼和约瑟夫·施瓦姆贝格尔也申请入境。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移民局再将他们的许可发电报给各领事馆。然后申请人就可以去取他们的许可证了。一般是佩隆的驻欧人员的特使或德拉加诺维奇和胡达尔这样的帮助者为那些在逃党卫军战犯解决。有了入境许可证，逃亡者们就可以申请红十字会的旅行材料，领事馆再发放签证。还需要克服的最后一道官僚麻烦是意大利的阿根廷移民办事处，不过这里通常也不会遇到麻烦。自1946年起，担任罗马阿根廷移民办事处头目的是萨莱西耶讷的教父约瑟·克莱门特·西尔瓦。他接得明确的命令，要组织400万欧洲人移民，以实现佩隆的经济和社会革命的梦想。在热那亚，阿根廷移民办事处对那些想入境的人进行最后的医学检查，上文提到过的南蒂洛尔人弗兰茨·鲁菲嫩戈在这里又为那些所谓的“被剥夺权利者”扮演着罗宾汉的角色。这样前往阿根廷的道路就自由了，包括一个新的身份。在佩隆的统治下，不仅有200多万移民最终来到了阿根廷，而且协助党卫军案犯逃跑的组织活动也运转出色。1948年10月23日“圣乔吉奥”客轮离开热那亚港口了——船上载有埃利希·普利布克和他的全家。1949年7月18日约瑟夫·孟格勒动身前往阿根廷，行李里有一只装有奥斯维辛笔记的小箱子。化名理察多·克莱门特的阿道夫·艾希曼于1950年7月14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登岸，通向一种新生活的“希望的大门”。
这些党卫军逃亡者在拉普拉塔联邦创建了一个“敖德萨”分会，这是传说的一部分。不过，在这个新世界里，“老战友”之间的联系也没有中断，这就使得传闻愈演愈烈。1948年5月弗兰茨·鲁菲嫩戈也到了阿根廷。他决定依靠他的联系捞取好处。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了一家旅行社，很快就在德国—阿根廷圈子里受到极大的喜爱——生意兴隆。这一成功“当然很快就被大西洋两岸的一大批文章改编成了‘阿根廷纳粹分子’的阴谋合作，说它起源于一个虚构出的协助这些罪犯逃往南美洲的组织‘敖德萨’”。莱因哈德·科普斯对此写道，他现在叫做胡安·马勒。科普斯协助纳粹逃跑时，他是胡达尔的关系密切的工作人员之一，他也于1948年9月逃到了阿根廷的庇护之下。他受雇于纳粹刊物《道路》，具有明显反犹倾向的纳粹流亡者们最喜欢的刊物。该刊大肆美化纳粹。
《道路》是由丢勒出版社出版的，它的办公室成了在逃纳粹成员喜欢的咨询处。《道路》同约瑟夫·孟格勒和阿道夫·艾希曼这些重要的纳粹罪犯保持着联系，是纳粹杂志《意志和道理》（Wille und Weg）的前编辑和反犹煽动者约翰·冯·勒尔斯这样的种族主义者的传声筒。特别是武装党卫军的流亡者们都将该刊选为他们的理论战斗刊物。有一段时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邮局酒店”里，党卫军老兵的一群战友经常聚会：200名前党卫军成员，相互鼓气，警告国际缉捕行动，宣传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在《道路》上用激进的腔调试图为武装党卫军辩护：“只要在受迷惑的‘法治国家’里还关押着数千名战友，我们武装党卫军成员就根本不关心选举权、法治国家、四种自由和民主。对于我们来说，法治国家仍然是始于铁窗。”不久《道路》的销量就达到了20000份——连同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发行——有了“第四帝国”机关刊物的名声。
由于同纳粹战犯的密切联系，汉斯-乌尔利希·鲁德尔创办的“战友要塞”也总被看作“阿根廷伪装的纳粹组织”。西蒙·魏森塔尔甚至拿它同“敖德萨”相比。该组织的宗旨是支持狱中的战犯及其在德国的家庭。鲁德尔在阿根廷和智利向“关心故乡的遭排斥、被所有人唾弃、经常是最忠诚的儿子的命运，即战胜国司法机构的受害者的有奉献精神的捐助者”募集支付诉讼费用的钱和寄送装有服装和食品的包裹。“德国传统的优良核心很快就在海外体现出来了。”鲁德尔写道，“早在1951年圣诞节我们就寄出了1500只包裹。”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霍斯和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的家庭也以这种方式收到了来自阿根廷的“关心”包裹。这个“战友要塞”无疑充满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致力于德国境内的政治犯的集体大赦。鲁德尔本人成了佩隆的好朋友和成功的商人。他的最亲密伙伴之一是在比利时被宣判了死刑的党卫军成员维勒默·扎森。作为咨询员和武器倒卖商，两人同拉丁美洲的独裁者——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多·西特罗斯纳和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等保持着密切接触。鲁德尔同约瑟夫·孟格勒一起为巴伐利亚孟格勒家的家庭企业生产的农机产品调查拉美市场。纳粹精英在阿根廷彼此以诚相待，在咖啡店碰头，在“褐衫”晚会上为“美好的旧时代”干杯。但并没有具体的证据证明这个“战友要塞”除了寄包裹和从事福利服务还有别的活动。
卡普利小组也是一个隐蔽的纳粹逃亡者收留组织。在佩隆和祖籍德国的商人们支持下，从事阴谋活动的逃亡帮助人霍尔斯特·卡洛斯·富尔德纳，在国家水电康采恩的庇护下建立了一个工业工程公司，“阿根廷设计生产公司”，简称卡普利。被驱逐出境的德国专业人员和工程师们受国家委托在该企业里从事能源和水力工程。几乎所有的卡普利重要员工都是战后的德国移民。但事实证明卡普利也是国际通缉的党卫军军官和政治流亡者的理想掩护所，这些人不必证明有特殊的职业知识。阿道夫·艾希曼有一段时间也用他的化名查察多·克莱门特在卡普利工作过。不过这位将数百万犹太人运进灭绝营的运输工作极其缜密的组织者表现得很笨拙，很快就不能胜任，工作马虎。“技术上他一无所能。”他从前的同事海因茨·吕尔认为。当他有一天惊奇地问他的女上司，克莱门特为什么如此内向、从不肯谈他的过去时，他得到的回答是：“请您别拿他的过去打扰他，他经历过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艾希曼一直没有能在南美洲成功地立足。他靠做临时工勉强度日，在1960年5月11日被摩萨德绑架之前他做过汽车钳工、工头和在帕姆帕斯养过家兔。他从没有表示“后悔”。1956年艾希曼向他的志同道合者维勒默·扎森坦白：“作为匿名的漫游者生活在世界上，我渐渐地累了……假如我不是想到人们对此事的政治兴趣可能还很大，大得使此事不能有个实事求是的明确结果，我将是最后一个不打算向德国当局自首的人……我只不过是一名忠诚、正直、无可指摘、勤奋的人——只是受了对我有幸属于的祖国的理想冲动的鼓舞——是党卫军和帝国中央保安局成员。我从来不是一个本质恶劣的猪猡和叛徒。尽管有一定的反省但我不得不认为，我既不是凶手也不是集体屠杀犯。”流亡者艾希曼躲进了“入伍宣誓”和“恪尽职守”这些概念里。
虽然能够证明，党卫军组织相互间保持着联系，互相帮助和保护——但没有出现一个组织严密的地下网络。只有佩隆还保护着这些纳粹罪犯，原则上根本无此必要。1949年7月这位独裁者甚至对非法进入阿根廷的外国人进行了大赦。不再过问过去的事。那之前奥托·帕普也出现在了移民局，声称到战争结束时是躲在罗马的德国大使馆里。这样奥托·帕普又成了埃利希·普利布克——完全合法地。他住进阿根廷的许多德国流亡者的一个殖民地，它们变成了在逃纳粹的窝藏地：普利布克选了圣卡罗·德·巴利洛奇，安登的一个具有田园色彩的滑雪地，莱因哈德·科普斯也在那里住了下来，约瑟夫·孟格勒也经常来访。莱因哈德·科普斯在这里过着一种平静的生活，开了一家美食店，甚至成了德-阿文化协会的主席。他经常在全世界旅行，也去德国，定期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德国大使馆更换护照。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94年他向一队本来是在寻找莱因哈德·科普斯的美国电视台人员主动介绍他参与了阿尔德代山洞里的大屠杀和亲手枪杀了两名意大利人：“当时发生的就是这种事。”他说道，“那时候军令如山，您理解吗，年轻人？”这席采访在全球引起了愤怒。随后意大利于1995年11月要求引渡。1998年3月7日罗马的一家意大利法庭判处他终身软禁。从此以后阿根廷还活着的党卫军成员才变谨慎了。
“敖德萨”神话的传奇幽灵令人捉摸不透的角色之一是“希特勒的神奇武器”奥托·斯科泽尼。至今都有传言说他是西班牙“敖德萨”的头目。这位奥地利人是他家乡最早的国家社会主义者。1939年他成了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的成员，后随党卫军“帝国”师在法国、南斯拉夫和东线作战。最后他被帝国中央保安局选为在前线背后从事破坏的特殊间谍。奇袭、绑架和谋杀是党卫军斯科泽尼战斗部队的常见活动，盟军称之为“希特勒小分队”。这位身高近1米9的党卫军分队长，左脸有块疤直达下巴，1943年9月12日他作为“虎胆英雄”取得了近乎神话般的名声。据宣传讲，这一天斯科泽尼领导德国伞兵队在一次惊险的行动中，将被意大利政府关押在交通不便的格兰扎索群山一座山区客栈里的本尼托·墨索里尼解救了出来。据说他告诉目瞪口呆的墨索里尼说，“是元首派我来的。”斯科泽尼因为该行动荣获由希特勒亲手颁发的骑士十字勋章。不过，一同参战的伞兵们后来生气地报告说，斯科泽尼只不过是参与了小分队的行动，当墨索里尼已被救出之后，他才抢风头摘取了桂冠。同时“格兰扎索的英雄”也成了所有希望靠大胆的突击行动创造战争转机的人们的象征，另外也成了凶残的坚持口号的宣传工具。同样传奇性地绑架霍尔蒂-佐内斯——希特勒想用他来勒索分裂的匈牙利临时国家元首忠于联盟——和斯科泽尼，在阿登进攻战期间率领一队破坏人员身穿美国制服来到敌后的“格莱夫行动”，终于让他在圈子里获得了近乎传说般的地位。
撤回“阿尔卑斯山壁垒”之后，斯科泽尼于1945年5月落在了美军手里。他被指控阿登进攻战期间屠杀美军俘虏。但1947年8月他又被一个美国军事法庭宣布无罪释放。在狱中，斯科泽尼受到美国审讯军官连续数小时的审讯，他的供词有好几档案夹厚。由于他还必须接受一次“非犹太化诉讼”,他被关在达姆斯达特拘留营里。据斯科泽尼后来讲，美国和苏联的情报机构都突然要求他合作。此时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提出了引渡要求，要在那里起诉他犯有战争罪。他是如何逃出监狱的，斯科泽尼好长时间都不肯哪怕是暗示性地解释。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老是必须谈我的‘逃亡’，这令我讨厌。1948年7月27日我上路了：没有钢丝剪和软梯，没有贿赂和他人的帮助，我找到了这条路——我果断地走了通向新生活的这一步，通向自由。”但1975年去世前不久斯科泽尼向他的传记作者格伦·因菲尔德讲了另外一则故事：斯科泽尼事先联系好三名党卫军军官，他们穿上美军宪兵的制服，开着一辆挂有美国车牌的车驶进达姆斯达特监狱大门：“我们是来将犯人斯科泽尼带去参加明天在纽伦堡的审讯的。”他们告诉困惑的哨兵说，当场带走了斯科泽尼。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他在囚室里留下一封告别信，信里写着崇高的话：“我相信，法庭无法做出公正的决定，因为它必须屈服于外界的强烈影响。我只有一个愿望：光荣地生活在这个祖国。”
据说奥托·斯科泽尼早在被俘期间就开始组建一个党卫军地下组织，它先是作为“斯科泽尼运动”、后作为“兄弟会”、最后作为“敖德萨”出现在美国情报机构的档案里。在美国宪兵致欧洲情报中心的一封秘密信函中写道：“一组前党卫军成员和伞兵加入了奥托·斯科泽尼领导的一个地下运动组织。据可靠的消息来源称，它的总部位于奥地利的蒂洛尔。这个运动有两个目的：第一，积极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第二，让西方的占领国列强撤出。”后来一名地下间谍在1947年1月20日的一封“绝密”报告中报告了“敖德萨”的存在：“该小组的领导人是奥托·斯科泽尼，在关押他的达豪监狱里领导这场运动。波兰看守协助这些从斯科泽尼那里接受命令的人逃走。”据说为了继续从德国逃往意大利，斯科泽尼创建了“蜘蛛”组织。据报告，他的工作人员来自“安全的家庭”，组织诡秘，分布在全国。据西蒙·魏森塔尔讲，这些逃亡者在德国和奥地利境内使用的恰恰是德国的平民职员运送军方《星条报》（Stars and Stripes）的那辆美军卡车。“这样宪兵至多是看看车厢里，看到那里有一大堆报刊。他看不到的是蹲在报刊背后为了不被觉察屏住呼吸的人们；他所不知道的是卡车司机属于‘敖德萨’这件事。”据称逃亡线路一开始是从南德前往奥地利或进入瑞士，后从不来梅直接去罗马或热那亚。
尽管被美国法庭宣布无罪释放，斯科泽尼仍在联合国的缉捕名单上。他的传记作者格伦·因菲尔德在和斯科泽尼亲自交谈后介绍的这条逃亡之路，听起来像是强盗故事。1949年他去了阿根廷，去索要“第三帝国”的秘密财产：钱、黄金和手饰，它来自集中营里被杀的犹太人，是希特勒和秘书鲍曼委托阿根廷独裁者胡安·佩隆保管的。据因菲尔德讲，这位大胆的党卫军成员甚至成功勾引了漂亮的埃维塔，为自己和他的“敖德萨”保管了部分所谓的“纳粹财宝”。因菲尔德没公开这些消息的来源。估计是斯科泽尼向这位作者胡吹的。
1997年，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迫于舆论压力被迫成立了一个阿根廷纳粹活动调查委员会（CEANA）。它的任务也包括寻找这批传奇性的“纳粹黄金”。但经过两年的研究，该委员会只能证明，阿根廷是至少180名纳粹罪犯的藏身地，虽然非官方数字要高得多，却没有“纳粹黄金”的线索。但由于阿根廷的大多数档案被销毁了，而且这个在佩隆分子政府统治下工作的委员会的独立性也受到置疑，这说明不了什么。无论如何斯科泽尼于1950年终于到达了马德里，化名罗尔夫·斯坦因鲍尔在那里既担任德国和奥地利工业企业的代理人又做军火商。他旅行很多，同党卫军的“老战友”们保持着联系。除了这位奥地利人“喜欢拿威士忌兑点水”之外，就连美国情报部门自己也认识到了，“很有可能，斯科泽尼知道许多为隐瞒身份通过秘密途径离开德国并正受到寻找的德国人的所在地”。
不久，往来奔波的奥托·斯科泽尼就将有机会向“第三帝国”的最凶残的集体屠杀犯之一伸出他的援助之手。1953年，野心勃勃的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布德·埃尔-纳赛尔请美国人支持他建立军事情报机构和内部安全小分队。美国军事情报局早就没有顾忌地将纳粹罪犯安插在它的情报活动中了。巴比的事不是例外。但美国公开参与并不总是适宜，尤其是在近东的危机地区。因此，在特别麻烦的事情上，美国人喜欢求助于前德国国防军将军莱因哈德·盖伦，自1946年起就支持他的组织——联邦情报机构的前身。希特勒东线战争中的情报头目在失败之后靠他的出色档案投靠了美国人。他在苏联地区的间谍网，还有他同前党卫军成员的联系对美国人非常重要。盖伦将这份工作委托给斯科泽尼。随后的18个月里斯科泽尼启动了他和党卫军逃亡组织与纳粹社团的联系，为埃及的安全机构征召了约100名德国顾问，他们大多数是前党卫军或盖世太保成员。据美国纳粹专家克利斯托弗尔·辛普森的调查，阿洛伊斯·布鲁奈尔也在被征召之列。他是阿道夫·艾希曼之外“第三帝国”最臭名昭著的“最后解决者”,也是被找得最厉害的战犯。
布鲁奈尔的经历像一道血迹穿过欧洲。1938年他成了艾希曼在维也纳“犹太人移民中心”最亲密的助手。他受艾希曼的委托负责将奥地利的犹太人运进灭绝营。不久他成了艾希曼碰到困难时的“清除专家”。每当驱逐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布鲁奈尔就被派出去：前往萨洛尼卡、巴黎、尼斯或普莱斯堡。不管去到哪里——过不多久他就可以骄傲地向他的上司汇报，这座城市“无犹太人”。布鲁奈尔一共将12万多人送进了死亡。他的具体的逃跑途径至今都不清楚。他先是化名“阿洛伊斯·希马尔丁斯特”在德国潜伏了几年。即使是在美军和英军的监狱里对他的掩护也没有暴露。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作为司机为美国占领军工作。1954年初他在法国被判处死刑——缺席审判。当布鲁奈尔感觉到有危险时，他离开了德国。他的朋友、党卫军突击队大队长格奥格尔·费舍尔博士将自己的护照给了他。略加修饰之后，布鲁奈尔甚至很像照片上的费舍尔。于是这位新格奥格尔·费舍尔坐火车直达阿姆斯特丹，继续飞往罗马。在那座圣城里是谁帮助了他，至今仍是个谜。但估计布鲁奈尔也享受了胡达尔的“博爱”。无论如何布鲁奈尔拿着一本旅游签证从罗马直接去了开罗。
和整个近东一样，埃及也是纳粹罪犯的理想避难所。这里的口号是：“谁是犹太人的敌人，谁就是我们的朋友。”再加上以色列的建国被视为侮辱，因此情报机构、军方和宣传都欢迎德国的专业人员。可当布鲁奈尔的签证三个月后过期时，他去了叙利亚——同样是落难纳粹的避难所。这位凶手在大马士革住了下来，成了狡猾的商人，包括军火生意。当布鲁奈尔最后于1960年被叙利亚的情报机构雇佣时，他可以不必被引渡。
布鲁奈尔，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至今都逃过了惩罚。在战后的德国，司法的磨坊无聊地转动的时间太长了，公正很大程度上都失败了。德国的侦查也是拖拖拉拉。科隆检察院于1984年签发逮捕令，随后是要求引渡，结果都不了了之。其他人显然很清楚布鲁奈尔藏在哪里：1961年6月，当布鲁奈尔在大马士革的总邮局打开一个寄给他的小包裹时，一颗炸弹爆炸了。他受了重伤，虽幸存了下来却失去了左眼。20年后，1980年7月，另一颗包裹炸弹炸掉了他的两只手。当这位被寻找的战犯于1985年鲁莽地在大马士革接受德国画报《彩色》（Bunte）的记者采访时，在布鲁奈尔的受害者中掀起一股愤怒的浪潮。联邦德国的司法部门未采取任何措施，它甚至连一张通缉招贴画都没有印过。已经多次有传言说布鲁奈尔死了——但仍在通缉他。这种案例要讲起来有很多。它是一种后果严重的过去政策的一部分：通过搁置协助逃亡。
德国一开始就抗议过“胜利者司法”和盟军的非纳粹化运动。随着冷战的尖锐化和朝鲜战争的开始，“清洗”在战胜国眼里也不重要了，它们打算重新武装联邦共和国，让它融入西方。主要是党卫军老兵俱乐部“静静的援助”在关心纳粹战犯的幸福。在多年的暗地工作之后它于1951年11月15日正式成立。由前高级党卫军军官同新教和基督教会的高层人士领导。俱乐部的第一任主席是海伦·伊丽莎白·冯·伊森堡公主，她被人们亲切地称作“步兵之母”。
这位健壮的女基督教徒，她曾被纳粹党地方小组归为“政治上可靠”类，一心扑在莱希河畔兰茨贝格盟军战犯监狱中的犯人们身上。这里总共关着约1600名犯人：纽伦堡附属审判中被判刑人员，其中有党卫军突击队、盖世太保、德国参谋总部的成员和重要实业家。这位公主甚至不知疲倦地为“胜利者司法受害人”亲自找到罗马教皇——有力地支持了汉斯-乌尔利希·鲁德尔的“战友要塞”。这一联系让人们怀疑她是协助纳粹逃跑组织的一部分，“敖德萨”的一部分。她和国际党卫军小组——如斯堪的纳维亚的——的接触助长了这些传闻。无论如何“母亲伊丽莎白”非常成功：在联邦政府及“静静的援助”的说客们的强大压力下，斯潘道战犯监狱里的犯人慢慢地几乎全部获释了。在美国高级特派员约翰·麦克克劳的特赦令之后，剩余的被判刑的142名“兰茨贝格人”中有92名被释放了，而在德国的愤怒浪潮中最后7名战犯于1951年6月7日在兰茨贝格被绞死。
但德国党卫军战友们的阴谋活动还在继续。于是党卫军组织“相互帮助组织，前武装党卫军军人联合协会”建立起来了，简称“互帮组织”(HIAG)。党卫军成员在这个协会里可以心平气和地赞美纳粹国家，颂扬战争经历，表演他们的智慧助兴：“生活就是战斗，各种形式的战斗——世界非常无情，不会理睬每个不愿意接受这一生活法则的人。”1956年，互帮组织作为协会也获得承认。该协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建起了一张拥有数百个地方和地区性小组的网络。主席多年都由武装党卫军将军库尔特·迈耶尔担任，他的手下亲热地叫他“坦克迈耶尔”。直到1961年去世他都在争取武装党卫军的平反。互帮组织认为，武装党卫军成员和所有的其他人一样也是军人，同普通党卫军的罪行毫无关系。“我们对那些恐怖行为一无所知。”互帮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说道，“我们感谢当时国家的保密工作做得很成功。”直到70年代这个党卫军协会都对军人和传统组织及政治党派具有相当大的影响。“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的一位前成员代表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坐在联邦议院里：汉斯·维色巴赫，互帮组织的一位代言人。互帮组织虽然于1992年被解散，但它的会刊《志愿者》（Freiwillige）仍在出版。1952年，为了保障“褐衫”后代，参照希特勒青年团成立了“维京青年团”。它直到1994年才遭禁。
联邦共和国的成立似乎给了德国人一个误以为能了结的求之不得的机会。康拉德·阿登纳总理认为，纳粹政权许多追随者的介入是重新建设的前提。总理认为：“如果没有干净水，就不泼掉脏水。”于是前纳粹精英也在年轻的联邦共和国里得到了官职和荣誉。1952年，随着所谓的“131号法”的颁布，前纳粹官员，包括盖世太保成员，就已经可以被接受进国家机关了。高潮是1954年的免于惩处法。历史学家诺尔伯特·弗雷认为，该法律意味着5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人还有必要害怕“国家和司法部门是否会发现他的纳粹过去。几乎所有人现在都开脱了罪责、无罪了”。大赦正在渐渐到来，虽然联邦议院1965年用20年的时效期废除死刑，但它1960年确定了杀人时效，1968年甚至批准了协助杀人的时效。为此，针对约300名前帝国中央保安局成员的诉讼不得不中止，虽然艾希曼的机构组织了大屠杀。如果不是在以色列而是在德国审判艾希曼的话，他极有可能不会被判刑。最积极的是路德维希堡的跟踪纳粹罪行的中央办事处，它在德国协调对纳粹的刑事调查。战后虽然处理了10万桩刑事诉讼，但只有6500人被宣判，其中12人被判死刑，163人被判终身监禁。许多罪犯得以逃脱。他们中不少人仍然自由地生活着。
由于不能忍受这种情况，纳粹追逐者在全世界活动，要将战犯们最终绳之以法。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1960年将阿道夫·艾希曼绑架出阿根廷引起了轰动：“最后解决”的这位案头工作者在以色列被判处死刑枪决了。塞尔格·克拉斯菲尔德和比特·克拉斯菲尔德夫妇也以追逐纳粹罪犯为终生任务。他们不屈不挠的调查使克劳斯·巴比于1983年被捕。另外，70年代在一起针对塞尔格·克拉斯菲尔德的炸弹袭击之后出现一封“敖德萨”的声明书。纽约私人侦探史蒂文·兰邦姆自称是一个业余纳粹追逐者。但他很成功：他的侦查使党卫军军官尤利乌斯·费尔于2001年被判刑——因为在波希米亚他大肆屠杀盖世太保的犯人。最具传奇性的纳粹追逐者大概是集中营幸存者西蒙·魏森塔尔。据他自己讲，他的文献中心将1200多名在逃纳粹罪犯送上了法庭。
耶路撒冷的西蒙·魏森塔尔研究所的所长、魏森塔尔的接班人埃弗赖姆·左洛夫说，寻找纳粹罪犯是“和时间赛跑”。案犯们渐渐死光了。左洛夫看起来不像是个纳粹追逐者，更像一名办公室职员：笔挺的西装，领带，标准的侧分头，淡色眼镜。他认为自己是个案头追缉者，他精确、无情，如果必要，会连续几年追踪过去的罪行。当在逃的纳粹案犯引起轰动时，很多时候都有他的参与：是他发现，和所有的传闻不同，奥斯维辛医生约瑟夫·孟格勒是在巴西死去的。眼下左洛夫主要是在东欧活动：“大屠杀是一种欧洲现象。”他还根本不想放弃：“仍有纳粹罪犯活在世上，他们杀的人估计要比本·拉登多上六倍；他们也应该被判刑。”最近几年，追逐最后的纳粹罪犯出现了新的突破。连德国追查者也表现得越来越坚决。1987年，曾任波兰一座集中营领导人的前党卫军突击队大队长约瑟夫·施瓦姆贝格尔在阿根廷被捕，1992年他在德国因多起谋杀被判终身监禁。2002年，前热那亚安全警察头目弗里德利希·恩格尔因在1944年5月残杀意大利犯人被判7年。魏森塔尔至少曾经将他无情地追逐罪犯的动机概括成了一个喻言：“在来世我们犹太人将和大屠杀的受害者们相遇。受害者们会问：‘你们生前干什么了？’有人会说：‘我是律师。’另一个会说：‘我是教师。’而我会说：‘我没有忘记你们。’”
“褐衫团结”至今不肯忘记作案人。古德龙·布尔维茨代表着党卫军协会“静静的援助”的灵魂。海因里希·希姆莱的这位女儿是新老纳粹活动时的明星，定期在活动场所出入：比如每年在施利尔湖畔的安娜山上举行的“志愿军和奥勃兰德联盟”的战友纪念会或奥地利克恩滕州乌尔利希山上的党卫军老兵聚会。每年10月，老老少少的纳粹从全欧洲前往从前凯尔特人的圣地朝圣，去朝拜“褐衫”偶像。希姆莱喜欢叫他的女儿“小丫头”，在她的眼里，父亲至今还是一位英雄。1999年终于被取消的“公益组织”“静静的援助”奉行着党卫军的口号“我们的荣誉叫做忠诚”，它至今还在支持狱中的战犯，为家庭成员寄钱和找律师。前党卫军大队长安东·马洛特也享受到了该组织的善举。1948年，他就因屠杀集中营犯人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判处了死刑，从此全欧洲就在通缉这位警察监狱“特蕾西市小城堡”的前看守。正如现在查明的，从1988年起，他就不受德国司法机构的打扰，在“静静的援助”的支持下，平静地生活在慕尼黑附近的一家养老院里。直到2001年他才被判终身剥夺自由的处罚。“静静的援助”至今还在关心他，它也一如继往地支持约瑟夫·施瓦姆贝格尔和埃利希·普利布克这样的“受害人”。普利布克自1998年意大利的宣判之后就受到软禁，“静静的援助”称：“普利布克是位真正的军人，他向世界表明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是什么样的。”
如今，寻找纳粹流亡者越来越变成了追逐幽灵：阿洛伊斯·布鲁奈尔今天都90岁了，“盖世太保穆勒”102岁。可是如果有谁相信，随着最后一位案犯的死去党卫军的网络也将断裂，那他就错了。老的党卫军协会及时找到了“褐衫”新生力量。1979年创建的“国家主义政治犯援助组织”(HNG)以“静静的援助”为榜样关心狱中的新纳粹。根据立宪保护法，他们着重关心那些“出于政治信仰犯下火烧难民申请人住处、人体伤害和其他罪行的”犯人。“照顾”是招收新战士的一个完美的托词。他们也支持过去的榜样，如党卫军成员埃利希·普布利克和约瑟夫·施瓦姆贝格尔。一位有过多次前科的新纳粹克利斯蒂安·沃尔希有一回承认道：“‘静静的援助’对右派活动总是起着榜样的作用。”前德国少女联盟女领袖格特鲁德·海尔和她的养子、极右派律师和新纳粹领导人尢尔根·里根尔一起积极发展新生力量。他们共同创办了多个可疑协会，建起了宪法保护分级为“来自国内外的新老纳粹的最重要的德国训练场所”的俱乐部。作为女演讲者她可以用她的观点教育她的弟子们：“在奥斯维辛没有犹太人被用毒气毒死，根本就没有毒气集中营。”
作为遭禁的“维京青年团”的替代物，非常秘密地建起了“乌尔利希·冯·胡滕之友”。当年的创建人是曾经的德国少女联盟女领袖丽斯贝特·格洛利奇和曾任“大德国”看守营指挥官的奥托·恩斯特·雷默尔。该协会至今高举党卫军的理想，特别重视培养新生力量。它公开散发好战的宣传材料，组织极右分子集会，用它的掩护组织覆盖德 的目标。”不管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这种宣传多么无足轻重,但它表明，有毒的党卫军思想至今都存在——首先是在青少年中结出了果实。今天英特网里还有数千个美化党卫军的网页。今天年轻人还效仿党卫军脚穿弹簧靴在街上行走。至今大街上还有人被折磨或他们的房子被纵火焚烧——如1992年在罗斯托克的里希滕哈根所发生的，暴徒们叫嚣了三天，将一座外国人的住房点着了，而邻居们和警察却在一旁观看。至今人们还被称作“犹太人”受到公开羞辱。党卫军“战友”至今还被理解为共同从事的暴力。只要德国的一部分成了“外国人”的陷阱，只要在安乐死的国度里残疾人受到虐待，精神的纵火犯谩骂民主的价值，只要像“集中营逐鼠”这样的电脑游戏降低了障碍门槛——只要党卫军不吉的幽灵尚未消失，党卫军的历史就是历史的一个警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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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狗仔卡
显身卡
发表于 2009-5-10 14:35: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