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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州的孩子》折射中国对艾滋病的态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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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3月09日11:10 中国新闻周刊
颍州是安徽省阜阳市的一个区。
车行不远，在一块块平坦的麦田中间，大大小小馒头般的土堆时隐时现——在平原上，坟地总是极为显眼的。
一路上，张颖一直在说话，所有的话题都和艾滋孤儿有关。当出租车绕过泥泞的乡间小道在一间砖瓦房前停下来，“张妈妈、张妈妈”的叫声突然出现时，她的话顿时少了起来，脸上露出了舒坦与放松。两个精灵古怪的小男孩站在了面前，一个是高俊，一个是米化龙。
这是两个寄养于此的艾滋病孤儿。米化龙是2006年在阜阳市清河广场门口被发现的。6岁的他操一口河南口音，还能够说出父亲的名字，但是家在何处，则完全说不上来。他是被父母丢弃的，后经检测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于是被送到了张颖任会长的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简称阜爱协会)。高俊的形象则已经广为人知，他曾和彭丽媛、濮存昕一起出现在众多预防艾滋病的宣传画里。
而在此时的视野中，已经看不出任何与艾滋病相关的痕迹了，小孩的天性在张颖到来之后越发显露。一边一个，簇拥着张颖的腿进屋，全然不理旁边的陌生人和紧紧跟着的摄像机。
这是新年后张颖第二次来看望高俊和米化龙,也是2月26日《颍州的孩子》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之后第一次见高俊。
颍州的孩子们
摄于2004年的《颍州的孩子》，记录了阜阳艾滋病孤儿的生存状况，高俊即是其中的一个主角。
在这部纪录片里，4岁的高俊踯躅在猪圈里，头发枯黄、疱疹满身，肚子隆起，与瘦小的身体全然不成比例。那个时候，他的父母因艾滋病刚刚去世，惟一与他相依为命的奶奶得了间歇性精神病，叔叔因怕别人的歧视而不愿收养。《颍州的孩子》主创之一米子回忆说，“我们之所以赶过去拍，就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们，那个小男孩就要死了，晚一天恐怕就没了。”
那个时候，高俊两年间从不说话，总是斜着眼睛看人。因为就生活在猪圈旁边，他总是时不时举手打着身边的一头猪。米子回忆说，给他东西他不要，趁你不备的时候他突然跑过来夺了就走。
高俊成了张颖救助的第二个孩子。
2004年，在张颖的帮助下，夫妇均患有艾滋的丁家收养了小高俊。2006年年初，张颖又为他找了一家监护人，也就是现在的张家。张家大儿子、大儿媳、二儿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因艾滋病去世，老两口也有病，现在单过。协会现在每个月给小高俊400元，交给张大爷管理，这也使得张家的日子变得好过一些。
这给《颍州的孩子》结尾添下了许多的亮色。在被收养之后，高俊开口说话，身体日渐好起来，也日渐变得活泼开朗。
“他们是我的孩子。”张颖说。而类似于高俊和米化龙这样受到张颖等照顾的孩子，在阜阳，还有500多个。他们都是艾滋孤儿，其中20多人本身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其他的则是父母感染艾滋病。
被改变的村庄
张颖第一个救助的艾滋孤儿是楠楠。“那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张颖说。当时在阜阳商界已经相当知名的她因为生了孩子而比较空闲。一次，应阜阳市分管副市长之约陪美国汉普郡大学的社会学家肯·约翰逊教授前去一所孤儿院了解阜阳孤儿情况。看了之后，肯·约翰逊突然提出要去看看在家的孤儿。在楠楠的叔叔家，张颖第一次见到她，“我一下子惊呆了，头发乱乱的，满脸都是疮，耳朵流脓，一声不吭地站在那儿，说话她根本听不见。”
当时，副市长和她闲聊，说可以成立一个协会来关注这些孤儿。张颖一口答应了，“那时我也正闲，办协会的初衷倒是想以后朋友们聚会好有个由头。”
于是，在几个朋友的支持下，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注册了一个民间组织。原来定的名字是“阜阳市阜爱协会”，但是民政局办事人员告诉她，这个名字前面是重复的，“我想一想，就叫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吧。”
张颖很快发现自己揽上了一个丢不掉的活儿。肯·约翰逊回国后给楠楠寄来了治疗艾滋药物，但是要人带她去北京做检查。“那是2003年的腊月二十六，别人都忙着，而我又是个会长，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楠楠登上了往北京的火车。”
但是，这个时候的张颖对艾滋病几乎一无所知。“我也害怕得很，当时我不懂啊，出发之前还在想，万一把我也染上了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当楠楠进了医院，张颖跑到洗手间，拼命洗手。
然而，当从北京回来，张颖变了。“那时我刚刚做了母亲，和楠楠在一起那么些天，真的生出感情来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因采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的村民们开始进入发病期。统计数据表明，至2004年，安徽省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557例，发病人数1314人，死亡430例。而在阜阳市，就有感染者1068例，发病人数500余人，死亡227人。据阜爱协会的调查，由此造成这个地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有20多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有800多名。
一幕幕痛彻人心的惨剧正在发生。11岁的黄新雷回忆，父亲临死前躺在当厅(堂屋)里，对三个年幼的孩子们说，“我只剩一百块钱了，除了一百块钱我什么也没能给你们留下，你们一人从我身上咬一块肉走吧！”
阜爱协会为此制定了救助方案，本身受感染的艾滋病儿童，每人每个月救助400元，未感染但是受得艾滋病的父母影响的儿童，每人每月救助100元。黄家三姐弟很快得到救助。
消息传开，更多的艾滋孤儿也被送来。“那些原本隐瞒自己得艾滋病的家长，也开始向我打听情况。”向张颖“托孤”的一幕在那一年不断出现。
开始，张颖只是怀着尽自己的力量救一个算一个的想法，除了朋友们支持的两万块钱，以及青岛圣元公司支持的奶粉，别的都是自己在掏腰包。但很快，她发现单靠一己之力无力支撑。“于是我就开始申请各种项目来筹钱，我原本是在外交学院学英文的，10多年后终于派上了用场。”
张颖说，2004年协会花去40万，2005年花去80万，基本处于艰难运转阶段。但是2006年，协会的运作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我们从未搞过一次募捐，目前资金来源除了社会上的少量捐赠，主要是靠向国际国内的机构组织申请合作。”
但此时，她开始遭受一些非议。米子说，那个时候因为艾滋病协会，丈夫一度对张颖非常不满。
但是另一些责难来自社会。在一位著名的民间防艾人士眼里，张颖是“一个做生意赔了的外省中年女人，后来自称大学毕业的成功女性”。更有媒体称之为“双面”艾滋妈妈，认为她在吃艾滋病饭。但是，当地卫生和民政部门查账后却未发现张颖在财务上的问题。
民间机构的介入，在消除对艾滋病人的歧视，救助艾滋孤儿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之前，尽管政府已经介入，然而在发钱发药之余，村委会对艾滋病更多采用了不管不问的态度。村干部早就不去艾滋病人聚居的地方了。以前有事宣布就在村子没病的这头对着有艾滋病的那头喊话，有喇叭了，就改用广播。
但是，张颖的努力日见成效，“一个城里人，还是大老板，都和艾滋病孩子那么好，又拥又抱的，看来艾滋病确实不像想的那么可怕。”当地村民说。
也就在同时，中国政府开始增加对艾滋病的关注。2003年9月22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高强在联合国艾滋病会议上向世界做出了“四免一关怀”的政策承诺；2003年12月1日，温家宝总理前往北京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 2004年11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前往北京佑安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主动与艾滋病患者握手。
而阜阳也逐渐在4个县建立了“艾滋病防治综合示范区”，为病人提供免费治疗。并给予一定的补助。全球艾滋病防治项目也把目光投向了阜阳，经费达到9780万美元。
阜阳市卫生局副局长严伟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整个阜阳市已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部门配合的综合治理局面。据悉，在阜阳参与艾滋病人、艾滋孤儿救助这一工作的有两方面机构：官方的和民间的。官方的为政府相关部门(卫生防疫部门、疾病控制中心等)和村委会、村级党支部两层，民间组织除了阜爱协会，还有英国儿童救助会、克林顿基金会、香港智行基金会等。
一部纪录片的诞生
2004年8月，就在张颖带着艾滋孤儿在北京参加活动期间，经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结识了美籍华裔导演杨紫烨。
杨紫烨在美国筹到一笔钱，组织了拍摄班子到中国拍摄关于艾滋病的公益片，当时请了米子作主创，曲戈做摄影师。
随后，杨紫烨跟着一起到了阜阳。而米子和曲戈更是经常往阜阳跑。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颍州的孩子》终于拍成。曲戈告诉记者，整个内容他拍了80多小时的资料，经剪辑后只剩下39分钟。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艾滋病的片子。曲戈说，在到阜阳的两三个月前，他还曾被中新社请去拍另一部关于艾滋病的片子，当时的目标是河南省上蔡县。“但是我们还没到站，非常奇怪那边就已经有官员打电话过来了，说在站台等我们。”其后的拍摄由于当地政府的介入无功而返。
而到了阜阳，曲戈和米子都告诉记者，未曾受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干扰。“这非常难得，不干涉就已经是最大的支持了。”
政府的态度直接影响当地艾滋病的救助工作。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法律政策工作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李木盾认为，当前中国艾滋病比较严重的两个省是河南和云南，他认为云南的控制好于河南。“云南艾滋病主因是吸毒，河南则是因为卖血，云南的地方政府在治理时往往没有负担，河南一些地方政府则因为过去对艾滋病的扩散有管理责任，往往自己遮着，结果是自己没治好也不许别人参与。”他认为，安徽的治理也是相当好的，虽然艾滋病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卖血，但是地方政府相对来说要开明。
国务院扶贫办外资管理中心副处长侯永健告诉记者，由乐施会支持的艾滋病扶贫项目试点，资金有180万，计划在两个村子试点，其中乐施会出资80万，地方政府配套100万。扶贫办开始申请时考虑的是河南和安徽，但是河南方面拒绝了，官员们担心“那些资金一些村子有，一些村子没有而造成矛盾”。于是整个项目只在安徽利辛县进行。
而现在，阜爱协会已将自己的救助延伸到河南。就在记者采访期间，来自河南新乡的几位艾滋孤儿获得阜爱协会的资助，来阜阳工贸学校就读。送孩子们前来的新乡市爱心协会会长张利敏说，她们希望能够成为阜爱协会的二级机构而在新乡活动。同样以志愿者身份前来的，还有当地的卫生局官员。
一个地方的形象
但是，阜阳这次反而因为受到关注而有些不自在。
这个因为假奶粉、王怀忠案、欣弗药品等一系列事件而变得灰溜溜的城市，也曾因卖血导致艾滋病传播而引人瞩目。而此次阜阳借奥斯卡的舞台进入世界视野，那些曾经隐秘而难堪的事实更广为人知。
在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之前，《颍州的孩子》作为一部公益片，还曾获得2006年美国华盛顿电影节Silverdocs全球公共卫生类最佳纪录片奖。奥斯卡奖，则使杨紫烨成为继虞琳敏1997年《呼吸的代价》之后，又一位获得这一奖项的华裔纪录片工作者。
这部长仅39分钟的纪录片，以真实的力量，将已经在大众话语中稍显沉寂的艾滋病话题再次掀起。
实际上，就在之前的两个多月，阜阳艾滋孤儿就已经进入中国最高层的视野。2006年12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邀请15名艾滋病致孤儿童和患者到中南海参观并座谈。其中，8名来自阜阳。
当时，温总理还曾专门把楠楠揽在怀里，让摄影师照了张像，安慰她说：“你要树立信心。只要坚持服药，一定会起作用的。”他还在楠楠的笔记本上写上这样的题词：“坚强、努力、奋斗、向上！”
而9位孩子更是用合唱《感恩的心》来表述自己的心愿。听完后，温总理说，“我听出你们是在用心唱歌，一是感谢帮助过你们的人，二是表示在命运面前不低头，对人生充满信心，就像你们唱的：花儿总会开的！”
但是，张颖也告诉记者，她本身并不希望《颍州的孩子》公映，因为有政府官员告诉她，那会对地方形象不好，“我是阜阳人，当然也希望阜阳能够有更好的形象。”不过一会儿她又很踌躇，“我想可能是他们并没有看过这部片子，这实际上是一部非常正面的片子。” 本刊记者/何忠洲(发自安徽阜阳) 朱小雯
[ 本帖最后由 Tara 于 2007-7-19 13:54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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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7-7-19 00:53:35
变色卡
显身卡
楼主
国际防治艾滋病权威何大一，天生一张娃娃脸，使年过半百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尤其他穿西装不打领带，肩挎着背包，更像一个腼腆的大学生。近5年来，何大一在中国艾滋病高发地区往来奔波，对中国艾滋病防治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
发起“中国艾滋病防治行动”
今年4月中旬，何大一带领几位美国专家亲临武汉大学授课，培训中国艾滋病基层医务人员。会议期间，何大一请笔者到他下榻的酒店喝茶。悠扬的钢琴声响起，我们一边品龙井，一边聊天。
何大一说话语调舒缓、温和，带着浓浓的书卷气。原来，何大一此次专为启动湖北省艾滋病母婴传播干预项目而来，他领导的美国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在湖北省建立5个项目点，力争艾滋病母婴传染率从30%降至2%。这也是何大一发起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行动”的内容之一。
这位在艾滋病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为什么要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到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何大一质朴地回答：“只要目睹艾滋病在中国肆虐的情况，你就不会只待在实验室做研究。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有这样的责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何大一坦言，现有艾滋病感染者近100万，如不采取防治措施，预计到2010年底，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他认为，“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光靠一家研究机构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许多合作伙伴形成强大团队，以遏制艾滋病在中国蔓延的势头。”
目前，中国每10位艾滋病感染者中有9位不知道自己的感染情况；近半数中国人对艾滋病知之甚少。何大一对此忧心忡忡：“防治工作最有效的方法是教育公众了解艾滋病的相关知识。”
2003年10月，何大一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专程从美国飞抵清华，与“中国防治艾滋病公益大使”濮存昕一起联袂出演防治艾滋病公益广告，这位世界知名艾滋病专家当起了义务宣传员。
何大一不仅自己参加拍摄，还牵线搭桥，积极与美国盖茨·美琳达基金会联系，请他们赞助篮球明星姚明、约翰逊拍摄艾滋病公益广告，该片去年底在中国的电视台播出。“片中提倡消除对艾滋病人的歧视，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何大一备感欣慰。
“我绝不会放弃努力”
“人类战胜艾滋病任重而道远，除了教育，还要在科学研究方面努力，才能找到根治病毒的办法。”1996年何大一提出联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即“鸡尾酒”疗法治疗艾滋病，使患者死亡率大幅度降低，至今被公认为治疗艾滋病最有效的方法。他也因此当选美国《时代》杂志1996年度风云人物，并于2001年获得美国总统勋章。
“‘鸡尾酒’疗法还不能百分之百地把病毒从体内清除出去。少量病毒仍然藏在一种特殊细胞之内，现在的药物无法抑制这些病毒的复制。”何大一以严谨、理性的态度指出“鸡尾酒”疗法的不足。
有效的疫苗是控制疾病大规模流行的重要手段。5年前，何大一将研究重点转移到疫苗研制。“您失败过几次？”笔者问。“还没成功。”何大一坦率回答，随后又感叹道：“不简单哪。”
何大一不讳言有过挫折和失败。经过5年努力，他领导的团队研制出两种疫苗，以核苷酸为主体的DNA疫苗在美国已完成人体一期试验，以痘苗病毒为载体的重组疫苗进入一期安全性评估。DNA疫苗人体三期试验计划在中国云南、广西进行。
“我绝不会放弃努力。”他坚定地说，“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成就，但离成功还有一段距离。我这辈子可能看不到，我的孩子也不一定能看到，也许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把这一疾病彻底解决。”
不支持“台独”
何大一1952年11月生于台湾台中市，12岁随家人移居美国。1978年他与父亲回到祖籍地江西新余，那里也是传说中“七仙女下凡”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到大陆，印象很深啊。我们坐火车从香港到深圳，再坐火车到江西，坐了很久，早上6点钟到了，几千人出来欢迎我们。”何大一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小地方有那么多人，那么早跑出来看我们，好像我们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
“那时候我奶奶还健在。”“是第一次见？”“是啊。我觉得，她与我父亲长得很像。”何大一又笑起来，“我记得，一进门她就要拿东西给我吃，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那个鸡蛋，这样一打，生的，再加一点糖，也是甜的，我真的喝不下！”我们笑作一团。
如今，何大一已回乡探亲5次。2003年10月，他在父母陪伴下，第三次踏上故土，参加“大一中学”挂牌庆典仪式。谈起家乡，何大一兴奋不已：“变化太大了！本来真的一个乡村，现在是蛮大的一个地方了，人口有100万了。”
虽然移居美国已有40年，何大一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不支持‘台独’。我虽然认识陈水扁，但并不赞同陈水扁的‘台独’政策。在我看来，台湾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
何大一小传
1952年11月3日出生于台湾台中市，12岁时移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1981年，在洛杉矶Cedars-Sinai医学中心当见习医生时接触到了最早发现的一批艾滋病病例，1994年开始研究“鸡尾酒”疗法治疗艾滋病。1999年，何大一及其同事又发现人体免疫系统T细胞中的CD8可以有效对抗艾滋病毒。2000年，又研制出C型艾滋病疫苗，目前已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目前是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何雁）
:oye
ps, 我一直觉得台湾的外省人是很精英的群体，出了李敖，琼瑶，三毛，刘墉，何大一……，太多的名人了，凤凰台很多台湾的主持都是外省人哦
发表于 2007-7-19 13:5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