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月之暗面 于 2009-5-10 14:35 编辑
——第一章 权力斗争 ——
20个信赖的人
虚假的正常：希特勒在明斯特参加国家社会党党区领导人约瑟夫·泰博文的婚礼。（1934年6月28日）
1934年6月30日，“第三帝国”的恐怖更换了颜色。黑衫取代褐衫，夹杂着血红。凶手不高喊口号，不挥舞棍棒，他们驾驶着黑色大轿车。
在柏林，柏林盖世太保总部的三名成员陪伴着前纳粹高官保尔·舒尔茨走向一辆敞开的四座汽车。他们关上车门。舒尔茨后来回忆道：“它散发出凝结的血液的难闻气味，我虽然尚不明了此行的意义，此时也不再怀疑了。”汽车由施特格利茨驶进格鲁奈森林，冲向万塞方向。路上郊游的人很多。直到过了离波茨坦有半小时路程的塞丁村之后，这些人才在一处森林中找到机会完成他们的“射击”,这是他们的叫法。
他们命令受害人下车，走几步。舒尔茨只剩几秒钟可活了。他打落一名党卫军成员手中的武器。他还没赶到低矮的灌木丛，第二人的子弹就击中了他。“当我苏醒过来后，我趴在地上，头朝下。我感觉背部疼痛剧烈，身上血淋淋的。我马上开始喘息，模仿濒死者的痉挛。然后我坚持一动不动——像死人一样纹丝不动。”案犯们认为没必要再补一枪。当他们取来一块帐篷布，要将这位误以为已死的人包起来时，受了重伤的舒尔茨跳起身，逃上了一条林中小路。他侥幸逃脱了。
1934年6月30日，这些身穿黑色制服的人第一回没能完成下达给他们的任务。其他时候他们杀起人来都不负期望：仔细、顺从、无情、聪明、不引人注目。在这个沉闷的星期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党卫军在进行“第三帝国”的首次大屠杀。全国一片平静。人们很少关心几星期来爆发的纳粹党及其最重要组织冲锋队之间的纠纷。人们谈论的是一场另一种形式的戏剧性场面。一个星期前，FC沙尔克04队在和FC纽伦堡一队的足球决赛中戏剧性地获得了德国冠军的头衔。恩斯特·库佐拉在终场哨声吹响前踢中了那决定性的一球，以2∶1战胜对手。
人们很少感觉到纳粹党领导层内部爆发的残酷的权力斗争。在这场权力斗争中，那些在宣传策划中权力很大、表面虔诚、宣誓忠诚的冲锋队领导人和服从、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组织浴血斗争。而新的统治者们也利用这场权力斗争算老账。
冲锋队的危险
“您负责克劳斯纳案。将克劳斯纳立即打死在部里的值班室里。然后请您使用他的值班电话告诉我。”
盖世太保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对杀害政治家恩斯特·克劳斯纳的凶手、党卫军成员库尔特·吉尔迪希说。
策划了刑事法庭，伪造了证据，判决早就确定了。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借口挫败冲锋队的一场威胁性的政变，让人准备了一个蓄谋已久的死亡名单。在这一天，几个月来同戈林和鲍尔曼这样的追随者结成的联盟的坚强性经受了考验。它将成为纳粹独裁的基础。这些黑衫营是他们的惟命是从的执行者。在慕尼黑－斯达德尔海姆监狱中，冲锋队的领导人纷纷死在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的弹雨中。在柏林－里希特菲尔德的“亲卫队”的军营中，“元首”卫队的枪杀小分队处决了党内精英的私敌。汉斯·费希巴赫曾经是“亲卫队”的成员，他回忆道：“亲卫队都是年轻人，他们接到命令：‘他们搞政变反对元首。要将他们处决,完毕。’然后，列队。第一排跪下，第二排站立。然后执行命令。党卫军成员本身想都不想。这是国家的非常时期。”
不可避免的冲突
其他任务党卫军派职业杀手去执行。快到下午1点时，突击队大队长库尔特·吉尔迪希的车停在威廉街的国家交通部门外。吉尔迪希打听部长埃利希·克劳斯纳博士的办公室。克劳斯纳负责航运，但当权者觉得他另外从事的活动更重要。他是“基督教行动”的领导人，一个星期前他将6万多人聚集在柏林的霍普园里举行集会。在那里，他脱口而出的结束语打动了与会者：正是在这个时代，出于对上帝的爱不可以解雇任何人。另外，这位部长的过去也让戈林和海德里希不喜欢。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克劳斯纳任职于普鲁士内务部的警务科。没有人比他更熟悉纳粹分子们的刑事记录了。当克劳斯纳遇到凶手时，他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吉尔迪希告诉他他被捕了。当这位官员伸手拿他的上衣时，凶手将两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头颅。一位党卫军哨兵在受害人的办公室门外放哨。吉尔迪希头都没回就离开了交通部。其他任务在等着他呢。
1934年6月30日晚，黑色大轿车在慕尼黑城穿梭。有一辆紧靠着凯旋门附近停下了，停在沙克街3号的大门外。和保尔·舒尔茨相反，威利·施密特博士完全蒙在鼓里。家里人虽然对那四名身穿黑制服的人的粗声粗气感到意外，但这位父亲安慰妻子和孩子说：一切都会澄清的，他很快就会回来。党卫军会拿他一个音乐评论家怎么办？上车前施密特伸手拿他的帽子。这是每天发生的、见过无数次的动作，也是女儿蕾纳特对她父亲的最后的记忆。“大轿车驶往达豪。”今天她知道了，“他们在那里马上将他枪杀了。”
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浪潮中，全国有近100人死去——其中有像库尔特·冯·施莱歇尔这样的保守的反对派政治家或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尔这样的希特勒的老战友。在这个“长刀之夜”,党卫军开始发展为褐衫统治下最吓人的组织。慕尼黑律师奥托·格利希耐德尔判断说，在这一天，党卫军上演了他们的“杀人闹剧”。短短几年内，党卫军就由希特勒的私人卫队发展成了一个渗透进国家和民族的可怕的恐怖机构。那年夏天的事件在党卫军自己的神话中变成了“血腥大清洗”的传说。这一事件是它认识自己地位的试金石。早在1933年，内部宣传报《黑色军团》（Das Schwarze Korps）就警告说：“……党卫军在其存在的漫长岁月中维护因为它们而得到考验的所有的道德，也即忠于元首，服从和纪律。”
正如希特勒的传记作者伊恩·克肖所评价的，这一“德国的圣巴托罗缪之夜”让它锻炼成了“希特勒帝国的军火库里最锋利的武器”。那些在随后的几年里将进行党卫军恐怖统治的工具已经初步成形了：看起来无所不能的警察和间谍机构，集中营系统，参加宣誓效忠于希特勒的虔诚的精英部队。
权利就是正义
辅助体育——希姆莱和他的副官卡尔·沃尔夫做双打搭档打网球。
党卫军的历史于11年前开始于一家被烟熏黑的慕尼黑酒馆的保龄球球道上。后室里的那些人要了一轮又一轮酒。等服务员离开房间之后，他们举起杯子，为那个不少慕尼黑饭店和后屋里挂着他的画像的人——阿道夫·希特勒干杯。他们将自己战后还拥有的东西全部献给他：“我们宣誓至死效忠你。”1923年5月的这个充满啤酒味的夜晚是希特勒挺进队诞生的时刻。它由前不久成立的名叫“战旗护卫队”的保卫队伍发展而来，最早的这些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将构成“黑色骑士团”的原始细胞，像尼伯龙根传说一样，直到悲惨的结局。1942年，它们的领导人还在浪漫地吹嘘“这些准备从事革命行动的人们，知道有一天会硬碰硬”。
而事实却相反并显得荒诞。文具用品商约瑟夫·贝希托尔德，他长得像侏儒，和一名强壮的党卫军成员的理想形象根本搭不上边。他和另一名纳粹成员纳尤利乌斯·施雷克，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了总共近20人。他们当中还有后来自称“老战士”的埃米尔·莫里斯，一位因为贪污而有过前科的制表匠，马贩子克利斯蒂安·韦伯和屠夫兼业余摔跤手乌尔利希·格拉夫。这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严守秘密，局外人很难看到这个亲卫队的内部生活。当时他们的服从就是无条件的了，他们只接受希特勒本人的命令。他们惟一的任务就是保护他的生命，不管他出现在哪里，他们都在现场保护他。他们如影随形，陪他出入于慕尼黑的啤酒馆。这个队伍很快就壮大到150人以上。它只接受那些在革命后期的慕尼黑会议厅殴斗中经受过考验的人。“权力就是正义！”这是他们的简单的口号，他们用“橡皮”和“打火机”——这是他们对塑料棒和手枪的昵称——说服他们的对手。他们的制服有一个特殊的标志。后来的党卫军组织者阿洛伊斯·罗森温克解释道：“我们的黑色帽子上配着骷髅头，用来警告我们的敌人，向我们的领袖表明我们愿意为了他的思想奉献我们的生命。”
骷髅头标志是他们从军队的精英部队那儿借来的。数百年来它就是对部队领导特别忠诚的标志。普鲁士的军人国王的“黑色”轻骑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一卫队后备工兵团的成员的帽子上都有骷髅头。他们行走在步兵前面，操作一种新型武器，使用它需要勇气和毁灭的意志。在这场战争中，火焰喷射器成了最可怕的武器。老兵们将战壕里的死亡、大规模地消灭对手神化为“钢铁暴雨”,是它才让自己的生命有了意义和方向。1916年6月28日，军方领导和德国王储隆重地授予这支队伍在胳膊上佩戴白色骷髅头的权力——这是对军队的最高嘉奖。他祝贺说：“军队和军人们始终将它们用在最困难的地方，让他们的武器到处发挥作用，在短时间内成为在近战中法国人最害怕的对手。我坚信，这支年轻队伍外部的标志将始终是一种鞭策，将以蔑视死神的战斗欢乐精神继续发展。”
以骷髅头为标志的“蔑视死神的好斗性”——挺进队队员们要用这种来自世界大战战壕中的观念推翻深恶痛绝的共和国。在慕尼黑和挺进队成员打过交道的前党卫军成员罗伯特·克勒茨说：“这些人很普通。他们骨子里仍然是军人。”“挺进队的一些人冷酷残忍，但外表不引人注目，另一些人又相当有节制。”慕尼黑律师奥托·格利希耐德尔回忆道：“但他们都效忠希特勒。”他们也同很多人一样，认为出卖了德国的“十一月罪犯们”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是个“不光彩的和平”。一些打心底里厌恶这个新共和国的人聚集在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混乱又为右派革命分子对这种新的国家形式的仇恨火上浇油，他们贪婪地吸收新的引诱者的预言。当1923年通货膨胀恶化时，在党卫军酒馆托尔布劳，一扎啤酒已经卖到好几十亿马克了。他们上午挣的钱到晚上就一文不值了。保龄球球道上的这些人，他们看到，保护希特勒的任务将他们的生活从中等水平提升到了一个“精英”级别，一种战斗队伍的级别。他们以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学会的东西来回报：忠诚、服从和蔑视生命。
位顶级对手的较量
在托尔布劳啤酒馆里宣誓效忠后不到半年，希特勒就第一次尝试推翻遭到仇恨的国家。当时1美元的汇率在42亿马克左右。人民的忍耐到了尽头，形势似乎有利于进行一场“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
11月8日晚，巴伐利亚的政府议长里特尔·冯·卡尔召集冯·洛索夫和冯·赛泽尔在慕尼黑的布尔格啤酒馆开会。希特勒想利用这个机会举行暴动，破坏会议，学墨索里尼强迫政客
和军界人士“朝着红色的柏林前进”。这位二等兵得到了一位真正的杰出人物的帮助：前军需长冯·鲁登道夫的权威是希特勒反对卡尔的最佳依靠。
11月8日上午，当希特勒让“德国觉醒的先驱”——他这样称他的挺进队——进入战备状态时，巴伐利亚这座都城的上空阴霾密布。在托尔布劳啤酒馆里约瑟夫·贝希托尔德向部下宣布了暴动计划：“同志们，你们大家和我一样渴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希特勒和冯·卡尔先生取得一致，决定于今晚推翻国家政府，建立一个希特勒-鲁登道夫-卡尔联合新政府。我们所要做的将是新事业的关键。但是，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要求那些出于某些原因对我们的事业有所顾虑的人先出去。”没有人打算走。
那些人从巴朗街上的一座秘密武器库里弄来了机关枪、卡宾枪和手榴弹，然后他们朝着罗森海默街的方向前进。来到布尔格啤酒馆，全副武装的挺进队员们从他们的卡车上跳下来，封锁了街道。贝希托尔德从车里搬下一挺机关枪，将它架到酒馆的大门外。一位名叫赫尔曼·戈林的突击队领导从一辆敞开的汽车的踏板上跳下来。他头戴钢盔，手舞军刀，穿过侧门跑上台阶。那情形像整个的啤酒馆暴乱一样显得滑稽，原计划暴动不应超出慕尼黑市中心。
希特勒在布尔格啤酒馆的大厅门外等着他的队伍。他的怀表指向20：30。他合上怀表，喝光杯子里的最后一口酒，以戏剧性的动作将杯子摔向墙，从裤袋里拔出勃朗宁手枪，打开弹簧门，带领着他的手下冲了进去。他的身旁除了戈林还有突击队的学生领袖鲁道夫·霍斯，周围是挺进队的人马。希特勒跳上一张椅子，冲天花板开了一枪，又踩着一张桌子爬到台子上，喊道：“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接下来他声音尖细地说：“这座大厅被600名全副武装者占领了，任何人不得离开大厅。巴伐利亚政府被推翻了，将组建一个临时国家政府。”
与此同时，另一位民族革命者在狮子啤酒馆召集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上尉恩斯特·罗姆用充满希望的许诺欢迎他的准军事协会“帝国战旗”的战友们。“今晚的聚会，”罗姆神秘地说道，“将超出一个普通的战友聚会。”当布尔格啤酒馆的消息传到时，他以习惯的态度破口大骂“十一月罪犯”:暗语是顺利分娩。罗姆知道情况了。他毫不犹豫，指挥手下前往县征兵指挥中心。要去占领这座大楼，为鲁登道夫将军在那里设立一个“总指挥部”。
恩斯特·罗姆也认为战争是他的使命。他的自传《一位高级叛徒的历史》（Geschichte eines Hochverraeters）开篇句就是：“1906年7月23日我当兵了。”好像在那之前他没有生活过似的。“我从我的军人立场观察世界。明知道是片面的。军人不会妥协。”同性恋的罗姆鄙视平民，仇恨资产阶级世界和它的禁忌。他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锋队员联盟神化为理想的生活联盟。后来他甚至在其中找到了一种朦胧的战壕社会主义的胚胎。人们视罗姆为豪放的勇士。1914年秋天，在马斯高地战役中一颗手榴弹片击中他，在他的脸上终生留下一道从鼻子到下巴的疤痕。另外，脸部手术后他的鼻子变形了。所有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他像个乡村仆人，他好像刚从30年战争的雇佣兵营地回来似的。
党卫军的神话
作为埃普自由军团的军需官，他在战后的巴伐利亚很快就找到了他的位置，向苏维埃共和国开战。后来他向全国的激进防卫队伍提供武器，反对民主的右派的很多线索都汇集在他这里。他参加了一系列黑－白－红的军官联合会，其中也包括由他参与创建的国家社会主义集团的“铁拳”。1919年秋天，他在这里首次遇到了希特勒。这次相遇很快就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表面的亲热中很早就萌生了不信任。
1921年6月，就在突击队创建前不足两年的时候，作为纳粹党的新主席，希特勒就要求建立一支打手队伍，最早是将它用于会议厅保护的。罗姆的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们似乎是再合适不过了。该组织取名“冲锋队”，简称SA。罗姆和他的亲信招募了一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年龄大多在17岁至24岁之间，队伍迅速壮大，由“埃尔哈德旅”圈子里的前世界大战军官们领导。1921年8月3日，冲锋队在成立时宣誓：“作为铁的组织为纳粹党效劳，高兴地效忠元首。”这帮人很快就臭名远扬。谁在啤酒馆或大街上对希特勒表示一点不满，就会被无情地打倒在地。在外人看来，冲锋队和希特勒似乎是一体的。
事实上，背地里，一方面是冲锋队和它的强大人物，另一方面是希特勒和纳粹党，它们之间存在深深的裂痕。希特勒早就发现罗姆的政治野心太大了。反过来，罗姆只将纳粹党看做他的冲锋队的宣传组织，他想让冲锋队在将来能成为正规部队。罗姆认为希特勒首先是有能力的鼓吹家，他的任务是让民众拥戴他。1922年罗姆谈论希特勒道：“他的鼓舞力毫无疑问是伟大的，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他。但他是带着轻便行李旅行的，他的远见超不出德国国界。我们会及时将他排挤掉。”就像希特勒认为自己是个政治家一样，罗姆自认为他是一名政治军人，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要求军人的特权先于政治家。”矛盾的种子播下了，13年后它将会发芽。
虽然希特勒安排“他的人”赫尔曼·戈林担任冲锋队指挥官,罗姆仍然是原动力。冲锋队员不接受希特勒的直接命令，他的位置是易受攻击的。于是他产生了组建“亲卫队”的想法，一支保镖队伍，只接受希特勒领导，效忠于他。1923年11月暴动的血腥结局也奠定了有关挺进队的传说，党卫军的神话就由它而来。
美梦的初次破灭
不是模范运动员：希姆莱在推铅球。
希特勒的暴动计划是幼稚的。州委员冯·卡尔未受阻拦地离开了布尔格啤酒馆。他不想同希特勒磋商。德国国防军也不想和这些暴动分子合作——相反，11月9日上午德国国防军和州警察署的强大队伍聚集在旧国防部大楼外。罗姆的队伍还能保护这座大楼多久，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一幅照片显示：包围者反被包围了。一位戴着镍架眼镜、面色苍白的人首次登上了政治舞台，对于他来说，这个舞台似乎仅是一个统计学角色。年轻的农业实验师海因里希·希姆莱以他极其崇拜的恩斯特·罗姆的名义高举着帝国战旗。11年后，作为“党卫军国家领袖”，他将处决冲锋队领导层和组织谋杀他曾经的榜样。
11月9日上午，布尔格啤酒馆里狂热的“革命者们”很快就清醒了。在最后的抵抗中鲁登道夫将军命令道：“我们前进。”他们想穿过城市游行引起注意，获得群众的支持，解放罗姆及其手下。贝希托尔德命令他的部下说：“突击队在花园里集合。”他再一次让他们宣誓。然后开始游行。
在奥德翁广场上，在统帅厅旁，数百名巴伐利亚州的州警察已经各就各位。游行者想反抗由塑料棒、卡宾枪和步枪组成的人链。当游行队伍不听从停下的要求时，第二支州警察队伍干涉了。佩戴骷髅头的乌尔利希·格拉夫跳到双方之间：“别开枪，鲁登道夫阁下和希特勒来了。”咆哮声淹没了他的请求。一声枪响掠过奥德翁广场上空。穿制服的警官冯克被打倒在地。子弹在街头呼啸——交火只持续了1分钟。希特勒的朋友被击中，倒地死亡。跌倒时他拉住希特勒，将他的胳膊拉脱臼了。保镖格拉夫也受伤倒在希特勒身旁——这件事后来演变成传说,说他扑到希特勒身上，用他的身体挡住了那些本来会射死希特勒的子弹。16名死去的暴动者中有5人是挺进队员。
这场“革命”的悲惨结局也是一则神话诞生的标志。一面血迹斑斑的饰旗留在了奥德翁广场上。纳粹们后来称它为“血旗”,它先是存放在慕尼黑警察署的地下墓穴里。这场外行的颠覆试验后来被“老战士们”神化为自我牺牲。从1933年起，党卫军在统帅厅旁布置了一个“荣誉岗哨”。1945年4月30日，最后的党卫军成员在那里被美军俘虏。
巴伐利亚的州府并没有恢复平静。当希特勒相当舒服地坐在兰茨贝格监狱里时，孜孜不倦的恩斯特·罗姆又开始在慕尼黑重新组建一支战斗力更强的准军事联盟：由于纳粹党和冲锋队受到禁止，因此他给这个新组织取名“前线魅力”。在罗姆的严格领导下，这个组织联合了那些同情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他的队伍迅速壮大。1923年11月冲锋队只有2000名成员，当他的麻烦朋友希特勒1924年12月被释放出狱时，罗姆可以骄傲地告诉他：“前线魅力”已经拥有3万名成员了。
罗姆想像从前一样继续干下去。由他担任一支准军事队伍的领导，希特勒将来也只能担任“鼓吹家”的角色。但这位老朋友似乎汲取了从前的教训。希特勒不想再一次受制于不受任何控制的强大的党的部队。没有党的支持罗姆就必须让步。1925年4月30日，就在对纳粹党和冲锋队的禁令被取消前不久，当希特勒“回忆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和困难的时光，为你的同志情谊衷心地感谢，请你不要取消你（对我）的私人友谊”时，他没有别的办法。
一个月后，希特勒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说明白纸黑字地摆在了罗姆的办公桌上。希特勒的办公室通知他：“希特勒先生不想再来一场新的武装运动。如果他曾经这么做过，只是因为那些后来抛弃了他的先生们的敦促。他如今只需要一支会议厅卫队，就像1923年前一样。”这是一个圆滑的拒绝。罗姆先是没有多大成就地过着平民生活，1928年他流亡玻利维亚，担任军事教官。
希特勒以他对危险竞争特有的敏感第一次排挤掉了他错认的朋友。当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坐牢时，罗姆将“前线魅力”大规模扩建了，待到希特勒回来时，它的影响超出了党的影响数倍。这支武装部队做到了党还必须做的事情：将影响扩大到了巴伐利亚州境外。纳粹党又有了被冲锋队比下去的危险。但现在希特勒夺走了冲锋队具有独特魅力的支柱。这支队伍虽然依然存在，却失去了中央领导。留下的是一支各自为营的党的军队，不能统一行动。作为权力因素它暂时被排挤掉了。这下希特勒可以不受影响地着手在党内大规模地巩固他的指挥权了。他只信任那些他亲自挑选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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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9-5-10 14:21:52
变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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