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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不是很好,但我却遇上了全中国最出名的语文特级教师王大绩先生。纪念高考30年之际,07《阅卷纵横》主编王大绩先生的高考生涯一样很艰苦。特转发此文。
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年,值得纪念;前前后后,我总共参加过三次高考,不值一提。
第一次,1960年,我十七岁。考场在实验中学。首场考试结束走出校门时,一位帮助班主任抄写毕业鉴定的同学神秘地凑过来对我耳语:“白考,考也考不上……”这话果然应验了。据说是鉴定中有三条致命的评语:走白专道路,对“三面红旗”有模糊认识,对“反右”有抵触情绪。评语依据的是毕业前夕的“向党交心”运动,当时不知生活艰难,有点哗众取宠,自我检查批判有些过头。通知书上简简单单一行字:不符合录取条件,不予录取。“文革”结束后,处理我的“黑材料”,里面居然有当年的“录取卡片”:总分432。当时考语、数、政、理、化五科,满分500;外语是参考成绩,不计入总分。我那分,按现在的分数折合,应该是648分。“通知书”上也的确清晰地写着:“第一志愿录取院校”清华大学,“录取专业”建筑系;只是“政治审查”栏里被重重打了一个黑叉。值得一说的是,当年我数、理、化成绩还行,化学97.5分,传说进了北京前十;最低分是语文,64分。现在想一定是“作文”被打入了“另册”。那一年作文题目是“大跃进中的新事物”。我写的是一篇带有几分滑稽色彩的微型小说,大意是:壁画上一只倭瓜大得压倒了马,于是成立了一个“强壮马匹科技攻关小组”。可能这作文被认为大逆不道了。
第二次,是1963年,我十九岁。考场在北京师范大学。那时我已在农场,和遇罗克、叶式生几个一起,历艰难险阻,以坚毅不挠之精神,争取到了参考机会,身份是社会青年。这次报考的是文科,第一志愿是北师大中文系。作文题目“二选一”:“雨后”和“说不怕鬼”。我写的是“雨后”。这次我可没有离经叛道,农场生活正好为“雨后”提供了新鲜素材。还记得作文中这样描写了春雨后的麦田:这是庄严的春的典礼,麦田列成方阵,闪着日光,直插向那望不见的远方。成绩多少不知道,通知书上还是简简单单一行字:不符合录取条件,不予录取。
第三次,是1981年,我三十八岁。考场在首都师范大学,这次参加的是“中文系”夜大学入学考试,考生逾千。那时我刚由“现行反革命”得到平反不久,兜里插着一支笔进了考场。结果语文居然考了全场最高分:86.5分。我到了那样一把年纪,又经历了几百上千份“思想汇报”、“认罪书”的锤炼,作文自然是当仁不让。作文题目是“回顾与展望”。记得作文中还写了一首小诗:歧路无愁自有情,断碑湖外月和星。壮别莫笑沙洲冷,素笺敢挟渤海风。估计阅卷老师对这诗有几分欣赏,作文给了满分。
从此,我当上了语文教师。
看来,高考作文成绩,真与阅历、感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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