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研究

雪狼

应该重视翻译文学研究 以五四时期翻译文学为例秦弓 问题的提出 五四时期郭沫若曾经有过一种比喻，把创作比作“处女”，而把翻译比作“媒婆”，为此在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发生过一场争论。姑且不论那场争论中的义气成分和有意无意的误读，如何看待翻译文学，的确是一个很久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文学史家把翻译文学列入文学史框架，如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与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6月版），分别将“翻译文学”列为第7章与第8章，田禽的《中国戏剧运动》（商务印书馆1944年11月）第8章为“三十年来戏剧翻译之比较”；但是，后来的文学史著述中，翻译文学却常常受到冷落，除了屈指可数的几种专门的翻译文学史、比较文学史之外，绝大多数文学史著述对翻译文学视若不见，或者只是作为背景来看待。而实际上，对于现代精神启蒙，对于作家的养成、读者审美趣味的熏陶、文学表现领域的开拓、文体范型与创作方法创作技巧的示范引导、现代文学语言的成熟，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迅速萌生与茁壮成长，翻译文学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翻译文学不仅仅是新文学产生与发展的背景，而且从对象的选择到翻译的完成及成果的发表，从巨大的文学市场占有量到对创作、批评与接受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都作为走上前台的重要角色，直接参与了现代文学历史的构建和民族审美心理风尚的发展，对此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前驱者的体认 新文学先驱者十分重视翻译文学。在他们看来，翻译文学可以作为创作的准备，也能够充当认识外部世界的窗口与精神启蒙的工具，但其功能决非仅仅如此而已；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具有超越地域和民族的人类普遍价值，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审美魅力。沈雁冰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明确指出：“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他在主持《小说月报》全面革新一年之际，回顾说：“我们一年来的努力较偏在于翻译方面———就是介绍方面。时有读者来信，说我们‘蔑视创作’；他们重视创作的心理，我个人非常钦佩，然其对于文学作品功用的观察，则亦不敢苟同。”要追寻永久的人性，沟通人间的心灵，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并非一人乃至一国作家所能完成，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1921年12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2号)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兼答郭沫若君》中，他再次强调：“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的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也是极应该而有益的事。”(1922年8月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45号)鲁迅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就是想借此唤醒彼此隔膜、无端仇视的国民；翻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而是觉得“著者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着中国。尤其是凡事都做得不上不下，没有底力；一切都要从灵向肉，度着幽魂生活这些话”。鲁迅想借此让“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意识到自身的肿痛，以便获得割治肿痛的“痛快”，防止“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出了象牙之塔·后记》，北京未名社1925年12月版)五四时期的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进入译者视野、通过翻译而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就是因为其中表现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意蕴、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现代观念，正为新文化启蒙运动所急需。这类翻译作品在跨文化交流与现代启蒙中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新文学语体的白话，一是从古代、近代的白话文学承传而来，二是从生活中的日常言语汲取源泉，但如何使古代白话转化为现代白话，将日常言语提炼成文学语言，则不能不归功于翻译文学。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创作的前驱者，大抵也是现代翻译文学的前驱者，他们在阅读与翻译外国文学的过程中仔细体味原作的语言韵味，摸索文学的白话表达方式，从而创造了白话语体。也就是说，现代文学的白话语体，不仅表现在创作之中，而且表现在翻译之中，有时甚或首先成熟于翻译之中。胡适的译诗《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等，堪称《尝试集》中最早成熟的作品与最出色的作品。周作人最初成熟的白话文作品也应该说是他翻译的《童子Lin之奇迹》、《皇帝之公园》、《酋长》、《卖火柴的女儿》等。 正是由于翻译与创作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新文学前驱者每每把二者平等相待。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新诗社编辑部编辑、上海新诗社出版部1920年1月初版的《新诗集》（第一编）里，收有孙祖宏翻译的《穷人的怨恨》、沫若翻译的《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王统照翻译的《荫》。同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的第一部个人诗集———胡适的《尝试集》，也收入译诗《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哀希腊歌》、《墓门行》。1952年，胡适编选《尝试后集》时，仍然把白郎宁、葛德、薛莱、莪默等人的译诗收入其中。周作人的散文集《谈龙集》收有译作《希腊神话引言》、《初夜权引言》，徐志摩的散文集《巴黎的鳞爪》收有译作《鹞鹰与芙蓉雀》、《生命的报酬》。现代第一部创作小说集《沉沦》里，也收有歌德《迷娘的歌》的译文。二三十年代影响较大的几套丛书，译著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小说月报丛刊》收译著32种，占53.3％；《文学周报社丛书》收译著12种，占42.9％；《文学研究会丛书》收译著61种，占57％。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成就及其效应翻译文学在五四时期蔚为大观。《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曙光》等综合性刊物，翻译文学都占有一席之地，至于《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诗》、《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等文艺性杂志与报纸副刊，翻译文学更是占有大量篇幅。“译文”、“译丛”、“译述”、“名著”等五花八门的翻译栏目与各种重点推介的“专号”、“专辑”，成为报刊吸引读者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出版机构也成为翻译文学的重要园地，单部译著的出版已嫌不够，推出丛书演成风气。《文学研究会丛书》、《小说月报丛刊》、《文学周报社丛书》、《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儿童世界丛刊》、《小说丛集》等丛书中，翻译占有重要分量，更有一些翻译文学丛书竞相问世，如《未名丛刊》、《近代世界名家小说》、《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世界名著选》、《小说世界丛刊》、《世界文学名著》、《新俄丛书》、《欧罗巴文艺丛书》、《世界少年文学丛刊》、《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共学社丛书·俄罗斯文学丛书》、《世界文艺丛刊》等。文学的翻译及其阅读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发表与出版翻译文学成为新闻出版业的生财之道和与时俱进的表征。 五四时期社团蜂起，百家争鸣，不仅有新文学激进派与保守派、中间派之争，而且新文学阵营内部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冲突。但无论社会发展观、文学观及审美取向有着怎样的歧异，对待文学翻译却都充满热情，文学翻译是五四时期众多流派的共同行动。 众多社团、流派、译者对翻译对象的选择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总体上对从古至今的东西方文学都有涉猎，视野十分广阔。从时段来看，以18世纪以来的文学为主，最近延伸到与五四时期同步的俄苏赤色文学；远则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莎士比亚、莫里哀等，更远还有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从国家、民族来看，既有被损害的弱小者，也有强势者。五四之前，东西方文学的翻译失衡，除了有限的日本文学翻译之外，译坛几乎是西方文学的天下。后来，东方文学的分量逐渐加重，日本文学的翻译剧增。从创作方法来看，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与颓废主义等，以及多种创作方法交织融会、色彩斑驳的众多作家。文体形式丰富多样，雅俗兼备；艺术风格姹紫嫣红，千姿百态。 在翻译文学的启迪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空间与艺术形式得到极大的拓展。农民这一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走上文学舞台，女性世界得到本色的表现，个性与人性得以自由的伸展，心理世界得到深邃而细致的发掘，景物描写成为小说富于生命力的组成部分，审美打破中和之美至上的传统理想，呈现出气象万千的多样风格。自由体诗、散文诗、絮语散文、报告文学、心理小说、话剧、电影剧本等新颖的文体形式，在中国文坛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翻译还为中国文坛打开了一个新奇绚丽的儿童文学天地，儿童乃至成人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和品味审美怡悦自不必说，作家也从中获得了儿童文学创作的范型和艺术灵感产生的媒质。可以说没有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就没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学理论与文学史著作的翻译，为现代文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文学翻译推动白话作为新文学的语言载体迅速走向成熟，实现了胡适所设定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其重要意义不可低估，它不仅有利于全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而且为台湾、香港、澳门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了巨大的凝聚力。翻译文学与在其影响下茁壮成长的新文学一道向世界表明：中国现代文学正在追赶世界文学潮流，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翻译文学不仅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范型，而且为整个社会不断提供有生命力的话题，推动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 如此丰富、如此重要的翻译文学，理当展开深入的研究，以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转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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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某些特定的语言是无法用另一种语言翻译准确地。 就拿东西方的文学来举例，两者存在着极大的地域，人文等差异。 一个出色的翻译者，在他翻译别国的作品时，必须深入了解别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等，才可以更好地把握原著中作者所要表达思想精髓，但是这其中有很多话语（类似本土话）就很难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只能靠译者自己的理解。 另一方面，即便翻译者翻译得很到位，如果读者对这一国的文化背景不了解，或是一知半解，那么这个读者对这个作品来说，是一种罪恶；而这个作品对这个读者则是废品。 [ 本帖最后由 akira 于 2006-9-29 22: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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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对翻译文学感兴趣吗？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里有很多人英语都很不错吧。 有当过翻译的吗？ ps: 真是惜字如金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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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akira 于 2006-9-29 23:25 发表 没有人对翻译文学感兴趣吗？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里有很多人英语都很不错吧。 有当过翻译的吗？ ps: 真是惜字如金阿

对翻译不感兴趣～～当然翻译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

雪狼

我倒是曾经想过当个翻译，专门翻译文学著作。 谈到翻译就会想到电影配音，以前的老片子配音还算好。 茜茜公主，办公室里的故事....也算经典。 但还是不如原音来的感动。

雪狼

思果谈翻译 ●翻译不像打铁、走索、造桥；那三行要学会了才可以干。而翻译却不是如此。人人可以说自己会翻译，其实不一定；稍微懂一点外文，就可以觉得自己会翻译；稍微译过一两本书，就可以觉得自己译得很好，其实都不一定。一般翻译不能达到水准，也是因为好多译者没有认清这是件相当专门的事。 　　●高明的译者并不是魔术师，他只能苦干———苦想、苦找、勤改、比较、试验，对自己一点也不慈悲。翻译是创作，至少是另一种创作，除了不要布局，构想，一字一句，都要创作，而且很难，因为没有自由。作家而又懂外文的，是理想的翻译人才。 ●你想译得高明，只有跟自己学。先把中文写通，无论什么意思大致可以表达；读懂英文，能利用参考书。然后多用心译，多改、多试、多想、多留心。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刮刮叫了。凡是一流译者，都是时时觉得一筹莫展，改得辛勤的人。 　　●我们很容易受到外文束缚，捆得紧了，就会忘记自己的想法、说法，跟着外文的字词表。我们找适当的译文，像捉迷藏。大多数译者懒得去找，照原文字面译，读者懂不懂、读来舒服不舒服，他们不管，反正把外文翻出来就是了。只是少数认真的不肯马虎，他们要译文译得像中文，要读者读起来舒服。 　　●翻译的事谈起来各有各的意见。不过我看近代名译家和译学家说的话有共同的地方。就是译文要通顺，不必死钉原文。必要时增添的增添，该扩充的扩充，该删的删，不要给原文捆死。要用想像的就用想像，不必怕人指摘，说原文并不是这样说的。译者应有胆量作主，担当下来。 　　●好的译文贴得原文很紧，如影随形，而译文又明畅如同原著，这是件辛苦事情，也要肚子里有点书，还有创作力和想像力。 　　●翻译这件事做起来没有底，好了还可以好；精确了还可以精确；贴切了还可以更贴切。几乎谁也不能说，他的译文可以悬之国门，没有人可改一字。我潜心思考，逐字推敲，总可以改得更好读一点，容易懂一点，更接近原文一点，找到更好的中文；正好像别人也可以这样批评、修改我的译文，所以尽管大家的译作，我也可以提出不同的译法来。 　　●翻译是艺术，要动手做的，不是谈理论，研究一下，思想一番，就可以学会。翻译不像洗一件衬衫，可以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翻译像琢玉，可以琢磨个没完。 ●原文放在译者面前，好像狱卒，好像桎梏，好像神话中诱惑男子的妖女，使译者失去自由，听其摆布，受其引诱。做翻译的人要拳打脚踢，要保持神志清醒，意志坚定，才能自由，才能不受骗惑。翻译的人很容易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行动姿势来适应桎梏。 　　●理想的译法是这样的：先把原文看懂，照原文译出来，看看念不念得下去，试删掉几个不一定用得着的字，看看是否有损文义和文气。如果有损，再补回来。试把不可少的字加进去，看看是否超出原文范围，增减以后和原文再校对一次。有些地方是否译错，语气的轻重是否恰如其分，原文的弦外之音译文是找不找得到？原文的意思要消化；译文的文字要推敲。有经验的译者可能一下笔就译好了，不过还是要推敲的时候多。 　　●译者要对文字的敏感。他要懂得作者在每个字眼，段落上用的心；他要预先感到读者对他的译文的反应。有时在他看来，译文已好到极点，谁知读者看了，不是不懂，就是觉得好笑，或者以为他别有所指。 　　●许多译文不能算好，并不译者没有尽力，或中文欠通，而是因为他太忠实。原来有时候，译者要大刀阔斧。牺牲一点忠实（译诗的时候，尤其不免如此）；又有时候甚至于把前后次序大为颠倒。别人不该责备他大胆、失实；还有一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神气。译者可以说，“我们不是要叫读者看得懂、看得舒服吗？照原文就办不到了。只要原作者的意思没有走样，我这样改动是有道理的。” 　　●其实翻译长句，有时要费很多心思，作种种安排，把原文的意思、感情、事理用中国人习惯的说法表达出来。常常连极简单的句子都很费神。英文的意思并不难懂，可是照字面译出来的中国人不懂。我们改变说法，要特别小心。如果只顾中文明白流畅，译出来和原文大不相同，也犯大忌。 　　●每人的译文里有他自己，其实也非他不可。也可见这是半创作，是重写。译文好过原文，确也不免；不如原文，往往如是。 　　●各国、各种文字有它的惯例，用不着怕别人说它不详细、不精确。只要把话说明白，毋须画蛇添足。 　　●真正的通人或者创作力强的人不屑翻译。他们有自己的事要做，犯不着替别人做牛马。译者应该受到别人的尊敬和同情原因在此。 　　●真正的译家一定不怕费神，千辛万苦要读者读得舒服，更传出原文的精神。 　　●中文写得好，一种外文如英文也能懂，已经有了基本的条件，但是还不能够翻译，因为译者给原文限制住，该不理的不敢不理，该改写的不敢改写，该添的不敢添。要译了几十万，上百万字，经过了若干年，才能摆脱原文的桎梏，大胆删、增、改写。 思果简介： 思果，本名蔡濯堂，另有笔名方纪谷、蔡思果等。一九一八年六月出生，原籍江苏镇江。小时念过私塾，初一未念完就辍学，进银行当练习生。他常说“天下没有不可以自修的事”，以至他唱戏、操琴、书法、学英文，样样自修而成。任职《读者文摘》期间，更磨练出一身翻译的好功夫，后来以多年时间译成狄更斯的《戴维•考勃非尔》，可谓翻译上最大成就。一九七一年赴美，旅居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一九九一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名誉访问学人。著作以散文为主，作品《林居笔话》曾获台湾中山文艺散文奖。一九八七年九月获香港翻译学会荣誉会士头衔。 　　他的著作有《翻译研究》、《翻译新究》，及散文创作《沈思录》、《思果散文选》、《林居笔话》、《霜叶乍红时》、《晓雾里随笔》、《思果人生小品》等三十余本书。余光中认为，思果的散文小品有白话节奏，透明自然而流畅。 2004年6月8号逝世，享年八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