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高贵中国知识分子的卑贱
作者：仲达 2004-5-17
在劫难和困境面前，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表现得要比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和精神高贵得多，他们的昂起的头颅和挺直的腰杆不能不让我们的一些在苦难面前低垂着头、弯曲着腰杆的人汗颜。佚名在《走不出的古拉格阴影 》一文中分析了中俄两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承和心灵背景，如下：
知识分子 (intelligentsia) 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чия，它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当时，较之西方还很落后的俄国社会里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本身属于上流社会，但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以这样一种精神态度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他们便觉得所处的社会极为丑恶、不合理，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拉季舍夫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始祖，别尔嘉耶夫写道：“当他（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 自拉季舍夫起，从民粹派到十二月党人，从赫尔岑、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都自觉认定自己是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将反抗黑暗、暴力，追求真理与自由，对人民深刻的关怀等等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并且无论在何等处境下都不忘记自己的使命。无论其执行何等艰难困苦，亦必为真理而赴汤蹈火、再所不辞。最为可耻的，莫过于识见真理悬诸于顶却无所动容，惧怕为真理而牺牲之懦夫。
从另一方面来说，俄罗斯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文化传承又具有深刻的东正教渊源，俄罗斯民族因此具有一种强烈的宗教情怀。这种情怀也使得他们知识分子具有一种浓厚的弥赛亚情结。宗教对俄罗斯人产生的特殊影响反映在文学上，是许多艺术作品都沉淀着深重的救世精神。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痛苦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 这说明，俄罗斯作家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以沉郁的忧患意识、强烈的悲悯感震撼世界，并非出于偶然。
而在中国，一直就没有一个这样的传统可以打造知识分子的心灵和精神家园。中国知识分子痛苦地抉择于“道”与“势”之间，而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的“道”主要关切的对象是人间世俗之事，是对尘世采取的是一种“介入”的姿态。中国的“道”既无心于日月星辰这些身外之物，也对前生来世颇为冷淡，他所着意的是构建社会的政治伦理秩序。这就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终使命不在于求知，求真理，也不在于传播上帝的辅音，拯救人的灵魂，而在于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因为“道”统不具备超越性，因此，中国的“士”在实践中很容易便转化为“仕”，宏道的旨归落入为政权谋“势”。居庙堂之高则唱“治国”“平天下”，陶陶然作“入世”梦，退江湖则低吟“修身”“齐家”，隐隐然作出世想，忧国忧民的思想首先是建立在能否出仕的基础之上的。
中俄知识分子在最需要责任担当、言说真理与正义的最为尴尬之时，却做出了两种决然不同的选择，这与此种文化传承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我认为“道”统的南辕北辙所决定的“势”统不一，使中俄知识分子在如何以自身所承担的价值理性来面对政治的工具理性之时，发生了强烈的错位，中国知识分子把价值理性服务于工具理性，希望以“仕”宏道，而俄罗斯知识分子确以价值理性的承担者勇敢发言，“士不可不宏道”，且以“宏道”来批判现行政权的乖谬、黑暗、丑陋，也许是他们在面对同样的困境时却做出了两种决然不同的选择的一个原因吧。
网友张晓波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不具备独立人格，只有士大夫的传统而根本不存在知识分子传统的。那多半是因为他们是老板养的，不是自家养自家的，俄国知识分子可都不是穷光蛋，是贵族。网友别人认为，西方知识分子之所以有着独立的传统，其实与他们的政治体制有关：君权与神劝的边界很清楚，当然到了中世纪两者也通奸了。最早的西方知识分子是僧侣,远离世俗政治,所以无论在政治立场上还是知识立场上都要超然一下。反观中国，一开始知识就和政治混为一谈，儒家的经典训导就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知识说到底就是为了政治,就算是老庄这路看似隐逸的道家,其实也是因为世俗政治的受挫,不得已而出世也.所以几千年知识分子就是两条基本路线:所谓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其实说白了就是混得开就信孔孟,成帝王师;混不开就封老庄,回老家装清高.所以注定只能出烈士，出不了俄罗斯那种知识分子阶层。 法俄特别是后者的批判意识更接近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帝王师”，有点“救世主”的味道，所以两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都有点政学不分的味道：我们这边“学而优则仕”，自不待言；印象中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也大多来自上层贵族（只是印象，如果说错了请晓波指正），有点“学而优则革命”（早期有些人连学都不曾“优”就搞革命了）的味道。而英美的知识分子则离政治较远，学者，批评家和政治家的界限很清楚。知识分子要搞学问就专心治学，如果要批判社会也不是直接涉政，而是在尽可能保持个人独立的立场上对现实政治作纠正性的批判监督，不是像法俄和中国传统一样，缺乏起码的边界意识。
俄罗斯知识分子比中国知识分子高贵吗？
事实上中国所谓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从一开始的“五四”就受法俄影响颇深，即使是留学北美，当初立志“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当然他从小受到家学的“圣人”观影响也是一个原因），后来也弄得政学不分。当下知识分子存在状态的混乱，到底是太“以俄为师”，还是“以俄为师”不够呢？英、美知识分子重对观念本身的理解、研究、输理与传授，而法、俄知识分子重道义担当、社会职责——因是之故，法、俄知识分子多有异端之嫌。自五四以来，“以俄为师”成为知识界的口号，俄国知识分子对道义责任的担当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定位，在此定位之下，知识分子自身也在排除体内留有的封建士大夫传统的余毒，重塑知识分子的形象。 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直至文革这五十年中，是否真正完成形象行的转换转？“以俄为师”是否确实真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注入了敢于担当、勇做牛虻的精神？
在历史语境之下，俄国知识分子走向政府的反面，且绝不妥协，而中国知识分子多以王道意识为本位，这便是中国假隐士泛滥之根由。中国向来缺乏超越世俗格局的终极理想，一旦政不分，不是狼狈为奸就只有归去来兮了，像西方特别是俄罗斯知识分子那种坚定的理想主义追求和大无畏的道德担当，我们确实贫乏得令人羞愧！中国知识分子显然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原因是什么？张景超先生得出如下四点结论：
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主体性意识。正因为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缺乏，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不悟自己为奴，才导致知识界普遍的偶像崇拜，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即使身处炼狱，仍对伟大而光荣、永远正确的主席充满期待。主体意识的缺乏使知识分子陷入一种即可笑又可悲的处境。
二：知识分子在知识上的贫困。知识分子之所有对偶像盲目崇拜、缺乏自身的主体意识，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其所受教育的低下，无以形成自身的判断，非但非专业知识缺乏，即使是专业知识也相当浅薄。
三：大勇主义与救助意识的缺乏。张先生以卡斯特利奥反对加尔文为参照，对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在大声呼叫“以俄为师”三十年之后仍然缺乏担当意识提出严峻的批判。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建国之后出现了遇罗克、顾准、张中晓等敢于担负社会道义的知识分子，但毕竟是少之又少，大多数知识分子沉默着，在朋友遇难之际少有不落井下石的。托尔斯泰可以为十几个农民同沙皇对峙，乃至被开除教籍：索尔仁尼琴能够不怕再度监禁流放而写出揭露斯大林专制主义罪恶的《古拉格群岛》，中国知识分子却只能令人失望。
四：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前演。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人格并非横空出世，它直接来自历史。五六十年代中的作家和批评家，除姚文远、李希凡等人是在建国之后成长起来的之外，多数是建国之前成名的。在一场大灾大难之前崩塌的知识分子群体并非是一个本来就具备完整人格的群体，张景超先生通过建国之前这一群体中人的表现，认为在建国后知识分子群体出现文化批判的背反现象在建国之前已埋下伏笔。
中国古代的“士”原指成年男子，后泛指介于大夫（古代低级官职）和庶民 之间的阶层，多为有些文化的人，在等级社会中称其为“士大夫”也就意味着与贵族沾上边了，至少有一个人格独立的社会优越感与道义责任感。这种“士大夫”在我国最早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这也是它最兴盛的时期，这才有文明社会“百家争鸣”大好春光的开始，这时“士大夫”的独立地位非常之高，甚至有“帝师”之美誉，一直到了文革，代统治者尊重知识分子都只是一个表面现象，都是在不防碍其皇权的大前提下的旨在装饰的“作秀”（“做戏”、“作骚”或“摆花瓶”），它们不仅不会尊重知识份子作为其存在价值特征的独立性，甚至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扼杀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的思考与观察、良知与正义的理想追求往往又与皇权专制的现实发生矛盾，所以历史上正直的知识份子又总受专制的迫害，另外在权力斗争中也会使知识份子因“忠”而夹在中间受难，这些“思想受难者”常常又曾是“施难者”，就是在大兴迫害知识分子的文字狱的建立中，不少一部份大大小小的官家知识分子也是“名垂青史”的（这既不是竟争问题，也不只是“文人相轻”，而是陷害与残杀，已从“奴才”发展到了“帮凶”！）更不用说从幕僚、师爷、秘书到写作班子“梁效”一代代“文化奴才”替主子所作的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了。MZD当年对知识份子有一个皮毛的比喻，是非常生动的。长期的传统的专制主义统治与生存的艰辛，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忠孝的知识份子的依附性与奴性，到“秀才迂见兵”时更使知识与正义蒙尘，最多也只能以独善自慰，以至发展到愚忠、愚孝，这种德性又进一步助长了专制主义的发展。（贺承业《士大夫在奴性中死亡》）
虽然中国不乏个体的优秀知识分子，但从整体来看，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群体，对体制的依附已渗入不少知识分子的骨髓，甚至内化为他们的一种情感倾向以及认识、评判事物的既定思维方式。不改变这一精神状态，老是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甘愿成为权力的诠释机、传声筒，在屈原人格的阴影中打转，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却因为“毛附于皮”的背景发生了很多畸变，抗拒畸变的为民请命者纷纷被“活埋”。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庙堂，成为帮忙的“忠臣”、帮凶的幕僚和帮闲的戏子。
奴性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时间，根除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奴性入骨的人是无可救药的，国人精神奴性过重，知识分子独立精神、批判精神和开创精神十分匮乏，他们太需要“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鲁迅最感痛心的批判的，也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对以帝王为中心的统治权势的这种依附关系，他分别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环境以及经济地位剖析奴性的根源，很是深刻。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首先要做的是经济意义上的独立人，还要摆脱对“知识”的迷信，宗教的迷信，权力的迷信，商业的迷信，确立个体的生存哲学，建立超验的精神关怀，真正做一个自由独立批判边缘为一体的思想者。
|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1-6-26 20:50:23
变色卡
显身卡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