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文摘]胡因梦：他人无法带给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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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blog.sina.com.cn/u/4a2119e1010004gq ——摘自《爱的觉醒》（克里希那穆提著,胡因梦译） 思想一旦觉知到自己的局限，并认清世界的动乱就是因自己的局限而制造出来的，那么凭着这份觉察，就能发现崭新的东西。 你必须是自由的，才能为自己点亮内在的光明。也就是“以自性之光来照亮自己”!这份光明不是别人能给予你的，你也无法借别人的烛光来照亮自己。如果你借别人的烛光照亮自己，那毕竟只是一根蜡烛；它是会熄灭的。弄清楚“点亮自性之光”是什么意思，就是冥想要下的一部分工夫。我们现在要共同探索一下“点亮自性之光”是什么意思，并且要认清拥有这份光明是多么重要的事。 我们的局限之一就是轻易接受别人成为我们的权威——僧侣、书籍、宗师以及某个声称自己已经是通透之人的权威性。凡是涉及到“灵性”——请允许我暂时采用这个名相——的事，都不能倚赖任何权威；否则你就无法自由地为自己去探查及发现什么是冥想了。若想深入探查与冥想有关的事，你必须在内心里彻底摆脱一切的权威和较量，尤其应该摆脱的权威就是我这名讲者，因为你如果一味追随我的话语，你的探索便结束了。你必须十分留意那些医师或科学家的权威性，并且要了解我们根本不需要任何一种心理上的权威，不论是别人的意见，或是你自己的经验、知识、结论、偏见。你自己的经验或是你自己的理解，也会变成你内在的权威：“我理解了，因此我才是对的。”这一切都是需要去留意的权威形式，否则你是永远也无法点亮自性之光的。一旦点亮了自性之光，你就为世界带来了光明，因为世界即是你，你即是这个世界。 没有任何人能引领你，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目前已经有进步了，也没有人可以真的为你带来鼓舞。你必须完全独立自主地进行冥想。只有当你深入探索过自己的真相之后，这份光明才会被点亮。这就是自我觉察，亦即认识自己的真相。不是去依循心理学家、哲学家或是讲者的话语，而是去认识、觉察你自己的本质、你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去弄清楚这整个结构。自我认识真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不是由别人来告诉你，而是真的去发现自己的实况；不是你自以为的情况，也不是应该怎么样，而是眼前心中真正发生的事。 你有没有试着这么去做过?你知道要察觉心中的真相有多难吗?因为我们总是透过以往的知识在观察一切，但如果抱持着这些老旧的知识或经验来探索自己，便是以过往的历史背景在检视自己。如此一来你就不是在观察眼前的“真相”了。观察之中必须有一份自由，在自由的观察之中，自我的整个结构都会被揭露。但很少有人会告诉你这些事，因为大部分人只对自己感兴趣，他们总想搞组织，形成团体，以及这一类的事。因此，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请注意听听眼前这名讲者的话语吧! 如果想了解自己，你必须对自己进行观察，而这份观察只能在“当下”进行。这份观察不是借助过去来看当下所发生的事。假设我透过以往的结论、偏见、希望或是恐惧来观察当下，那就是在借助过去来看当下所发生的事。我以为我是在观察当下，然而真相是，这个属于过往的老旧观察者必须消失，当下才能被观察到。观察到当下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与过往有关的记忆活动不干预眼前所发生的事；这就是当下。但如果你允许那些记忆继续活动下去，那么当下就变成了未来或是过去，而你也永远也无法真的安于当下了。“观察”只能在事情正进行的时候发挥作用——当你正在生气，或者当你正在起贪念时，观察才能发挥作用。这意味着不要去批判它或是论断它，而是去看着它，让它充分在心中生起和消失。你能理解这观察的美吗? 传统的教育一向要我们压抑，或是朝某个特定的方向思考。我们现在要说的是：观察你的愤怒、你的贪念、你的性需求等等，让这股愤怒或其他的心理反应充分显现，然后它们自然会消解掉。如果你真的做到了，你可能永远也不会再生气了。不妨试试看，为自己去发现个中的真相。让你的观察之中不带拣择：只是单纯地看着自己的贪念、自己的嫉妒、自己的羡慕等等反应。凭着这份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观察，就能产生真正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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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blog.sina.com.cn/u/4a2119e1010004ha 与其把灵魂想作是你所拥有的东西，还不如把它想作就是你来得更正确。你时常认为灵魂是属于你、而不是你的一件已经完成的东西。事实上，你的灵魂是你的内在自我中最亲密、最有力的部分，它永远在变化、成长。你的灵魂是活生生的、敏感的、好奇的，处于一种不断成为的状态中。 二十七岁是我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一直有着心理学所称的“焦虑感”。 那是一种“怎么做都不对劲”的感觉。我学画、唱民谣、演戏、写作、谈恋爱、结婚、离婚；我追随时髦、找寻欢乐、企图超越自己，却又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 看看周围的人，“似乎”都已经找到特定的方向，按部就班地发展了起来，唯独我还在上天下地，七十二变。 回想童年，打从有记忆起，就没有真正开心过。父母生我时年事已高，母亲当年是四十四岁的高龄产妇，父亲也已是五十开外的中年人。我在被过度保护之下，时常渴望那种破茧而出的自在。父母从生我以后，婚姻就陷入极度失和。父亲是资深立法委员，常年住在台北，我必须单独承受母亲恶劣的情绪，以及父亲回家时双亲之间爆发的争吵。 在台中中师附小六年小学过程里，只有音乐、绘画、国文给过我发挥的机会，在数学科目中，可以称得上全盘陷落。鸡兔同笼、植树问题通常交白卷，母亲只好请来表哥在国科会的同事，为我特别补习。第一位老师发现我实在没有数学细胞，就把跳棋子一个一个排给我看，用最具象的方法教我，结果我还是喜欢问“为什么”，根本无法接受“方程式”这种游戏规则。数学的压力日久成为我潜意识里严重的病因，直到二十八、九岁，作梦还梦到交白卷，那种懊恼和自卑，到今天都记忆犹新。 初中联考却如有神助。虽然公立学校一个都没考上，却顺利考进了台北外双溪的卫理女中。这所强调生活教育和宗教熏陶的住宿女校，使我有了暂时的避风港。 初一、初二两年我在各方面的成绩都很好，被同学喻为十项全能，数理也进步许多，唯独人缘是全班最差的。独生女的孤傲、不合群，再加上一心只想念好书，强烈的竞争心理使我完全忽略了人格的发展。 十五岁这年，父母正式分居，小家庭破碎了，大家庭的人际关系也四面楚歌。那段日子，每个黄昏时分，我独自坐在视听教室后面的山坡，面对着故宫博物院掉泪，生命深处有股无法名状的低落和消沉。我不断告诉自己那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撑下去才行。 父亲搬走了，我从此和母亲相依为命，面对这个转变，我整个人生的焦点也转了。我开始感受到“竞争”的无聊，也开始认识和其他生命交心的重要。我努力学习合群、互助，也逐渐懂得把快乐撒播给别人。 考上辅大德文系，父母开心地嚷着要放鞭炮。新鲜人的春、夏、秋、冬洋溢着创造力，生命是跳跃的。当时气味相投的一群年轻人，被一股从西方吹来的理想主义风潮深深吸引。那一股从六〇年代兴起的改革运动充满着对物质文明的反省、对灵性修持的复兴、对人性中和平与关爱的向往。 我们起先在中山北路的Gafé Columbia聚会，后来转到了艾迪亚。当时没有卡拉OK，年轻人有话想透过音乐表达，至少要能自弹自唱，吴楚楚、赖声川、胡德夫、杨祖珺、已故的李双泽，还有许多画家、诗人都是座上客。 当时有许多来东方寻找人生答案和不同经验的四方人，喜欢自称为drifter。他们有一种模糊的概念，认为现代化的机械文明造成的唯利是图，已经迫使人类和自然隔绝，也迫使自己的灵性泯灭，他们想在东方的瑜珈、寒山、禅宗、老子……之中找回失去的古老智慧。这群人很自然地融入了我们这一伙人，东西方的年轻人初次尝到“四海一家”和“超越疆界”的滋味。那真是一段和谐而振奋的日子。 可惜好景不常，模糊的概念还不足以彻底改变人类的心性，那股潮流很快就被现实的历练取代了。（经过二十多年的演进，才形成今日“新时代运动”的洪流。） 就在同一年的圣诞节，我开始介入此生最深的一次两性关系。 在Café Colunbia初次见到那一对不安的灰眼珠，几乎像反射动作一般，我所有“治疗者”的本能开始蠢蠢欲动，我想知道什么使他不安，如何才能令他安定、平静。于是我发动探索的攻势，他逐渐开放自己。彼此怀着强烈的好奇和诚意，一对异国恋人愈陷愈深，深到潜意识里的恐惧全都曝了光。 他害怕童年身为外交官子弟不断别离的经验会再现，我则看到自己“忘我”地进入他的世界的后果。所有在音乐、形而上、灵肉间的合一，都抵不过潜意识里的恐惧和自我感，在这样无奈的设限下，一段刻骨铭心的宿缘就在生命的流程里滑落。 我不喜欢回首，只有这段因缘，驱使我心痛地再三回顾。后来他郁郁不乐，在香港中风，不得不回维琴尼亚老家休养。几年后，我去美国看他，两个人相对无语，眼泪止不住地流，我们心里似乎清楚，此生相遇，只不过是重逢，并不刻意想画上句点，因为还有后续的戏要演。 对许多人而言，生命就是满足创造力，然后获取实质的犒赏。对我来说，创造力就是和另一个生命融为一体，我渴望把自己抛到九霄云外，和他共同翱翔。 在寻寻觅觅的轮回中，我开始觉察到自己的问题严重了。为什么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开始，又迫不及待地结束？为什么每当我感到幸福时，总有另股无名的哀伤在一旁伺机而动？为什么我总是用负面的胁迫或冷战，来表达正面的渴望和爱？是童年的经验影响了我？还是我天生的性格造成了命运？我到底是谁？我来到世间创造这些进退两难之局的目的为何？ 二十七岁，一场短暂而混乱的婚姻刚刚结束，好友王季庆送给我一本她的译著——《灵魂永生》这本“非人类”的创作，意外地成了我的圣经，带给我初次解惑的契机。 《灵魂永生》是由自称为“赛斯”的“能量单位”，借用美国纽约女作家珍·罗勃慈的身体，向地球人开的课。虽然赛斯不具形体，却能讲出和唯识、中观相符的高深见解。本书主旨在探讨转世、思想如何形成物质、灵魂的潜力、死亡的真相、意识的各种层面、梦与意识的关系……等等宇宙人生的大问题，目前已经成为“新时代运动”灵学的代表作。 以下这些赛斯的话，适时地给了我一记当头棒喝，使我初尝“悟”的滋味： “如果你的心灵活动力很强，而你以很生动的方式想像各种情景，那么这些情景很快就会形成物质事件；如果你的思想高度悲观，尽念着大灾难就要来临，那么这些想法也会被忠实地复制于生活之中。” “设想你们是舞台上的演员——这不是什么新的比方，不过却是个很妥切的比方——背景是二十世纪，参与的每一个人共同创造了道具。布景和故事主题，整出戏也是你们自己写剧本、制作及演出的。不过你们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太专注，完全投入了戏中的一切，以致于进入了剧中人的问题、挑战、希望、悲伤之中，忘记了他们只不过是你们自己的制作而已。” 我开始认真反省，当我从事电影、电视和舞如演出时，我的“第一自我”很自然地投入剧情，自发地展现了剧中人内在的一切情境；而我的“第二自我”却能冷静地在一旁观察自己，随时调适不当的感觉和演出，甚至还能抽空窃笑剧本的荒谬。而在真实生活这出自编、自导、自演的肥皂剧中，我的“第二自我”却时常无影无踪了。 我们大多数人不都是如此当真地一类栽进了自己的肥皂剧中？ 多年后，更深入接触到佛法，才知道“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就是“万法唯识”的意思。 我们在人生的历程，一切的遭遇和命运，其实都源自于我们习惯性的思考方式、选择性的焦点和情绪反应；换句话说，外在的现象和命运，其实就是我们内心境界的向外投射。乐观而建设性的想法，容易造就愉快而幸运的经验；恐惧、猜忌、悲观、愤怒和仇恨多半造成灾祸、疾病等等不幸的后果。 以前常听研究命理的朋友说，命运也会遗传的，如果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只不过说明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那么毫无防御地接受了父母精神习惯的暗示。父母如果郁郁不乐、喜怒无常，对于子女又时常施以打骂、嘲笑和否定的教育，子女在低气压中成长，潜意识里必定早已接受父母的负面暗示，形成不健康的人格。接下来等他自己成家立业，他又不自觉地将这一套习惯加诸在下一代身上，因此形成了所谓的“命理遗传”。 知命还不够，我从中学时代就研究西洋占星术，进入社会之后，结识的命理界朋友可以说不计其数。最疼爱我的干爹曾经准确地预测我会考上辅仁大学，等我念到大二急着想退学时，他也毫不惊讶，拿出著名的八字专家纪伯年老先生在我出生时批的命，他指给我看命盘上的一句话，“此女如果大学能毕业，学校都会起火！”，接着又写了“异途成名利”几个字。日后果真大学不念进入影坛，从此开始了表面享有名利、而实则波澜起伏的影艺生涯。我想讨论的是，如果不能找出形成命运的真正原因，就是知命又有何用。知命还是在命运的轨道里，找出命运的肇因者，才能改善命运、创造命运。 赛斯资料、佛法、“新时代运动”中各种超心理分析的著作，都在告诉我们同样一句话，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自编、自导、自演的。但是，这里所称的“每一个人”，并不只是我们以现有的感官束缚所认定的“自我”（ego），而是一个更广大的“多次元”的人格，可以称之为“神我”、“全我”、“真我”、“内我”或“超我”（Higher Selt）。 这个“神我”是创造者，也是受造者，我们创造了所有的苦痛、危机、磨难和改善的契机，也因此丰富了创造我们的“一切万有”或“宇宙的大能”。就连儿时的环境和父母，都是我们还未转世投生以前就选择好的对象，原因是这个对象能提供我们最大的挑战，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自己人格中的扭曲和问题。换言之，这个宝贵的星球，这个唯一“物质化”的星球，提供了我们再度学习和晋升的机会。 当我把佛法的“缘起性空”和新时代的“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互相对照之下，我发现如果一个想修行的人无法体悟“空性”，而只看“缘起”时，往往容易流于被动，被动地让因缘牵着自己走，而欠缺自省和观照的能力。人生体验告诉我，如果我不向内觉察，我就不会改变，我不改变，周围的现象如何能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宇宙的中心点，就如“曼达拉”的图像一般，中心点改变，宇宙才能跟着变。 这个转被动为主动的习惯一养成，我的宇宙真的跟着变动起来。我开始有胆量正视自己，赤裸裸地、毫无借口地面对自己，面对自己人格中的神性与魔性，所有的恐惧、忌妒、暴躁、懒惰和过度的自我感。这种面对，不但没有带来自卑、否定或罪恶感，反而造成愈来愈清澈、愈来愈无惧的精神状态。 我逐渐体悟，这个宇宙根本没有意外，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我的懒惰和被动，选择了主动而有控制欲的母亲。在我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时，我一面把生命的主权和物质生活的选择权完全交托给母亲，由她安排一切，打理一切，却又一面抱怨自己完全失去了安排生活和运用金钱的权力。我的怕事，使我连积极沟通和改善的气力都消失，终日无精打采，美其名为“随缘”，实则深深陷入“耗能结构”，完全放弃了创造力和生命原有的高度理想。此外我更发现，当我们“主动地”使自己成为“被动者”时，日久必定形成所谓的“沉默的暴力倾向”，我们变得极度敏感而脆弱，时刻认定自己是被害者，而用一种无言的抗议，从脑子里发射各种暴力的念头杀伤对方，于是就在恶性循环的轮廻中永无出日。 赛斯的话、佛经、新时代的出版品，以及良师益友的切磋，将我的“无明”之纱一掀起，说也奇妙，从此以后就柳暗花明了。我开始领会自儿时起内心里一直不灭的那个声音，那个在我沮丧、失意时企图唤醒我的声音，它总是想提醒我：“别老是听别人七嘴八舌，为什么不听听我想要什么?”于是我“主动地”停止了一向并不积极的名利活动，学习孤独地面对自己，沉下来听自己的心声。 人一开始静，潜意识就开始运作。无数次发自灵魂深处的悲泣，洗刷了宿世的愁苦，唤起了内在的大愿。我来人间这一遭，不是来满足私欲的，我是来学习、经验、受苦和帮助其他生命的。我从童年的不幸经验里，体会到恐惧、压力和冲突的滋味，因而增长了我对人性的深入认识，对于别人正在经验的恐惧、压力和冲突才能产生“如同一体”的感受和悲悯。这种感受是那么传真，驱使我必须找到方法解除它，继而进入了佛法和“新时代运动”的领域，因祸得福地收获至宝。 十五年的演员生涯，从面对媒体和群众的经验里，我饱尝私生活与众人分享的无奈，时常挣扎于自尊、虚荣和真实的人生之间，我看清人性的残酷，也透视了掌声的真相。我终于明白褒与贬、爱羡与憎恶只不过是观众内在境界的投射，他们在我身上拣选他们想看到的品质，我学会了不为他人所动，我也从这些历练中找到了自我。（自我必须先找到，才能奢谈放掉自我，否则只是自欺欺人。） 没有找到自我以前，我曾经对于自己“丰富”的两性经验不能免俗地愧疚过，也曾经为台湾扭曲的性观念感到困惑。背负着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于性爱的罪恶感，又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西方性解放的潮流，台湾社会普遍呈现出表里不一、行为泛滥而思想禁锢的矛盾，因而形成了默认交易行为，敌视自由恋爱的怪异现象。 从一次又一次的进退两难之局，我逐渐体悟男女之道。正如当代最透彻的心理分析学家佛洛姆所说，“爱是主动的活动，而不是被动的倾向；它是‘屹立于’，而不是‘坠入’。”环绕性爱编织成的两性关系根本与道德无关，它是宇宙间最自发、最深入、也可以是最美好的关系。它使人产生自省的动力，从爱恨交加、喜怒参半的情绪反应中，我们看清了自己人格中的占有、妒嫉、怀疑、恐惧等局限，也认识了自己神性中的宽容、体谅、分享、融合等无限。我们从这种难得的机缘里，不断学习做个给予者，因为只有给予者才是自己生命的主子，接受者永远是被动的附庸者。人格中的占有、妒嫉、怀疑、恐惧全都是被动的附庸者最容易犯的心病。有时我们误认自己已经是给予者，从给予的行动中企图换取更多的爱，如果收支不能平衡，仍然落入两难之局。 我必须感谢那些曾经令我抱怨的异性，没有他们的试探，我如何能明白，原来爱是这么源源不绝由内自发的能力，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它截然不同于任何物质能量的有限，因为它的本源来自我们的神性和超我。源头一接上，负面人格的幻相立刻被摧毁，即使旧习性无法全改，觉察和反省力已经健在。 我周围有些痛苦不堪的朋友，无论同事情谊或两性关系都亮起了红灯，财务状况也极为窘迫。表面上看来，他们是如此被动的受害者，受专断上司的迫害，受暴躁同事的迫害，受无情异性的迫害，连生之育之的父母都不能善待他们。深入观察之下，这类人都有一种通病，他们不喜欢主动表达意见或与人沟通，在暧昧不明、温柔有礼的外表下，有一个随时要别人命的脑袋，他们在静默中衡量批判别人的言行举止，他们用闷声不响的强求来掩饰自己的恐惧不安。其实是过多的内在欲望没有找到正确的创造管道，又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多欲，于是深陷痛苦的惯性而无法超拔。 事实上解决的方法很简单，第一步要谦卑地承认实相全是自己一手创造的。如果这出自编、自导、自演的肥皂剧显得有些荒腔走板，波折不顺，那么我们首先应该采取的行动就是“革自己的命”，化被动强求为主动改善。当自己的福报品德都还不足以使自己顺遂时，只有耐心的给予，从给予中学习关爱自己也关爱他人，日积月累，宇宙的因果定律自然会给我们应有的同报。 对于仍然深陷痛苦的朋友，我要对你们说声“恭喜”，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痛苦的下一步就是源源不绝的创造力。但是，先决条件必须体认“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赤裸裸地，毫无借口地面对自己，你会发现，答案早就在你心内等待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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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连载之十六 在这段期间我开始思索演员的深度定义到底是什么。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演员在社会形象上和人类内心里都承载了人性错综复杂的种种投射。他既是人人羡慕的名利典范和过度被注目的焦点，又是轻易被藐视和嘲弄的对象，即便是最杰出的演员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他赤裸地站在媒体白纸黑字的布阵中，时而被枪林弹雨轰得遍体鳞伤，时而受宠若惊地登上了天；他似乎是拥有最多群众力量的人，又似乎是毫无权力或重要性的局外人。他总是在政客与财阀主办的晚会里饰演募款的甘草角色，即使在大银幕或小荧光幕上他也只是一个媒介，一个传达他人的人生观的工具，那么，演员这份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到底是什么?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人类学者和心理学家回答得最深入。 　　 在原始社会里演员是以萨满或巫的形式展现的，那时他的功能乃是充当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他是最早期的歌者、智者、舞者、文化传递者、占卜者、医者和人生顾问。他透过宗教仪式来治疗和转移人们心中的恐惧及困惑，甚至直接成为无形能量的管道，展现出神力；譬如日本能剧、印尼及西藏的仪式舞蹈，都存在着这样的神秘性。换句话说，在原始社会里演员曾经拥有过神权以及崇高的地位，东西方皆是如此。但自从西方正统基督教会兴起后，巫的传统就被逐渐贬为异端，人神中介的角色开始由牧师取而代之，演员的崇高地位从此沦为娱乐他人的艺匠。在东方世界里，演员也逐渐沦为戏子、俳优，以及卖淫、无情和伪善的象征。　　 然而真正杰出的演员都具有丰富的心灵世界，有神秘体验的也不乏其人。他们似乎达到了心智与情感之间的整合及平衡，因此能展现出高等形态的理解力与流畅无阻的情绪表达。当我仔细反观自己时，我发现十五年来的演艺工作，我的焦点竟然不是情绪与情感上的表达，而是智力活动。我在拍戏时手上几乎永远有一本书相伴，内容不外是哲学、心理学、玄学或宗教。戏剧中的演出似乎并不是我心中的重点，知性活动反而是我所热衷的。乌塔·哈根曾经说过：“一个知性的演员可能将真实的演出冲动过分理性化。”很显然我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演员。我发现自己无论多么卖力演出，银幕或荧光幕上的我还是清淡如水，而且我关心理论和形上思维远远超过戏剧上的表现。当我开始清楚自己的特质和潜力时，心中最深的召唤就变得清晰可闻了，我知道自己必须全力投入于智慧的探索而不能再自欺欺人了。于是我告诉老母从此之后我不再为金钱工作，我要做我真正想做的事了。那一年我刚满三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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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blog.sina.com.cn/u/4a2119e1010004f0 本文是今年年初应大陆《市民》杂志之约而作。 政治上的改革永远本末倒置地在革别人的命，却忘却了这样的宇宙原则：除非我们改变自己，否则永远无法改变他人。 奥本海默的弟子戴维.博姆，是20世纪举足轻重的科学家及哲人，他创立的“隐微秩序理论”，令量子力学的研究开始朝着宇宙精微实相探入。 1980年4月，博姆与20世纪最富影响力的精神导师克里希那穆提共同展开划时代的科学与灵性对谈，他们多次会晤，逐渐结集成《超越时空》(The ending of time)这本书。 对谈一开始，克氏便提出“人类是否已误入歧途”这个议题，博姆则响应：“当人类开始掠夺和奴役其它生命时，便歩上了歧途。”接着,克氏点明人类心理上深埋着想不断“变得更好”的需求。这股幻觉式的需求总与眼前实存真相冲突，亦即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的“存在”与“占有”间的二元对立。这个关键性的存在病症，正是方兴未艾的身心灵整体治疗企图统合的基本矛盾，也是笔者20多年来译介的数十本心灵著作的核心主题。 揭露这个与集体趋势背道而驰的真相，难免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嫌疑，但如不揭露，人的意识很难克服汲汲营营于生存所造成的心灵贫乏，因此我们必须探索一下西方先进国家30多年来推动的这场意识革命背后的理论基础。 根据超个人心理学的主张，人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次元，一是自我或假我次元，另一个则是本体或真我次元。这两个次元就像生命的两个出口，前者导向自我实践的完成，后者则是本自俱足、圆满无缺的根本价值所在。如果一味追求自我欲望的满足，久而久之就会因丧失真我的价值，而导致身心解离、失落、焦虑、空虚、抑郁等等心理问题，这也是21世纪三大杀手之一的忧郁症之病源。反之，若是一味执着本体，则可能落入精神上的虚无主义，或是种缺乏创造力的停滞状态。 放眼望去，世界最大的不幸就在于，科技文明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总是不断暗示着：下一个发明或新产品将会为人类带来更美好的愿景；通俗电影及言情小说之类的文化产物，往往将希望投射到一份更理想的关系或经验之上；主流教育通常偏重于对外在世界的认识，以为内在经验不适合在学校里讨论，导致学子们普遍缺乏自我认识的能力；政治上的改革永远本末倒置地在革别人的命，却忘却了除非我们改变自己，否则永远无法改变他人的宇宙法则；精神救赎的可能性则因宗教的组织化而沦为仪式化的他力信仰，并企图藉由信仰来逃避内心的暴力，却因此而导致层出不穷的宗教战争。 凡此种种皆显示，人若想统合自我与真我的冲突，必须竭尽全力去透视及洞察这场集体意识的宇宙大戏，否则终将受制于“想要变得更好”及“不断向外追求”的信念及思维惯性。 克氏曾经说过，“想要变得更好”必定涉及一种心理上的时间感，因为那个美好的愿景，无论是更多的金钱、更理想的伴侣、更适合的工作、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或是更便利的用品，都必须在“未来”那一刻方能实现，但追逐过程里，这份愿景与“当下”真相始终存在对立与冲突，而且愿景实现那一刻带来的满足及兴奋感，也是极易蒸发的能量，其时效很短暂，不久又得制造下个追逐的目标，否则我们就必须面对心中那个深渊──被我们解读成空虚、寂寞、乏味、无意义、消极、无所事事，而实则涵容着一切救赎与解答的“空寂”。 没错，底牌已经掀开了，这无可名之的空寂，便是全人类企图逃避的状态，心理学称这种逃避倾向为“存在的根本焦虑”。但为什么空寂成了必须逃避的状态？空寂不就是佛道思想所主张的解脱或自由之境吗？为什么人会逃离解脱或自由？这难道不是功成名就、立业成家之后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吗？答案是，空寂乃是心的本质，开阔而空寂的心，能如实觉知一切事物，因此又称为纯粹意识或明镜般的意识。人若是能回归心的本质，便能重新连结本体或真我，然而吊诡的是，自我或假我最抗拒的就是与本体连结，因为这么一来，它就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性了，所以它必须倾全力保住自己的位子，让自己的存在能延续下去。 在某种程度上，地球的文明与文化皆是假我在抵抗真我的过程中，为了解决那股焦虑发展出的伟大成果。然而这股逃避的趋力显然没有使人的身、心、灵获得整合，从愈来愈多的精神官能症病例及自杀案件，便可察觉到高度发展的文明带来的生存压力。在作茧自缚式的经济体制下，人的物欲愈来愈强烈，房子、汽车等拥有物的价格也愈来愈昂贵，本来很简单的生存问题因而变得大不易。 但是吃大锅饭的日子还可能回去吗？如同某位西方政客所言：封闭的罐头一旦戳了一个洞，里面就起了质变，想回复原状已经不可能了。然而歩西方资本主义的后尘，承受西方从60年代就深切反省的苦果，也不是聪明的中国人应该选择的路数。

shana

与其把灵魂想作是你所拥有的东西，还不如把它想作就是你来得更正确。

jack-233

我对胡因梦的了解仅限于通过李敖。

shana

我通过李敖无法了解胡茵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