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1984》由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于1948年写就。他的另一部重要小说是《动物农场》(AnimalFarm),奥威尔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ArthurBlair)，1903年生于印度。1907年他举家迁回到英格兰。1917年，他进入伊顿公学。1921年后来到缅甸加入IndianImperialPolice，1928年辞职。随后的日子里他贫病交加，此间他当过教师、书店店员，直到1940年，他成为NewEnglishWeekly的小说评论员，他才有了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1936年间，他访问了兰开夏郡和约克郡，1936年底，他来到西班牙参加西班牙内战，其间他受伤。二战期间(1940-1943)，他为BBSEasternService工作，并在此间写了大量政治和文学评论。1945年起他成为Observer的战地记者和MachesterEveningNews的固定撰稿人。1945年，他出版了《动物农场》，1949年出版了《1984》。奥威尔患有肺结核，于1950年死去。 　　首先介绍一下《1984》的内容：到了1984年，世界上的国家已经减少到三个。大洋国、欧亚细亚和东亚细亚，小说是从大洋国展开叙事的。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位于顶端是老大哥，他是万能的，从不会错的，他从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户内户外却到处张贴。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臣民。老大哥的下面是以他为领袖的内层党，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再往下是外层党，底层是普通群众，占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 党有三大原则：“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 　　国家有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第一是“过去的改变性”——历史自然可以随意改造。第二条是“双重思想”，即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己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第三个教条，是以“新话”为精神建设的最终目标。“新语”的全部目的是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使人们拥有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语”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指鹿为马的服务于权力的语言体系。 　　政府机关有四个部，即：富裕部、和平部、仁爱部和真理部。富裕部使人挨饿，和平部主管战争，仁爱部对群众实行严密的思想控制，而真理部负责造谣。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就是真理部中负责篡改历史的一个小人物。他在这种劳动中对极权产生了厌恶情绪，厌恶控制，厌恶泯灭个性的监控体系；女主角朱丽娅也是外层党成员之一，出于共同的厌恶，他们相爱了。爱情挽救了他们的肉体和灵魂，成为他们反抗体制的内心动力。最后“组织”发现了他们的行为，他们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被洗脑。最后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爱人，心中仅存的一点人性的光辉彻底被体制的黑暗吞没。 　　这是一个斗争、背信、恶魔似的残忍的世界，国家的目标是培养仇恨，打击他人，效忠老大哥。这是一个恐怖统治的社会，在这个地方，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是城中绝迹的珍品，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本书后的感觉是怎样的。我感到一种恐惧。身上感觉冷。一个人身处恐怖的时候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点上灯把这种恐惧指给你看的时候，谁都不能无动于衷。《1984》就是这样一本书。持续的争夺边界的战争，国内狂热的个人崇拜、思想奴役、篡改历史、大清洗、封闭、禁欲。这林林种种，在人类的历史中持续地被再现着，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国的文革年代，都可在其中找到栩栩如生的例子。奥威尔的绝妙之处在于把我们都知道的这层意思给形象地传达了出来。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读懂这部小说。今天你是国家主席，明天你就是资产阶级总司令；今天你是某人的亲密战友，明天就是最大的野心家；今天你是苏联老大哥，明天你就是修正主义叛徒。 　　《一九八四》被公认为是对一种集权统治的乌托邦社会的描绘。最广义的权力(power)也许包括那种对别人的最温和的影响力，包括知识说服人的力量、思想吸引人的力量、人格感染人的力量、艺术打动人的力量等等，福科提出过“知识一权力”的命题，谈到过知识者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决不可与对知识及知识者的权力，对思想及思想者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与政治的权力，暴力的权力，强迫的权力，压制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因为要反对前一种权力或以反对一切权力、一切影响力的名义而就放过乃至纵容后一种权力。两者显然相当不同，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要谈的《一九八四》中的权力也就是这后一种权力，这是一种极端膨胀的权力，这种权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的思想观念。 　　在这个社会中，人是没有私生活的，无论在工作场所、宿舍，还是公共场所，他都处在电幕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永远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他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是在独处，他所有的闲暇都被填满，甚至可以说除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他根本没有自己的闲暇，他处在各式各样的组织的控制之下，必须参加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从社会运动到中心站的邻里活动。他在政治生活中就像一个自身不知何故被安装在此处，甚至不知道自己工作意义的部件，他们在经济生活中是被配给的，在文化生活中除了有组织的活动(歌咏、体育等)之外不可能有个人的嗜好，甚至最隐秘的性生活也同样和政治、国家紧密联系起来，被看作是对当局的一项义务，任何与众不同的行为都受到怀疑，任何反映了个人癖好的物件都可能给物主带来危险，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从而他也就只能够为他人生活。权力的控制无孔不入。 　　而要使这种全面的控制充分生效，就必须使这种控制深入到人心之中，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意识、感情、记忆、希望、欲求、感觉、念头来控制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和活动，在这部反面乌托邦小说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也许就是这种控制了。 　　自由的思想本身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经验材料，另一个条件是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于是这一社会的控制者就有意识地、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他们把过去塑造成他们所希望是的样子，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在此，历史实际上被冻结了。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焚毁，各种各样的报刊被不断地修改，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这也就是所谓“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因为过去是存在于各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一个源泉，思想河流就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控制者指定的渠道流淌。 　　对于当下的经验和思考，控制者鼓励一种“双重的思想”，所谓双重的思想，就是在思想中同时包含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例如这样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在自己的思想中容忍矛盾，使思想者非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相信党所告诉他的谎言是真实的，使之成为一种诚实的自我欺骗，从而达到控制者所希望的思想定向。实施这种思想控制的根据是，现实世界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世界都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除了通过人的意识，什么都不存在，所以这个社会的一个核心党员坦率地承认，对物的权力并不重要，所谓权力乃是对人的权力，而尤其是对人的思想的权力，控制了思想和意识，就能控制客观世界。控制了人的记忆，就控制了过去；控制了人现在的思考、感觉和情感，就控制了人的现在；控制了人的欲望、希望和憧憬，也就控制了人的未来。而控制人的记忆、思考和希望这三者自然是相互联系的。 　　还有其他控制思想的手段，比方说通过塑造一个老大哥的个人形像来对思想者产生一种类似于韦伯所言克理斯马权威的人格魅力；通过在国内制造一个假想敌和与外国保持某种战争状态来宣泄某种可能产生的反抗情绪和敌对本能，并维持某种对控制很有必要的恐惧心理等等。但控制思想的最重要、最强有力支持仍然是毫不含糊的、赤裸裸的暴力，包括严刑拷打、苦役、处死等等。也就是说对思想的控制归根结底有赖于对身体的强制和迫害，而每个人的身体都可以说是脆弱的，会感觉到疼痛的，每个人都有其生理上最厌恶的东西，或者用萨特剧中人的话说：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副可怜的、软弱的、即使令人讨厌也很难摆脱的皮囊。 　　对思想的权力是一种最彻底最极端的权力，是对个人最后一道防线的侵犯。如何保持这一防线不致受到任意的摧残？是否能为思想创造一个延伸的公共空间？哪些人将会最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思想钳制的痛苦？保留一种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自由对个人和社会有何意义？这些都需要一些人去好好想想。思想者除了自己的思想常常一无所有，他唯一能抗拒对思想的权力的，仍然还只是思想。 　　如果说奥威尔为我们指出了这种极权对每个人人性的摧残，那么我们抵御这种摧残？哈维尔给了我们答案：生活在真实中。 　　我们反抗专制就应该从不说假话做起。专制者的欺骗效果是靠大家跟着他们说假话而实现的。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拒绝跟着他们说假话，他们的欺骗也就无法维持下去……我们只要努力捍卫我们沉默的权利，我们也就一定程度的体现了我们的良知和尊严。用哈维尔自己的话来说： 　　“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对它必然是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其他任何罪行更严厉。然而，当真理的细胞逐渐渗透到充满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所以，如果想做一个真正独立的人，是要从讲真话开始的。我们是无权者，讲真话是我们唯一的权力。 　　最后，我想用徐友渔先生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人总是又成为逆来顺受的被侮辱者的危险，也一直有不当这种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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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深奥啊，不过可以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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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

先知的盲点 格伦·弗兰克尔　嘉桢／译 　　1949年，乔治·奥维尔写道：“在被证实无辜之前，圣徒总应被判有罪。”他这话是因刚刚遇刺的圣雄甘地而发，但在这些日子里，同样的考验也会降临到奥维尔自己身上，因为在去世53年之后，他已经成了一个尘世中的圣徒。政治上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都赞美他，尊崇他为先知和揭示真相的人，称誉他的道德勇气、剃刀般锋锐的思维以及钻石般坚硬的文笔。 　　“（奥维尔是）我们时代的第一个圣徒，”社会历史学家诺尔·安南这样来描述他，“古怪、暴躁、独立，从不感恩戴德”。 　　然而，在所有这些英雄崇拜的气氛中，那个真实的人——那个特立独行、声音尖利、穿得像个乞丐、自己卷制香烟、追逐女人、奉行着一种摇摆不定但又真诚的社会主义、患有肺结核的英国人——却似乎在某个地方消失了。或许，那个真实的作家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奥维尔遭遇了一个著名作家的最终命运：人们尊敬他、援引他，却很少阅读他。 　　在奥维尔的100周年诞辰，对他的新一轮神化又在英美两地展开。300位学者在威尔斯利聚会，进行了为期3天的百年诞辰回顾活动。皇家化学学会在当天公布了烹茶的理想方法——奥维尔嗜茶，曾在1946年撰文讨论烹茶方法。英国新出了两本奥维尔传记，沉寂许久的托马斯·品钦也重拾笔墨，为新版的《1984》写了一篇序言。 　　但是，在这一片赞美的喧嚣之中，让我们稍停片刻，去回忆关于奥维尔这个人本身的一些事情，就从那些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缺点开始。根据奥维尔自我批评的作品以及那些了解他的人的记述，他是一个难以相处、朋友寥寥的怪人。他刚愎自用，对外国人没有信任感。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呆板而缺乏说服力，他笔下的女人单调平板，带有显著的厌女症留下的痕迹。在偶然提到犹太人的时候，他的言辞从最好的方面来说也是让人不舒服的。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作为一个先知，他几乎从来没有对过。1984年，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的那样，与《1984》中的描写毫无共同之处。 　　然而，这本书仍然在我们的梦魇中萦回，在我们的词典中回响。老大哥（Big Brother）、臭名昭著的真爱部（Ministries of Love and Truth）、记忆洞（the memory hole）、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这些字词仍然在我们的词汇表中占有一席之地。当我们衡量政治话语与道义真实之间的鸿沟时，奥维尔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最好的形容词。 　　“要是生在和平的年代，我也许会写一些华丽的或是平铺直叙的书籍，也许会一直对自己的政治忠诚茫无所知，”奥维尔曾这样写道。“照现在的情形看来，我已经被迫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政治吹鼓手的人物。”实际上，正是这样的年代成就了奥维尔。他最引人注目的作品都是在1938至1949这10年间写成，那是对人类来说最危险的10年：世界上出现了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战争和屠杀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奥维尔的作品生动地阐释了这些独裁者的本性，他们的权威实质以及他们之间的共性。 　　奥维尔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是一场永无休止的逃避羞辱的斗争，把自己一心一意献身写作看作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疯狂行为。1947年他写道：“所有的作家都自负、自私又懒惰，无人能知晓他们最深层的动机。写书是一场可怕的、令人筋疲力尽的挣扎，就像生一场耽延日久、痛苦不堪的疾病。谁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除非是被某种既无法抗拒也不能理解的恶魔所驱使。” 　　奥维尔原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出生于当时印度孟加拉省的莫提哈里（Motihari）。他的父亲在那里做文官，监督残存的鸦片贸易。奥维尔儿时大部分时间就读于圣塞普里安学校和伊顿公学，那是英国最好的两所学校。后来他回到东方，在缅甸担任殖民地警察，之后开始了文学创作。在人生的某个时候，他产生了一种自卑情结。这种感觉使他受到折磨，同时又对他的写作有所裨益。他回忆道：“从一开始，我的文学雄心就混合着被孤立和被低估的感觉。” 　　写了3本不成功的小说之后，奥维尔在30年代中期取得了突破。他写了两本准确描绘大萧条时期欧洲下层人民生活的书：《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他从这本书开始使用乔治·奥维尔作为笔名）和《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之后他开始了一次类似于宗教皈依的行动，到西班牙去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回来后写下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这是一本激烈的反独裁报告文学，在1938年出版时未受重视，但在此后成为了奥维尔的经典作品。这本书确立了奥维尔的中心二元性：他把自己看作社会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但他最强有力的作品却是对那些奉行或容忍极权主义的左翼人士的无情鞭笞。 　　几年后，现年85岁的小说家弗雷德里克·穆拉莱（Frederic Mullally）在《论坛》周刊遇到了奥维尔。《论坛》是左翼工党的刊物，穆拉莱参与它的编辑工作，而奥维尔在那里担任文学编辑，每周“按自己的喜好”写一篇关于政治、大众文化以及任何能让他有灵感的事物的专栏短文。他每周只能得到区区10英镑酬劳，还不如当时英国一个普通日报社的低级记者挣得多。 　　“乔治是个很复杂的人，”穆拉莱回忆道。“他非常刻板，从无笑容。他不是有什么愁事，只是严肃。他说话声调很高，操着英国上流社会的口音，只在其中加了一点点伦敦腔……他穿着工人阶级的衣服，破旧的毛线衫和衬衣，过紧的夹克。他自己卷烟来抽，脸上完全没有表情。在我认识的人——包括我自己——里面，没人能接近他。但他的脑袋却在不停地思考问题。” 　　二战爆发后，奥维尔参加了地方志愿军。但他已经染上了肺病——这种病在10年后夺去了他的生命，因此被分派做文职工作。他和妻子艾琳一起在伦敦北部的几个简陋公寓里辗转，每年绞尽脑汁写出100多篇文章。穆拉莱还记得应邀到伊斯林顿的卡农伯里广场做客的情景——那地方当时几乎是贫民窟，现在则是城市中产阶级化的样板。奥维尔走下4楼到地下室拿煤，然后再爬上来。“我说，‘乔治，你应该有钱请个男童来做这些事吧？’他不以为然。（他认为）那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他不懂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他在政治上一派天真。他让自己脱离中产阶级，却不能让中产阶级脱离自己。” 　　有一天，穆拉莱和他一起在《论坛》办公室附近的酒吧喝酒，对他抱怨说把德国犹太作家里基·洛温塔尔晦涩的散文改写成可读的英文是多么的困难。奥维尔回答道：“对所有这些实际上控制着报纸的中欧犹太人，你有什么好指望的？”穆拉莱说，他以为奥维尔在开玩笑，然而奥维尔始终没有笑。 　　奥维尔的好友、作家朱利安·西蒙斯回忆道，作为一个作家，奥维尔进步很慢。他早期小说中缺乏的正是他自身缺乏的东西：人性化的元素。西蒙斯在1993年版《动物庄园》的序言中说：“事实是，他对人物性格、或者说是人类关系的错综复杂没有兴趣，而这种兴趣是真正小说家的标志。”他就是没那么大的兴趣：对那些被他看作“跛脚鸭”的人，他可以慷慨，可以施以援手甚至寄予同情，但他的心思并不真在这里。 　　奥维尔也是一个拒绝编辑的作家。“所有人都告诉过我：千万别去动乔治的稿子。我确实从来没动过，”穆拉莱说。“我也不需要这么做：他的稿子总是完美无瑕，连逗号都没有差错。” 　　除去散文之外，他最值得铭记的作品是最后的两部：《动物庄园》和《1984》。1944年出版的《动物庄园》是一部无情的《格列沸游记》式的讽刺文学作品。它曾被4家出版社拒绝，最出名的一次是被时在费伯－费伯出版公司的T.S.艾略特拒之门外。有些人认为这本书太怪，另一些则认为其中对斯大林的批评是缺乏爱国心的表现，因为当时苏联是英美两国的盟友。但《动物农庄》很畅销，奥维尔第一次有了稳定的收入。他用这些钱在赫布里底群岛租了一所农舍，并给儿子请了一个看护，因为他妻子艾琳在手术中意外死去了。 　　奥维尔在这个农舍里写完了《1984》的大部分，那是他最后也是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奥维尔称它为讽刺文学，但它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威权和心理的一幅绝妙肖像。在其中有这样的描写：“去了解或不去了解，在说着精心编织的谎言的同时保持对绝对真理的信念，同时持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一边知道它们彼此互相矛盾，一边相信它们。” 　　《1984》给奥维尔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和巨大的名望，尤其是在美国。那里的读者认为《1984》是对苏联以及所有的左派的不加掩饰的抨击，而奥维尔是一个由社会主义分子改邪归正的先知。当事实与他们这种阐释不符时，美国的出版商就毫不客气地进行“奥维尔式”的删减。西蒙斯指出，西格内特出版社的1956年平装本《1984》中有奥维尔那个著名的声明：“自1936年以来，我写下的每一行字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反对极权主义而写。”但这句话的后面半句——“为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写。”——却被删掉了。 　　“这样的情形可与约翰·弥尔顿相比，”英国历史学家本·匹姆洛特说。“（在《失乐园》中）他是在攻击基督教吗？不，他是在攻击某些基督徒。奥维尔也属于这种情况——他抨击的是某些社会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他的心虽然充满疑问、不得安宁，但却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崇拜他的右翼人士都不要忘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按照传记作家伯纳德·克里克的看法，奥维尔在妻子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对她不够忠实。在妻子死后，他疯狂地寻找新的伴侣。在妻子死后的第一年，他至少向4个女人求过婚。她们都比他年轻得多，有的他不过是刚刚认识。索尼亚·布朗内尔也是其中之一，她最终答应了他的求婚并成了他的遗产执行人。 　　他活着时没有来得及看到太多的成功和曲解。在赫布里底群岛四面透风、没有暖气的农舍中完成《1984》的艰苦努力使他与生俱来的肺病又一次发作。他被送到格洛斯特郡的一个疗养院，在那里挣扎了8个月，然后转到伦敦一家医院。1950年1月，奥维尔死于咯血，时年46岁。 　　“对自己评价不错的人可能是撒谎，”奥维尔曾这样写道，“因为从内心看来，任何生活都不过是一连串的失败。”虽然如此，对我们这些隔着半个世纪的距离来赞颂他的故事和著作的人来说，他的生活更像是一个胜利。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附《一九八四》书评】： 　　一九八四年是一个平常的年份，对我们来说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相对于一九四八年来说，也是个并不遥远的未来。而英国的小说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就是在一九四八年写下了他的名作《一九八四》。 　　喜欢幻想未来似乎是人们的天性，讲述关于未来的故事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想象”带来的愉悦，体会放飞思想的快乐。不论在电影还是文学领域，科幻作品始终拥趸甚众。奥威尔在1948年写下了一个未来年份作为小说的名字，然而这个故事里没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只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世界——专制集权统治一切的世界，它似乎存在于一个虚拟的时空，又似乎就是我们的过去、现在或是未来。奥威尔对于“专制”的深刻认识和生动表达，带给读者强烈的震撼和冲击。在我知晓这本书的时候，一九八四年已经飘入历史，而且，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高昂“民主”、“和平”、“进步”大旗的时代。可我还是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恐慌。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年吧，这是一个由“党”和“老大哥”主宰一切的社会：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居住在伦敦的一幢名叫“胜利大厦”的建筑物里，空气中弥漫着“煮烂白菜和破地毯的味道”，“在每层楼的拐弯处，你可以感觉电梯门对面墙上那张贴上的巨大人像正注视着你。那画像设计巧妙，你一走动，它的一双眼睛就会瞪着你，画像下面印着一行字：‘老大哥在看着你！’”不仅如此，每个人的房间里都有一个叫做“电幕”的东西，它不停的广播着各种社会报告，它还“兼有收发的公用。温斯顿偶尔发出任何声音，只要比耳语稍高些，就会被电幕收进去。而且，在金属板视线范围内，他的一举一动也都在监视中。”还有“思想警察”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这种全方位的监控不由得让人窒息。不过，最令人绝望的则是代表着未来的孩子们，他们在这样的世界里远离了天真、浪漫这些儿童最可宝贵的天性。彻底的让人丧失了对未来的期待，孩子们长大的时候，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一个更加可怕的世界： 　　“这个时代的儿童，几乎都是令人害怕的。最使父母们不安的是，由于诸如间谍队等等的组织，他们已被系统地训练成无法驾驭的小野人，而他们对于党方，绝无造反的趋势。他们崇拜党以及一切和党有关的事物，歌诵、游行、旗帜、远足、假枪操练、呼喊口号、崇拜‘老大哥’——这一切对于他们，都是光荣的玩意。他们的狰狞凶猛的目光，完全盯在国家敌人、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和思想犯的身上。因此，三十岁以上的人都惧怕他们他们自己的子女。《时报》每星期总要刊载一些关于偷听他人交谈的小家伙的报道——报上一般称之为‘儿童英雄’——如何窃听父母的谈话，想思想警察告密的情形。” 　　这就是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年，每一个灵魂都身处牢笼，无处可逃，人们要学会随时做出所需要的表情，做早操的时候要庄严而愉快，面对老大哥的画像要虔诚而热忱，平日里最好面无表情……也许只有这样，才可以勉强保护苦苦挣扎着的个人的思想。 　　在这样的一九八四年里，或许麻木和盲从真的是一种“幸福”，它们可以让你免却一些恐慌和矛盾，干脆把自己忘掉，完完全全的交付给“党”和“老大哥”。思考甚至回忆带来的都是危险和痛苦。你可以选择让灵魂在艰难中活着，如果你有足够的坚强和勇气来捍卫自我，捍卫思想的独立。然而你周围的一切人都有如一泽深潭，没有交流的机会，没有信任存在的空间。可是温斯顿还是难以抑制自己对自由的渴望，对反抗的渴望。他甚至还希冀着一场爱情，尽管两情相悦的纯真爱情根本没有生存下去的土壤。 　　奥威尔把小说的空间放置在了未来，可是他却没有在小说里放置希望和理想。温斯顿以失败而告终的结局，同时也粉碎了读者心中残存的对黎明的期待。他在这个没有信任的世界里还是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信任，结果落入敌人的圈套。在监狱里，他的思想终于被各种酷刑彻底摧残，当行刑人的手枪抵住他的脑袋的时候，“他长时间的看着那上身巨大的头像。四十年来，他终于知道在那浓黑的胡子后藏匿的是怎样的笑容。啊，残忍，不必要的误会！啊，顽固，从爱人的胸怀中自我放逐！两滴有杜松子酒味的眼泪。但一切都结束，这场斗争。他已战胜了自己。他爱老大哥。”他还是放逐了自我，为老大哥献出了自己的“爱”，在这种“爱”里，子弹冲进了他的头脑。既然灵魂已经死了，肉体也随之死去大概会是最好的选择。 　　《一九八四》多年来曾在多个国家被禁。奥威尔在这部书写完不久便重病而逝，离开了世界，也离开了自己的作品。不知道他对自己作品的命运有着怎样的设想，但是它被列为禁书的命运恰好印证了小说本身的揭露意义。禁止它无疑是因为畏惧。有人说他所影射的是前苏联，也有人说他所影射的是法西斯。其实，我更愿意把它看作影射人类社会里的一切专制集权，或是有着专制倾向的思想和制度。奥威尔一生（1903－1950）只有短暂的47年，但却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是人类灵魂丑恶一面的充分崭露，是专制的欲望酿成的悲剧。在1948年写下一个未来的年份，实在是太像一种预言，预言极权政治将淹没整个世界，实际上更是一种对历史、对现实的书写。把极权推向极至，反而更好地表现出它的本质。 　　在融融的春意里直面人性狰狞的一面似乎很是不合时宜，抬头望一望湛蓝的天空，长长的舒一口气，如此自由的呼吸，值得我们心怀感激。（薄荷）

《1984》 作者简介 本书——《1984》由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于1948年写就。他的另一部重要小说是《动物农场》(Animal Farm)奥威尔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生于印度。1907年他举家迁回到英格兰。1917年，他进入伊顿公学。1921年后来到缅甸加入Indian Imperial Police，1928年辞职。随后的日子里他贫病交加，此间他当过教师、书店店员，直到1940年，他成为New English Weekly的小说评论员，他才有了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1936年间，他访问了兰开夏郡和约克郡，1936年底，他来到西班牙参加西班牙内战，其间他受伤。二战期间(1940-1943)，他为BBS Eastern Service工作，并在此间写了大量政治和文学评论。1945年起他成为Observer的战地记者和MachesterEvening News的固定撰稿人。1945年，他出版了《动物农场》，1949年出版了《1984》。奥威尔患有肺结核，于1950年死去。 作品： Burmese Days 1934 Down and Out in Paris 1933 The Road to Wigan Pier 1937 Homage to Catalonia Animal Farm 1945 1984 1949(出版年代，作于1948年，其取名即为将48倒转，并无特殊含义) 中文版 1984 1985，花城出版社出版，译者董鼎山。 动物庄园 另，中国广播出版社出版《奥威尔文集》。是杂文集，译者董鼎山。 第一章 　　１９８４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为了要躲寒风，紧缩着脖子，很快地溜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不过动作不够迅速，没有能够防止一阵沙土跟着他刮进了门。 　　门厅里有一股熬白菜和旧地席的气味。门厅的一头，有一张彩色的招贴画钉在墙上，在室内悬挂略为嫌大了一些。 　　画的是一张很大的面孔，有一米多宽：这是一个大约四十五岁的男人的脸，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面部线条粗犷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用不着试电梯。即使最顺利的时候，电梯也是很少开的，现在又是白天停电。这是为了筹备举行仇恨周而实行节约。温斯顿的住所在七层楼上，他三十九岁，右脚脖子上患静脉曲张，因此爬得很慢，一路上休息了好几次。每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你不论走到哪里，画面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他住所里面，有个圆润的嗓子在念一系列与生铁产量有关的数字。声音来自一块象毛玻璃一样的椭圆形金属板，这构成右边墙壁的一部分墙面。温斯顿按了一个开关，声音就轻了一些，不过说的话仍听得清楚。这个装置(叫做电幕)可以放低声音，可是没有办法完全关上。他走到窗边。 　　他的身材瘦小纤弱，蓝色的工作服——那是党内的制服——更加突出了他身子的单薄。他的头发很淡，脸色天生红润，他的皮肤由于用粗肥皂和钝刀片，再加上刚刚过去的寒冬，显得有点粗糙。 　　外面，即使通过关上的玻璃窗，看上去也是寒冷的。在下面街心里，阵阵的小卷风把尘土和碎纸吹卷起来，虽然阳光灿烂，天空蔚蓝，可是除了到处贴着的招贴画以外，似乎什么东西都没有颜色。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在对面那所房子的正面就有一幅，文字说朋是：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温斯顿的眼睛。在下面街上有另外一张招贴画，一角给撕破了，在风中不时地吹拍着，一会儿盖上，一会儿又露出唯一的一个词儿"英社"。在远处，一架直升飞机在屋预上面掠过，象一只蓝色的瓶子似的徘徊了一会，又绕个弯儿飞走。这是警察巡逻队，在伺察人们的窗户。不过巡逻队并不可怕，只有思想警察才可怕。 　　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幕上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报告生铁产量和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动。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作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温斯顿继续背对着电幕。这样比较安全些；不过他也很明白，甚至背部有时也能暴露问题的。一公里以外，他工作色。这，他带着有些模糊的厌恶情绪想——这就是伦敦，一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一号空降场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竭力想挤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能够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是不是一直有这些景象：破败的十九世纪房子，墙头用木材撑着，窗户钉上了硬纸板，屋顶上盖着波纹铁皮，倒塌的花园围墙东倒西歪；还有那尘土飞扬、破砖残瓦上野草丛生的空袭地点；还有那炸弹清出了一大块空地，上面忽然出现了许多象鸡笼似的肮脏木房子的地方。可是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除了一系列没有背景、模糊难辨的、灯光灿烂的画面以外，他的童年已不留下什么记忆了。 　　真理部——用新话来说叫真部——同视野里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有令人吃惊的不同。这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晶晶发亮，一层接着一层上升，一直升到高空三百米。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党的三句口号，这是用很漂亮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面上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有三千间屋子，和地面下的结构相等。在伦敦别的地方，还有三所其他的建筑，外表和大小与此相同。它们使周围的建筑仿佛小巫见了大巫，因此你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上可以同时看到这四所建筑。它们是整个政府机构四部的所在地：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真正教人害怕的部是友爱部．它连一扇窗户也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到友爱部去过，也从来没有走近距它半公里之内的地带．这个地方，除非因公，是无法进入的，而且进去也要通过重重铁丝网、铁门、隐蔽的机枪阵地．甚至在环绕它的屏障之外的大街上，也有穿着黑色制服、携带连枷棍的凶神恶煞般的警卫在巡逻．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这时他已经使自已的脸部现出一种安详乐观的表情，在面对电幕的时候，最好是用这种表情。他走过房间，到了小厨房里。在一天的这个时间里离开真理部，他牺牲了在食堂的中饭，他知道厨房里没有别的吃的，只有一块深色的面包，那是得省下来当明天的早饭的．他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无色的液体，上面贴着一张简单白色的标签：胜利杜松子酒。它有一种令人难受的油味儿，象中国的黄酒一样。温斯顿倒了快一茶匙，硬着头皮，象吃药似的咕噜一口喝了下去。 　　他的脸马上绯红起来，眼角里流出了泪水。这玩艺儿象硝酸，而且，喝下去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好象后脑勺上挨了一下橡皮棍似的。不过接着他肚子里火烧的感觉减退了，世界看起来开始比较轻松愉快了。他从一匣挤瘪了的胜利牌香烟盒中拿出一支烟来，不小心地竖举着，烟丝马上掉到了地上。他拿出了第二支，这次比较成功。他回到了起居室，坐在电幕左边的一张小桌子前。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一本厚厚的四开本空白簿子，红色的书脊，大理石花纹的封面。 　　不知什么缘故，起居室里的电幕安的位置与众不同。按正常的办法，它应该安在端墙上，可以看到整个房间，可是如今却安在侧墙上，正对着窗户。在电幕的一边，有一个浅浅的壁龛，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在修建这所房子的时候，这个壁龛大概是打算放书架的。温斯顿坐在壁龛里，尽量躲得远远的，可以处在电幕的控制范围之外，不过这仅仅就视野而言。当然，他的声音还是可以听到的，但只要他留在目前的地位中，电幕就看不到他。一半是由于这间屋子的与众不同的布局，使他想到要做他目前要做的事。 　　但这件事也是他刚刚从抽屉中拿出来的那个本子使他想到要做的。这是一本特别精美的本子。光滑洁白的纸张因年代久远而有些发黄，这种纸张至少过去四十年来已久未生产了。不过他可以猜想，这部本子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他是在本市里一个破破烂烂的居民区的一家发霉的小旧货铺中看到它躺在橱窗中的，到底是哪个区，他已经记不得了。他当时一眼就看中，一心要想得到它。照理党员是不许到普通店铺里去的(去了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不过这条规矩并不严格执行，因为有许多东西，例如鞋带、刀片，用任何别的办法是无法弄到的，他回头很快地看了一眼街道两头，就溜进了小铺子，花二元五角钱把本子买了下来。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买来干什么用。他把它放在皮包里，不安地回了家。即使里面没有写什么东西，有这样一个本子也是容易引起怀疑的。 　　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并不是不合法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合法的，因为早已不再有什么法律了)，但是如被发现，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肯定，会受到死刑的惩处，或者至少在强迫劳动营里干苦役二十五年。温斯顿把笔尖愿在笔杆上，用嘴舔了一下，把上面的油去掉。这种沾水笔已成了老古董，甚至签名时也不用了，他偷偷地花了不少力气才买到一支，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精美乳白的本子只配用真正的笔尖书写，不能用墨水铅笔涂划。实际上他已不习惯手书了。除了极简短的字条以外，一般都用听写器口授一切，他目前要做的事，当然是不能用听写器的。他把笔尖沾了墨水，又停了一下，不过只有一刹那。他的肠子里感到一阵战颤。在纸上写标题是个决定性的行动。他用纤小笨拙的字体写道：1984年4月4日他身子往后一靠。一阵束手无策的感觉袭击了他。首先是，他一点也没有把握，今年是不是1984年。大致是这个日期，因为他相当有把握地知道，自已的年龄是三十九岁，而且他相信他是在1944年或1945年生的。但是，要把任何日期确定下来，误差不出一两年，在当今的时世里，是永远办不到的。 　　他突然想到，他是在为谁写日记呀？为将来，为后代。 　　他的思想在本子上的那个可疑日期上犹豫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新话中的一个词儿"双重思想"。他头一次领梧到了他要做的事情的艰巨性。你怎么能够同未来联系呢?从其性质来说，这样做就是不可能的。只有两种情况，要是未来同现在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就不会听他的，要是未来同现在不一样，他的处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本子。电幕上现在播放刺耳的军乐了。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丧失了表达自己的能力，而且甚至忘掉了他原来要想说什么话了。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准备应付这一时刻，他从来没有想到过，除了勇气以外还需要什么。实际写作会是很容易的。他要做的只是把多年来头脑里一直在想的、无休止的、无穷尽的独白付诸笔墨就行了。但是在目前，甚至独白也枯竭了。此外，他的静脉曲张也开始痒了起来，使人难熬。他不敢抓它，因为一抓就要发炎。时间滴嗒地过去。他只感到面前一页空白的纸张，脚脖子上的皮肤发痒，音乐的聒噪，杜松子酒引起的一阵醉意。 　　突然他开始慌里慌张地写了起来，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写的是些什么。他的纤小而有些孩子气的笔迹在本子上弯弯曲曲地描划着，写着写着，先是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连句号也省略了：1984年4月4日。昨晚去看电影。全是战争片。一部很好，是关于一艘装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遭到空袭。观众看到一个大胖子要想游开去逃脱追他的直升飞机的镜头感到很好玩。你起初看到他象一头海豚一样在水里浮沉，后来通过直升飞机的瞄准器看到他，最后他全身是枪眼，四周的海水都染红了，他突然下沉，好象枪眼里吸进了海水一样。下沉的时候观众笑着叫好。接着你看到一艘装满儿童的救生艇，上空有一架直升飞机在盘旋。 　　有个中年妇女坐在船首，大概是个犹太女人，怀中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哭，把脑袋躲在她的怀里，好象要钻进她的胸口中去似的，那个妇女用胳膊搂着他，安慰着他，尽管她自己的脸色也吓得发青。她一度用自己的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他，仿佛她以为自己的胳膊能够抵御子弹不伤他的身体似的。接着直升飞机在他们中间投了一颗二十公斤的炸弹，引起可怕的爆炸，救生艇四分五裂，成为碎片。接着出现一个很精采的镜头一个孩子的胳膊举了起来越举越高越举越高一直到了天空中一定有架机头装着摄影机的直升飞机跟着他的胳膊，在党员座中间发出了很多的掌声但是在无产座部分有个妇女突然吵了起来大声说他们不应该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他们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是不对的最后警察把她赶了出去我想她不致于会遇到什么不愉快的结果无产者说些什么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典型的无产者反应他们决不会——温斯顿停下了笔，一半是因为他感到手指痉挛。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他一泻千里地写出这些胡说八道的话来。 　　但奇怪的事情是，他在写的时候，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记忆在他的思想中明确起来，使他觉得自已有能力把它写下来。他现在认识到，这是因为有另一件事情才使他突然决定今天要回家开始写日记。 　　如果说，这样一件模模糊糊的事也可以说是发生的话，这件事今天早上发生在部里。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在温斯顿工作的纪录司，他们把椅子从小办公室拖出来，放在大厅的中央，放在大电幕的前面，准备举行两分钟仇恨。温斯顿刚刚在中间一排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有两个他只认识脸孔、却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人意外地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是他常常在走廊中遇到的一个姑娘。 　　他不道她的名字，但是他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由于他有时看到她双手沾油，拿着扳钳，她大概是做机械工的，拾掇那些小说写作机器。她是个年约二十七岁、表情大胆的姑娘，浓浓的黑发，长满雀斑的脸，动作迅速敏捷，象个运动员。她的工作服的腰上重重地围了一条猩红色的狭缎带，这是青年反性同盟的标志，围的不松不紧，正好露出她的腰部的苗条。温斯顿头一眼看到她就不喜欢她。他知道为什么原因。这是因为她竭力在自己身上带着一种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总的来说是思想纯洁的味道。几乎所有的女人他都不喜欢，特别是年轻漂亮的。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生吞活剥口号的人，义务的密探，非正统思想的检查员。但是这个女人使他感到比别的更加危险。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遇到时，她很快地斜视了他一眼，似乎看透了他的心，刹那间他充满了黑色的恐惧。他甚至想到这样的念头：她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不错，这是很不可能的。但是只要她在近处，他仍有一种特别的不安之感。这种感觉中掺杂着敌意．也掺杂着恐惧。 　　另外一个人是个叫奥勃良的男人，他是核心党员，担任的职务很重要，高高在上，因此温斯顿对他职务的性质只有一种很模糊的概念。椅子周围的人一看到核心党员的黑色工作服走近时，都不由得肃静下来。奥勃良是个体格魁梧的人，脖子短粗，有着一张粗犷残忍、兴高采烈的脸。尽管他的外表令人望而生畏，他的态度却有一定迷人之处。他有一个小动作奇怪地使人感到可亲，那就是端正一下鼻梁上的眼镜；也很难说清楚，这奇怪地使人感到很文明。如果有人仍旧有那样想法的话，这个姿态可能使人想到一个十八世纪的绅士端出鼻烟匣来待客。温斯顿大概在十多年来看到过奥勃良十多次。他感到对他特别有兴趣，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对奥勃良彬彬有礼的态度和拳击师的体格的截然对比感到有兴趣。 　　更多的是因为他心中暗自认为——也许甚至还不是认为，而仅仅是希望——奥勃良的政治信仰不完全是正统的。他脸上的某种表情使人无法抗拒地得出这一结论。而且，表现在他脸上的，甚至不是不正统，而干脆就是智慧。不过无论如何，他的外表使人感到，如果你能躲过电幕而单独与他在一起的话，他是个可以谈谈的人。温斯顿从来没有做过哪怕是最轻微的努力来证实这种猜想；说真的，根本没有这样做的可能。现在，奥勃良瞥了一眼手表，看到已经快到十一点了，显然决定留在纪录司，等两分钟仇恨结束。他在温斯顿那一排坐了下来，相隔两把椅子。中间坐的是一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她在温斯顿隔壁的小办公室工作。那个黑头发的姑娘坐在他们背后一排。 　　接着，屋子那头的大电幕上突然发出了一阵难听的摩擦声，仿佛是台大机器没有油了一样。这种噪声使你牙关咬紧、毛发直竖。仇恨开始了。 　　象平常一样，屏幕上闪现了人民公敌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的脸。观众中间到处响起了嘘声。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发出了混杂着恐惧和厌恶的叫声。果尔德施坦因是个叛徒、变节分子，他一度(那是很久以前了，到底多久，没有人记得清楚)是党的领导人物之一，几乎与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后来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却神秘地逃走了，不知下落。两分钟仇恨节目每天不同，但无不以果尔德施坦因为其重要人物。他是头号叛徒，最早污损党的纯洁性的人。后来的一切反党罪行、一切叛国行为、破坏颠覆、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是直接起源于他的教唆。反正不知在什么地方，他还活着，策划着阴谋诡计；也许是在海外某个地方，得到外国后台老板的庇护；也许甚至在大洋国国内某个隐蔽的地方藏匿着——有时就有这样的谣传。 　　温斯顿眼睛的隔膜一阵抽搐。他看到果尔德施坦因的脸时不由得感到说不出的滋味，各种感情都有，使他感到痛苦。 　　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一头蓬松的白发，小小的一撮山羊胡须——一张聪明人的脸庞，但是有些天生的可鄙，长长的尖尖的鼻子有一种衰老性的痴呆，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这张脸象一头绵羊的脸，它的声音也有一种绵羊的味道。 　　果尔德施坦因在对党进行他一贯的恶毒攻击，这种攻击夸张其事，不讲道理，即使一个儿童也能一眼看穿，但是听起来却有似乎有些道理，使你觉得要提高警惕，别人要是没有你那么清醒的头脑，可能上当受骗。他在谩骂老大哥，攻击党的专政，要求立即同欧亚国媾和，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嚷说革命被出卖了——所有这一切的话都是用大字眼飞快地说的，可以说是对党的演说家一贯讲话作风的一种模仿，甚至还有一些新话的词汇；说真的，比任何党员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使用的新话词汇还要多。在他说话的当儿，唯恐有人会对果尔德施坦因的花言巧语所涉及的现实有所怀疑，电幕上他的脑袋后面有无穷无尽的欧亚国军队列队经过——一队又一队的结实的士兵蜂拥而过电幕的表面，他们的亚细亚式的脸上没有表情，跟上来的是完全一样的一队士兵。这些士兵们的军靴有节奏的踩踏声衬托着果尔德施坦因的嘶叫声。 　　仇恨刚进行了三十秒钟，屋子里一半的人中就爆发出控制不住的愤怒的叫喊。电幕上扬扬自得的羊脸，羊脸后面欧亚国可怕的威力，这一切都使人无法忍受；此外，就凭果尔德施坦因的脸，或者哪怕只想到他这个人，就自动的产生恐惧和愤怒。不论同欧亚国相比或东亚国相比，他更经常的是仇恨的对象，因为大洋国如果同这两国中的一国打仗，同另外一国一般总是保持和平的。但是奇怪的是，虽然人人仇恨和蔑视果尔德施坦因，虽然每天，甚至一天有上千次，他的理论在讲台上、电幕上、报纸上、书本上遭到驳斥、抨击、嘲笑，让大家都看到这些理论是多么可怜的胡说八道，尽管这样，他的影响似乎从来没有减弱过。总是有傻瓜上当受骗。思想警察没有一天不揭露出有间谍和破坏分子奉他的指示进行活动。他成了一支庞大的隐蔽的军队的司令，这是一帮阴谋家组成的地下活动网，一心要推翻国家政权。它的名字据说叫兄弟团，谣传还有一本可怕的书，集异端邪说之大成，到处秘密散发，作者就是果尔德施坦因。这本书没有书名。大家提到它时只说那本书。不过这种事情都是从谣传中听到的。任何一个普通党员，只要办得到，都是尽量不提兄弟团或那本书(thebook)的。 　　仇恨到了第二分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大家都跳了起来，大声高喊，要想压倒电幕上传出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羊叫一般的声音。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脸孔通红，嘴巴一张一闭，好象离了水的鱼一样。甚至奥勃良的粗犷的脸也涨红了。他直挺挺地坐在椅上，宽阔的胸膛胀了起来，不断地战栗着，好象受到电流的袭击。温斯顿背后的黑头发姑娘开始大叫"猪猡！猪猡！猪猡！"她突然拣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词典向电幕扔去。它击中了果尔德施坦因的鼻子，又弹了开去，他说话的声音仍旧不为所动地继续着。温斯顿的头脑曾经有过片刻的清醒，他发现自已也同大家一起在喊叫，用鞋后跟使劲地踢着椅子腿。两分钟仇恨所以可怕，不是你必须参加表演，而是要避不参加是不可能的。不出三十秒钟，一切矜持都没有必要了。一种夹杂着恐惧和报复情绪的快意，一种要杀人、虐待、用大铁锤痛打别人脸孔的欲望，似乎象一股电流一般穿过了这一群人，甚至使你违反本意地变成一个恶声叫喊的疯子。然而，你所感到的那种狂热情绪是一种抽象的、无目的的感情，好象喷灯的火焰一般，可以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因此，有一阵子，温斯顿的仇恨并不是针对果尔德施坦因的，而是反过来转向了老大哥、党、思想警察；在这样的时候，他打从心跟里同情电幕上那个孤独的、受到嘲弄的异端分子，谎话世界中真理和理智的唯一卫护者。可是一会儿他又同周围的人站在一起，觉得攻击果尔德施坦因的一切的话都是正确的。在这样的时刻，他心中对老大哥的憎恨变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似乎是一个所向无故、毫无畏惧的保护者，象块巨石一般耸立于从亚洲蜂拥而来的乌合之众之前，而果尔德施坦因尽管孤立无援，尽管对于是否有他这个人的存在也有怀疑，却似乎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妖物，光凭他的谈话声音也能够把文明的结构破坏无遗。 　　有时候，你甚至可以自觉转变自己仇恨的对象。温斯顿突然把仇恨从电幕上的脸孔转到了坐在他背后那个黑发女郎的身上，其变化之迅速就象做恶梦醒来时猛的坐起来一样。一些栩栩如生的、美丽动人的幻觉在他的心中闪过。他想象自己用橡皮棍把她揍死，又把她赤身裸体地绑在一根木桩上，象圣塞巴斯蒂安一样乱箭丧身。在最后高潮中，他污辱了她，割断了她的喉管。而且，他比以前更加明白他为什么恨她。 　　他恨她是因为她年青漂亮，却没有性感，是因为他要同她睡觉但永远不会达到目的，是因为她窈窕的纤腰似乎在招引你伸出胳膊去搂住她，但是却围着那条令人厌恶的猩红色绸带，那是咄咄逼人的贞节的象征。 　　仇恨达到了最高潮。果尔德施坦因的声音真的变成了羊叫，而且有一度他的脸也变成了羊脸。接着那头羊脸又化为一个欧亚国的军人，高大吓人，似乎在大踏步前进，他的轻机枪轰鸣，似乎有夺幕而出之势，吓得第一排上真的有些人从坐着的椅子中来不及站起来。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电幕上这个敌人已化为老大哥的脸，黑头发，黑胡子，充满力量，镇定沉着，脸庞这么大，几乎占满了整个电幕，他的出现使大家放心地深深松了一口气。没有人听见老大哥在说什么。他说的只是几句鼓励的话，那种话一般都是在战斗的喧闹声中说的，无法逐宇逐句听清楚，但是说了却能恢复信心。接着老大的脸又隐去了，电幕上出现了用黑体大写字母写的党的三句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但是老大哥的脸似乎还留在电幕上有好几秒钟，好象它在大家的视网膜上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不能马上消失似的。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扑在她前面一排的椅子背上。她哆哆嗦嗦地轻轻喊一声好象"我的救星！"那样的话，向电幕伸出双臂。接着又双手捧面。很明显，她是在做祷告。 　　这时，全部在场的人缓慢地、有节奏地、深沉地再三高叫"B－B！……B-B！……B-B！"*他们叫得很慢，在第一个B和第二个B之间停顿很久。这种深沉的声音令人奇怪地有一种野蛮的味道，你仿佛听到了赤脚的踩踏和铜鼓的敲打。他们这样大约喊了三十秒钟。这种有节奏的叫喊在感情冲动压倒一切的时候是常常会听到的。这一部分是对老大哥的英明伟大的赞美，但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催眠，有意识地用有节奏的闹声来麻痹自已的意识。温斯顿心里感到一阵凉。在两分钟的仇恨中，他无法不同大家一起梦呓乱语，但是这种野兽般的"B-B！……B-B！"的叫喊总使他充满了恐惧。当然，他也和大家一起高喊：不那么做是办不到的。掩饰你真实的感情，控制你脸部的表情，大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有那么一两秒钟的时间里，他的眼睛里的神色很可能暴露了他自己。正好是在这一刹那，那件有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那件事情真的发生了的话。 　　(*英语"老大哥"的第一个字母。——译注)原来在瞬息间他同奥勃良忽然眼光相遇。奥勃良这时已经站了起来。他摘下了眼镜，正要用他一贯的姿态把眼镜放到鼻梁上去。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他们两人的眼光相遇了，在这相遇财刻，温斯顿知道——是啊，他知道(knew)!——奥勃良心里想的同他自己一样。他们两人之间交换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信息。好象他们两人的心打了开来，各人的思想通过眼光而流到了对方的心里。"我同你一致，"奥勃良似乎这样对他说。"我完全知道你的想法．你的蔑视、仇恨、厌恶，我全都知道。不过别害怕，我站在你的一边!"但是领悟的神情一闪即逝，奥勃良的肠又象别人的脸一样令人莫测高深了。 　　情况就是这样，他已经在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辞事情是从来不会有后继的，唯一结果不过是在他的心中保持这样的信念，或者说希望：除了他自己以外也有别人是党的敌人。也许，说什么普遍存在着地下阴谋的谣言是确实的也说不定，也许真的有兄弟团的存在！尽管有不断的逮捕、招供和处决，仍不可能有把握地说，兄弟团不只是个谣言面已。他有时相信，有时不相信。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些过眼即逝的现象，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有意义：一鳞半爪偶然听来的谈话，厕所墙上的隐隐约约的涂抹——甚至有一次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相遇时手中一个小动作使人觉得好象他们是在打暗号。这都是瞎猜：很可能这一切都是他瞎想出来的。他对奥勃良不再看一眼就回到他的小办公室去了。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要追踪他们刚才这短暂的接触。 　　即使他知道应该怎么办，这样做的危险也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不过是在一秒钟、两秒钟里交换了明白的眼光，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即使这样，在这样自我隔绝的孤独的生活环境中，这也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温斯顿挺直腰板，坐了起来。他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劲头从他肚子里升了起来。 　　他的眼光又回到本子上。他发现他在无可奈何地坐着胡思乱想的时候，他也一直在写东西，好象是自发的动作一样。而且笔迹也不是原来的那样歪歪斜斜的笨拙笔迹了。他的笔在光滑的纸面上龙飞凤舞，用整齐的大写字母写着——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一遍又一遍地写满了半页纸。 　　他禁不住感到一阵恐谎。其实并无必要，因为写这些具体的字并不比开始写日记这一行为更加危险；但是有一阵子他真想把这些涂抹了的纸页撕了下来，就此作罢。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没有用。不论他是写打倒老大哥，还是他没有写，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论他是继续写日记，还是他没有继续写，也没有什么不同。思想警察还是会逮到他的。他已经犯了——即使他没有用笔写在纸上，也还是犯了的——包含一切其他罪行的根本大罪。这明做思想罪。思想罪可不是能长期隐匿的。你可能暂时能躲避一阵，甚至躲避几年，但他们迟早一定会逮到你。 　　总是在夜里——逮捕总是在夜里进行的。突然在睡梦中惊醒，一只粗手捏着你的肩膀，灯光直射你的眼睛，床边围着一圈凶狠的脸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举行审讯，不报道逮捕消息，人就是这么销声匿迹了，而且总是在夜里。你的名字从登记册上除掉了，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除掉了，你的一度存在也给否定了，接着被遗忘了。你被取消，消灭了：通常用的字眼是化为乌有(vaporized)。 　　他忽然象神经病发作一样，开始匆忙地乱涂乱划起来：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会在我后脑勺打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在后脑勺给你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有点为自已感到难为情，放下了笔。接着他又胡乱地写起来。这时外面传来一下敲门声。 　　已经来了！他象只耗子似的坐着不动，满心希望不论是谁敲门，敲了一下就会走开。但是没有，门又敲了一下。迟迟不去开门是最糟糕的事情。他的心怦怦的几乎要跳出来，但是他的脸大概是出于长期的习惯却毫无表情。他站了起来，脚步沉重地向门走去。

第二章 　　温斯顿的手刚摸到门把就看到他的日记放在桌上没有合上，上面尽是写着打倒老大哥，宇体之大，从房间另一头还看得很清楚。想不到怎么会这样蠢。但是，即使在慌里慌张之中他也意识到，他不愿在墨迹未干之前就合上本子弄污乳白的纸张。 　　他咬紧了牙关，打开了门。顿时全身感到一股暖流，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站在门外的是一个面容苍白憔悴的女人，头发稀疏，满脸皱纹。 　　"哦，同志，"她开始用一种疲倦的、带点呻吟的嗓子说，"我说我听到了你进门的声音。你是不是能够过来帮我看一看我家厨房里的水池子?它好象堵塞了——" 　　她是派逊斯太太，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称呼，党内是有点不赞成用的，随便谁，你都得叫"同志"，但是对于有些妇女，你会不自觉地叫她们"太太"的。)她年约三十，但外表却要老得多。你有这样的印象，好象她脸上的皱纹里嵌积着尘埃。温斯顿跟着她向过道另一头走去。这种业余修理工作几乎每天都有，使人讨厌。胜利大厦是所老房子，大约在1930年左右修建的，现在快要倒塌了。 　　天花板上和墙上的灰泥不断地掉下来，每次霜冻，水管总是冻裂，一下雪屋顶就漏，暖气如果不是由于节约而完全关闭，一般也只烧得半死不活。修理工作除非你自己能动手，否则必须得到某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的同意，而这种委员会很可能拖上一两年不来理你，哪怕是要修一扇玻璃窗。 　　"正好托姆不在家，"派逊斯太太含含糊糊说。 　　派逊斯家比温斯顿的大一些，另有一种阴暗的气氛．什么东西都有一种挤瘪打烂的样子，好象这地方因刚才来过了一头乱跳乱蹦的巨兽一样。地板上到处尽是体育用品——曲棍球棍、拳击手套、破足球、一条有汗迹的短裤向外翻着，桌子上是一堆脏碗碟和折了角的练习本。墙上是青年团和少年侦察队的红旗和一幅巨大的老大哥画像。房间里同整所房子一样，有一股必不可少的熬白菜味儿，但又夹着一股更刺鼻的汗臭味儿，你一闻就知道是这里目前不在的一个人的汗臭，虽然你说不出为什么一闻就知道。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人用一只蜂窝和一张擦屁股纸当作喇叭在吹，配合着电幕上还在发出的军乐的调子。 　　"那是孩子们，"派逊斯太大有点担心地向那扇房门看一眼。"他们今天没有出去。当然罗——" 　　她有一种话说半句又顿住的习惯。厨房里的水池几乎满得溢了出来，尽是发绿的脏水，比烂白菜味儿还难闻。温斯顿弯下身去检查水管拐弯的接头处。他不愿用手，也不愿弯下身去，因为那样总很容易引起他的咳嗽。派逊斯太太帮不上忙，只在一旁看着。 　　"当然罗，要是托姆在家，他一下子就能修好的，"她说。 　　"他喜欢干这种事。他的手十分灵巧，托姆就是这样。" 　　派逊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个身体发胖、头脑愚蠢、但在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充满低能的热情——是属于那种完全不问一个为什么的忠诚的走卒，党依靠他们维持稳定，甚至超过依靠思想警察。他三十五岁，刚刚恋恋不舍地脱离了青年团，在升到青年团以前，他曾不管超龄多留在少年侦察队一年。他在部里担任一个低级职务，不需什么智力，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是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其他一切组织集体远足、自发示威、节约运动等一般志愿活动的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成员。他会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安详地得意地告诉你，过去四年来他每天晚上都出席邻里活动中心站的活动。他走到哪里，一股扑鼻的汗臭就跟到那里。甚至在他走了以后，这股汗臭还留在那里，这成了他生活紧张的无言证明。 　　"你有钳子吗?"温斯顿说，摸着接头处的螺帽。 　　"钳子，"派逊斯太太说，马上拿不定主意起来。"我不知道，也许孩子们——"。 　　孩子们冲进起居室的时候，有一阵脚步声和用蜂窝吹出的喇叭声。派逊斯太太把钳子送来了。温斯顿放掉了脏水，厌恶地把堵住水管的一团头发取掉。他在自来水龙头下把手洗干净，回到另外一间屋子里。 　　"举起手来!"一个凶恶的声音叫道。 　　有个面目英俊、外表凶狠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把一支玩具自动手枪对准着他，旁边一个比他大约小两岁的妹妹也用一根木棍对着他，他们两人都穿着蓝短裤、灰衬衫，带着红领巾，这是少年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脑袋，心神不安，因为那个男孩的表情凶狠，好象不完全是一场游戏。 　　"你是叛徒！"那男孩叫嚷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灭绝你，我要送你去开盐矿!" 　　他们两人突然在他身边跳着，叫着："叛徒!""思想犯!" 　　那个小女孩的每一个动作都跟着她哥哥学。有点令人害怕的是，他们好象两只小虎犊，很快就会长成吃人的猛兽。那个男孩目露凶光，显然有着要打倒和踢倒温斯顿的欲望，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体格几乎已经长得够大，可以这么做了。温斯顿想，幸亏他手中的手枪不是真的。 　　派逊斯太太的眼光不安地从温斯顿转到了孩子们那里，又转了过来。起居室光线较好，他很高兴地发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尘埃。 　　"他们真胡闹，"她说。"他们不能去看绞刑很失望，所以才这么闹。我太忙，没空带他们去，托姆下班来不及。"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那个男孩声若洪钟地问。 　　"要看绞刑！要看绞刑！"那个小女孩叫道，一边仍在蹦跳着。 　　温斯顿记了起来，有几个犯了战争罪行的欧亚国俘虏这天晚上要在公园里处绞刑。这种事情一个月发生一次，是大家都爱看的。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带他们去看。他向派逊斯太太告别，朝门口走去，但是他在外面过道上还没有走上六步，就有人用什么东西在他脖子后面痛痛地揍了一下。好象有条烧红的铁丝刺进了他的肉里。他跳起来转过身去，只见派逊斯太太在把她的儿子拖到屋里去，那个男孩正在把弹弓放进兜里去。 　　关门的时候，那个男孩还在叫"果尔德施坦因!"但是最使温斯顿惊奇的，还是那个女人发灰的脸上的无可奈何的恐惧。 　　他回到自己屋子里以后，很快地走过电幕，在桌边重新坐下来，一边还摸着脖子。电幕上的音乐停止了。一个干脆利落的军人的嗓子，在津津有味地朗读一篇关于刚刚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停泊的新式水上堡垒的武器装备的描述。 　　他心中想，有这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够呛。再过一、两年，他们就要日日夜夜地监视着她，看她有没有思想不纯的迹象。如今时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够呛。最糟糕的是，通过象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把他们有计划地变成了无法驾驭的小野人，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对党的控制的倾向。相反，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 　　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三十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每星期《泰晤士报》总有一条消息报道有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都称为"小英雄"——偷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 　　弹弓的痛楚已经消退了。他并不太热心地拿起了笔，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要写在日记里。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勃良。 　　几中以前——多少年了?大概有七年了——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间漆黑的屋子中走过。他走过的时候，一个坐在旁边的人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这话是静静地说的，几乎是随便说的——是说明，不是命令。 　　他继续往前走，没有停步。奇怪的是，在当时，在梦中，这话对他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只有到了后来这话才逐渐有了意义。他现在已经记不得他第一次见到奥勃良是在做梦之前还是做梦之后；他也记不得他什么时候忽然认出这说话的声音是奥勃良的声音。不过反正他认出来了，在黑暗中同他说话的是奥勃良。 　　温斯顿一直没有办法确定——即使今夫上午两人目光一闪之后也仍没有办法确定——奥勃良究竟是友是敌。其实这也无关紧要。他们两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比友情或战谊更加重要。反正他说过，"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温斯顿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不管怎么样，这一定会实现。 　　电幕上的声音停了下来。沉浊的空气中响了一声清脆动听的喇叭。那声音又继续刺耳地说："注意！请注意！现在我们收到马拉巴前线的急电。我军在南印度赢得了光辉的胜利。我受权宣布，由于我们现在所报道的胜利，战争结束可能为期不远。急电如下——" 　　温斯顿想，坏消息来了。果然，在血淋淋地描述了一番消灭一支欧亚国的军队，报告了大量杀、伤、俘虏的数字以后，宣布从下星期起，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三十克减少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效果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幕也许是为了要庆祝胜利，也许是为了要冲淡巧克力供应减少的记忆，播放了《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照理应该立正，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别人是瞧不见他的。 　　《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放完以后是轻音乐。温斯顿走到窗口，背对着电幕。天气仍旧寒冷晴朗。远处什么地方爆炸了一枚火箭弹，炸声沉闷震耳．目前这种火箭弹在伦敦一星期掉下大约二三十枚。 　　在下面街道上，寒风吹刮着那张撕破的招贴画，"英社"两字时隐时显。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变化无常的过去。他觉得自己好象在海底森林中流浪一样，迷失在一个恶魔的世界中，而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恶魔。他孤身一人。过去已经死亡，未来无法想象。他有什么把握能够知道有一个活人是站在他的一边呢?他有什么办法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永远维持下去呢?真理部白色墙面上的三句口号引起了他的注意，仿佛是给他的答复一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的钱币来。在这枚钱币上也有清楚的小字铸着这三句口号，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 　　甚至在这钱币上，眼光也盯着你不放。不论在钱币上、邮票上、书籍的封面上、旗帜上、招贴画上、香烟匣上——到处都有。眼光总是盯着你，声音总是在你的耳边响着。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没有躲避的地方。除了你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以外，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 　　太阳已经偏斜，真理部的无数窗口由于没有阳光照射，看上去象一个堡垒的枪眼一样阴森可怕。在这庞大的金字塔般的形状前面，他的心感到一阵畏缩。太强固了，无法攻打。 　　一千枚火箭弹也毁不了它。他又开始想，究竟是在为谁写日记。为未来，为过去——为一个可能出于想象幻觉的时代。 　　而在他的面前等待着的不是死而是消灭。日记会化为灰烬，他自己会化为乌有。只有思想警察会读他写的东西，然后把它从存在中和记忆中除掉。你自己，甚至在一张纸上写的一句匿名的话尚且没有痕迹存留，你怎么能够向未来呼吁呢？ 　　电幕上钟敲十四下。他在十分钟内必须离开。他得在十四点三十分回去上班。 　　奇怪的是，钟声似乎给他打了气。他是个孤独的鬼魂，说了一旬没有人会听到的真话。但是只要他说出来了，不知怎么的，连续性就没有打断。不是由于你的话有人听到了，而是由于你保持清醒的理智，你就继承了人类的传统。他回到桌边，蘸了一下笔，又写道：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并不孤独生活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 　　他想，他已经死了。他觉得只有到现在，当他开始能够把他的思想理出头绪的时候，他才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一切行动的后果都包括在行动本身里面。他写道：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现在他既然认识到自已是已死的人，那么尽量长久地活着就是一件重要的事。他右手的两只手指治了墨水迹。就是这样的小事情可能暴露你。部里某一个爱管闲事的热心人(可能是个女人；象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或者小说部里的那个黑头发姑娘那样的人)可能开始怀疑，他为什么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写东西，为什么他用老式钢笔，他在写些什么(what)——然后在有关方面露个暗示。他到浴室里用一块粗糙的深褐色肥皂小心地洗去了墨迹，这种肥皂擦在皮肤上象砂纸一样，因此用在这个目的上很合适。 　　他把日记收在抽屉里。要想把它藏起来是没有用的，但是他至少要明确知道，它的存在是否被发现了。夹一根头发太明显了。于是他用手指尖蘸起一粒看不出的白色尘土来，放在日记本的封面上，如果有人挪动这个本子，这粒尘土一定会掉下来的。

第三章 　　温斯顿梦见他的母亲。 　　他想，他母亲失踪的时候他大概是十岁，或者十一岁。 　　她是个体格高大健美，但是沉默寡言的妇女，动作缓慢，一头浓密的金发。至于他的父亲，他的记忆更淡薄了，只模糊地记得是个瘦瘦黑黑的人，总是穿着一身整齐深色的衣服(温斯顿格外记得他父亲鞋跟特别薄)，戴一副眼镜。他们两人显然一定是在五十年代第一批大清洗的时候绘吞噬掉的。 　　现在他母亲坐在他下面很深的一个地方，怀里抱着他的妹妹。他一点也记不得他的妹妹了，只记得她是个纤弱的小婴孩，有一双留心注意的大眼睛，总是一声不响。她们两人都抬头看着他。她们是在下面地下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井底里，或者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坟墓里——但是这个地方虽然在他下面很深的地方，却还在下沉。她们是在一艘沉船的客厅里，通过越来越发黑的海水抬头看着他。客厅里仍有些空气，她们仍旧能看见他，他也仍旧能看见她们，但是她们一直在往下沉，下沉到绿色的海水中，再过一会儿就会把她们永远淹没不见了。他在光亮和空气中，她们却被吸下去死掉，她们所以在下面是因为(because)他在上面。他知道这个原因，她们也知道这个原因，他可以从她们的脸上看到她们是知道的。她们的脸上或心里都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知道，为了使他能够活下去，她们必须死去，而这就是事情的不可避免的规律。 　　他记不得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在梦中知道，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母亲和妹妹为了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这是这样一种梦，它保持了梦境的特点，但也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的继续，在这样的梦中，你碰到的一些事实和念头，醒来时仍觉得新鲜、有价值。现在温斯顿突然想起，快三十年以前他母亲的死是那么悲惨可哀，这样的死法如今已不再可能了。他认为，悲剧是属于古代的事，是属于仍旧有私生活、爱情和友谊的时代的事，在那个时代里，一家人都相互支援，不用问个为什么。他对母亲的记忆使他感到心痛难受，因为她为爱他而死去，而他当时却年幼、自私，不知怎样用爱来报答，因为不知怎么样——他不记得具体情况了——她为了一种内心的、不可改变的忠贞概念而牺牲了自己。他明白，这样的事情今天不会发生了。今天有的是恐惧、仇恨、痛苦，却没有感情的尊严，没有深切的或复杂的悲痛。所有这一切，他似乎从他母亲和妹妹的大眼睛中看到了，她们从绿色的深水中抬头向他看望，已经有几百寻深了，却还在往下沉。 　　突然他站在一条短短的松软的草地上，那是个夏天的黄昏，西斜的阳光把地上染成一片金黄色。他这时看到的景色时常在他的梦境中出现，因此一直没有充分把握，在实际世界中有没有见过。他醒来的时候想到这个地方时就叫它黄金乡。这是一片古老的、被兔子啃掉的草地，中间有一条足迹踩踏出来的小径，到处有田鼠打的洞。在草地那边的灌木丛中，榆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晃，簇簇树叶微微颤动，好象女人的头发一样。手边近处，虽然没有看见，却有一条清澈的缓慢的溪流，有小鲤鱼在柳树下的水潭中游弋。 　　那个黑发姑娘从田野那头向他走来，她好象一下子就脱掉了衣服，不屑地把它们扔在一边。她的身体白皙光滑，但引不起他的性欲；说真的，他看也不看她。这个时候他压倒的感情是钦佩她扔掉衣服的姿态。她用这种优雅的、毫不在乎的姿态，似乎把整个文化，整个思想制度都消灭掉了，好象老大哥、党、思想警察可以这么胳膊一挥就一扫而空似的。这个姿态也是属于古代的。温斯顿嘴唇上挂着"莎士比亚"这个名字醒了过来。 　　原来这时电幕上发出一阵刺耳的笛子声，单调地持续了约三十秒钟。时间是七点十五分，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起床的时候。温斯顿勉强起了床——全身赤裸，因为外围党员一年只有三千张布票，而一套睡衣裤却要六百张——从椅子上拎过一件发黄的汗背心和一条短裤叉。体操在三分钟内就要开始。这时他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他每次醒来几乎总是要咳嗽大发作的，咳得他伸不直腰，一直咳得把肺腔都咳清了，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深深地喘几口气以后，才能恢复呼吸。这时他咳得青筋毕露，静脉曲张的地方又痒了起来。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一组！"一个刺耳的女人声音叫道。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一组!请你们站好。三十岁到四十岁的！" 　　温斯顿连忙跳到电幕前站好，电幕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妇女的形象，虽然骨瘦如柴，可是肌肉发达，她穿着一身运动衣裤和球鞋。 　　"屈伸胳膊！"她叫道。"跟着我一起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同志们，拿出精神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咳嗽发作所引起的肺部剧痛还没有驱散温斯顿的梦境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有节奏的体操动作却反而有点恢复了这种印象。他一边机械地把胳膊一屈一伸，脸上挂着做体操时所必须挂着的高兴笑容，一边拼命回想他幼年时代的模糊记忆。这很困难。五十年代初期以前的事，一切都淡薄了。没有具体的纪录可以参考，甚至你自己生平的轮廓也模糊不清了。你记得重大的事件，但这种事件很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过，你记得有些事件的详情细节，却不能重新体会到当时的气氛。还有一些很长的空白时期，你记不起发生了什么。当时什么情况都与现在不同。甚至国家的名字、地图上的形状都与现在不同。例如，一号空降场当时并不叫这个名字：当时他叫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不过伦敦则一直叫伦敦，这一点他相当有把握的。 　　温斯顿不能肯定地记得有什么时候他们国家不是在打仗的，不过很明显，在他的童年时代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因为他有一个早期的记忆是：有一次发生空袭似乎叫大家都吃了一惊。也许那就是原子弹扔在科尔彻斯特那一次。空袭本身，他已记不得了，可是他确记得他的父亲抓住他自己的手，一起急急忙忙往下走，往下走，绕着他脚底下的那条螺旋形扶梯到地底下去，一直走到他双腿酸软，开始哭闹，他们才停下来休息。他的母亲象梦游一般行动迟缓，远远地跟在后面。她抱着他的小妹妹——也很可能抱的是几条毯子；因为他记不清那时他的妹妹生下来了没有。最后他们到了一个人声喧哗、拥挤不堪的地方，原来是个地铁车站。 　　在石板铺的地上到处都坐满了人，双层铁铺上也坐满了人，一个高过一个。温斯顿和他的父母亲在地上找到了一个地方，在他们近旁有一个老头儿和老太太并肩坐在一张铁铺上。那个老头儿穿着一身很不错的深色衣服，后脑勺戴着一顶黑布帽，露出一头白发；他的脸涨得通红，蓝色的眼睛里满孕泪水。他发出一阵酒气，好象代替汗水从皮肤中排泄出来一般，使人感到他眼睛里涌出来的也是纯酒。不过他虽然有点醉了，却的确有着不能忍受的悲痛。温斯顿幼稚的心灵里感到，一定有件什么可怕的事情，有件不能原谅、也永远无可挽回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他也似乎觉得他知道这是件什么事情。那个老头儿心爱的人，也许是个小孙女，给炸死了。那个老头儿每隔几分钟就唠叨着说："我们不应该相信他们的。我是这么说的，孩子他妈，是不是?这就是相信他们的结果。我一直是这么说的。我们不应该相信那些窝囊废的。" 　　可是他们究竟不应该相信哪些窝囊废，温斯顿却记不起来了。 　　从那一次以后，战争几乎连绵不断，不过严格地来说，并不是同一场战争。在他童年的时候，曾经有几个月之久，伦敦发生了混乱的巷战，有些巷战他还清晰地记得。但是要记清楚整个时期的历史，要说清楚在某一次谁同谁打仗，却是完全办不到的，因为除了现在那个同盟以外，没有书面的记录，也没有明白的言语，曾经提到过有另外的同盟。例如，在目前，即l984年(如果是1984年的话)，大洋国在同欧亚国打仗而与东亚国结盟。但是不论在公开的或私下的谈话中都没有承认过这三大国曾经有过不同的结盟关系。事实上，温斯顿也很清楚，就在四年之前，大洋国就同东亚国打过仗，而同欧亚国结过盟。但是这不过是他由于记忆控制不严而偶然保留下来的一鳞半爪的知识而已。从官方来说，盟友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转变。既然大洋国在同欧亚国打仗，他就是一直在同欧亚国打仗。当前的敌人总是代表着绝对邪恶的势力，因此不论是过去或者未来，都不会同它有什么一致的可能。 　　他一边把肩膀尽量地往后挺(把手托在屁股上，从腰部以上回旋着上身，据说这种体操对背部肌肉有好处)，一边想——这样想几乎已有上千次，上万次了——可怕的是，这可能确实如此。如果党能够插手到过去之中，说这件事或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itneverhappened)，那么这肯定比仅仅拷打或者死亡更加可怕。 　　党说大洋国从来没有同欧亚国结过盟。他，温斯顿·史密斯知道大洋国近在四年之前还曾经同欧亚国结过盟。但是这种知识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只存在于他自己的意识之中，而他的意识反正很快就要被消灭的。如果别人都相信党说的谎话——如果所有记录都这么说——那么这个谎言就载入历史而成为真理。党的一句口号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虽然从其性质来说，过去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凡是现在是正确的东西，永远也是正确的。这很简单。所需要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无止地克服你自己的记忆。他们把这叫做"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是"双重思想"。 　　"稍息！"女教练喊道，口气稍为温和了一些。 　　温斯顿放下胳膊，慢慢地吸了一口气。他的思想滑到了双重思想的迷宫世界里去了。知与不知，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却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谎话，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然后又马上忘掉它，而尤其是，把这样的做法应用到做法本身上面——这可谓绝妙透顶了：有意识地进入无意识，而后又并不意识到你刚才完成的催眠。即使要了解"双重思想"的含义你也得使用双重思想。 　　女教练又叫他们立正了。"现在看谁能碰到脚趾！"她热清地说。"从腰部向下弯，同志们，请开始。一——二!一——二！……" 　　温斯顿最恨这一节体操，因为这使他从脚踵到屁股都感到一阵剧痛，最后常常又引起咳嗽的发作。他原来在沉思中感到的一点点乐趣已化为乌有。他觉得，过去不但被改变了，而且被实际毁掉了。因为，如果除了你自己的记忆以外不存在任何记录，那你怎么能够确定哪怕是最明显的事实呢?他想回想一下从哪一年开始他第一次听到老大哥的名字的。他想这大概是在六十年代，但是无法确定。当然，在党史里，老大哥是从建党开始时起就一直是革命的领导人和捍卫者的。他的业绩在时间上已逐步往回推溯，一直推到四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个传奇般的年代，那时资本家们仍旧戴着他们奇形怪状的高礼帽、坐在锃亮的大汽车里或者两边镶着玻璃窗的马车里驶过伦敦的街道。无法知道，这种传说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温斯顿甚至记不起党的具体生日。他觉得在l960年以前没有听到过英社一词，但也很可能，这一词在老话中——即"英国社会主义"——可能在此以前就流行了。一切都融化在迷雾之中。说真的，有的时候你可以明确指出什么话是谎话。比如，党史中说，飞机是党发明的，这并不确。他从小起就记得飞机。但是你无法证明。什么证据都从来没有过。他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掌握了无可置疑的证据，可以证实有一个历史事实是伪造的。而那一次——"史密斯!"电幕上尖声叫道。"6079号的温·史密斯！是的，就是你(you)!再弯得低一些！你完全做得到。你没有尽你的力量。低一些！这样(That's)好多了，同志。现在全队稍息，看我的。" 　　温斯顿全身汗珠直冒。他的脸部表情仍令人莫测究竟。 　　可千万不能露出不快的神色！千万不能露出不满的神色!眼光一闪，就会暴露你自己。他站着看那女教练把胳臂举起来——谈不上姿态优美，可是相当干净利落——弯下身来，手指尖碰到了脚趾。 　　"这样(There)，同志们，我要看到你们都这样做。再看我来一遍。我已三十九岁了，有四个孩子。可是瞧。"她又弯下身去。"你们看到，我的膝盖没有弯曲。你们只要有决心都能做到，"她一边说一边伸起腰来。"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能碰到脚趾。咱们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前线去作战，可是至少可以做到保持身体健康。请记住咱们在马拉巴前线的弟兄们！水上堡垒上的水兵们!想一想，他们(they)得经受什么艰苦的考验。现在再来一次。好多了，同志，好多了，"她看到温斯顿猛的向前弯下腰来，膝盖挺直不屈，终于碰到了脚趾，就鼓励地说。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

第四章 　　温斯顿不自觉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听写器拉了过来，吹掉话筒上的尘土，戴上了眼镜。即使电幕近在旁边，也阻止不了他在每天开始工作的时候叹这口气。接着他把已经从办公桌右边气力输送管中送出来的四小卷纸打了开来，夹在一起。 　　在他的小办公室的墙上有三个口子。听写器右边的一个小口是送书面指示的气力输送管；左边大一些的口子是送报纸的；旁边墙上温斯顿伸手可及的地方有一个椭圆形的大口子，上面蒙着铁丝网，这是供处理废纸用的。整个大楼里到处都有这样的口子，为数成千上万，不仅每间屋子里都有，而且每条过道上相隔不远就有一个。这种口子外号叫忘怀洞。这样叫不无理由。凡是你想起有什么文件应该销毁，甚至你看到什么地方有一张废纸的时候，你就会顺手掀起近旁忘怀洞的盖子，把那文件或废纸丢进去，让一股暖和的气流把它吹卷到大楼下面不知什么地方的大锅炉中去烧掉。 　　温斯顿看了一下他打开的四张纸条。每张纸条上都写着一两行字的指示，用的是部里内部使用的缩写——不完全是新话，不过大部分是新话的辞汇构成的。它们是：泰晤士报17.3.84老大讲话误报非洲核正泰晤士报19.12.83预测三年计划83年四季度排错核正近期泰晤士报14.2.84富部误引巧克力核正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温斯顿把第四项指示放在一旁，心中有一种隐隐的得意感觉。这是一件很复杂、负责的工作，最好放到最后处理。 　　其它三件都是例行公事，尽管第二件可能需要查阅一系列数字，有些枯燥单调。 　　温斯顿在电幕上拨了"过期报刊"号码，要了有关各天的《泰晤士报》，过几分钟气力输送管就送了出来。他接到的指示提到一些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必须修改——或者用官方的话来说——必须核正的文章或新闻。例如，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在前一天的讲话中预言南印度前线将平净无事，欧亚国不久将在北非发动攻势。结果却是，欧亚国最高统帅部在南印度发动了攻势，没有去碰北非。因此有必要改写老大哥讲话中的一段话，使他的预言符合实际情况。又如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1983年第四季度也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六季度——各类消费品产量的官方估计数字。今天的《泰晤士报》刊载了实际产量，对比之下，原来的估计每一项都错得厉害。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核正原先的数字，使它们与后来的数字相符。至于第三项指示，指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几分钟就可以改正。近在二月间，富裕部许下诺言(官方的话是"明确保证")在1984年内不再降低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而事实上，温斯顿也知道，在本星期末开始，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要从三十克降到二十克。温斯顿需要做的，只是把一句提醒大家可能需要在四月间降低定量的话来代替原来的诺言就行了。 　　温斯顿每处理一项指示后，就把听写器写好的更正夹在有关的那天《泰晤士报》上，送进了气力输送管。然后他把原来的指示和他做的笔记都捏成一团，丢在忘怀洞里去让火焰吞噬。这个动作做得尽可能的自然。 　　这些气力输送管最后通到哪里，可以说是一个看不见的迷宫，里面究竟情况如何，他并不具体了解，不过一般情况他是了解的。不论哪一天的《泰晤士报》，凡是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齐核对以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重印，原来的报纸就要销毁，把改正后的报纸存档。这种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天，每时，每刻，都把过去作了修改，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纪录上。全部历史都象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纪录司里最大的一个处——比温斯顿工作的那个处要大得多——里工作人员的工作，就是把凡是内容过时而需销毁的一切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统统收回来。由于政治组合的变化，或者老大哥预言的错误，有些天的《泰晤士报》可能已经改写过了十几次，而犹以原来日期存档，也不留原来报纸，也不留其他版本，可证明它不对。书籍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回来重写，重新发行时也从来不承认作过什么修改。甚至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他处理之后无不立即销毁的——也从来没有明言过或暗示过要他干伪温斯顿每处理一项指示后，就把听写器写好的更正夹在有关的那天《泰晤士报》上，送进了气力输送管。然后他把原来的指示和他做的笔记都捏成一团，丢在忘怀洞里去让火焰吞噬。这个动作做得尽可能的自然。 　　这些气力输送管最后通到哪里，可以说是一个看不见的迷宫，里面究竟情况如何，他并不具体了解，不过一般情况他是了解的。不论哪一天的《泰晤士报》，凡是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齐核对以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重印，原来的报纸就要销毁，把改正后的报纸存档。这种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天，每时，每刻，都把过去作了修改，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纪录上。全部历史都象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纪录司里最大的一个处——比温斯顿工作的那个处要大得多——里工作人员的工作，就是把凡是内容过时而需销毁的一切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统统收回来。由于政治组合的变化，或者老大哥预言的错误，有些天的《泰晤士报》可能已经改写过了十几次，而犹以原来日期存档，也不留原来报纸，也不留其他版本，可证明它不对。书籍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回来重写，重新发行时也从来不承认作过什么修改。甚至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他处理之后无不立即销毁的——也从来没有明言过或暗示过要他干伪造的勾当，说的总是为了保持正确无误，必须纠正一些疏忽、错误、排印错误和引用错误。 　　不过，他一边改正富裕部的数字一边想，事实上这连伪造都谈不上。这不过是用一个谎话来代替另一个谎话。你所处理的大部分材料与实际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中所具备的那种关系也没有。原来的统计数字固然荒诞不经，改正以后也同样荒诞不经。很多时候都是要你凭空瞎编出来的。比如，富裕部预测本季度鞋子的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至于实际产量提出来的数字，是六千二百万双。但是温斯顿在重新改写预测时把数字减到五千七百万双，以便可以象通常那样声称超额完成了计划。反正，六千二百万并不比五千七百万更接近实际情况，也不比一亿四千五百万更接近实际情况。很可能一双鞋子也没有生产。 　　更可能的是，没有人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更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你所知道的只是，每个季度在纸面都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鞋子，但是大洋国里却有近一半的人口打赤脚。每种事实的纪录都是这样，不论大小。一切都消隐在一个影子世界里，最后甚至连今年是哪一年都弄不清了。 　　温斯顿朝大厅那一边望去。在那一边对称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一个名叫铁洛逊的外表精明、下颊黧黑的小个子在忙个不停地工作着，膝上放着一卷报纸，嘴巴凑近听写器的话筒。他的神情仿佛是要除了电幕以外不让旁人听到他的话。 　　他抬起头来，眼镜朝温斯顿方向闪了一下敌意的反光。 　　温斯顿一点也不了解铁洛逊，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工作。纪录司里的人不大愿意谈论他们自己的工作。在这个没有窗户的长长的大厅里，两旁都是一间间小办公室，纸张的悉索声和对着听写器说话的嗡嗡声连绵不断。有十多个人，温斯顿连姓名也不知道，尽管他每天看到他们忙碌地在走廊里来来往往，或者在两分钟仇恨的时间里挥手跺脚。他知道，在他隔壁的那个小办公室中，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做的只是在报纸上查找已经化为乌有、因而认为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的姓名，然后把这些人的姓名删去。这事让她来做可说相当合适，因为她自己的文夫就在两年以前化为乌有了。再过去几间小办公室，有一个名叫安普尔福思的态度温和、窝窝囊囊、神情恍惚的人，耳朵上长着很多的毛，玩弄诗词韵律却令人意想不到地颇具天才，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删改一些在思想上有害但为了某种原因仍需保留在诗集上的诗歌——他们称之为定稿本。这个大厅有五十来个工作人员，还只不过是一个科，可说是整个纪录司这个庞大复杂的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上下左右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人员在从事各种各样为数之多无法想象的工作。还有很大的印刷车间，里面有编校排印人员和设备讲究的伪造照片的暗房。还有电视节目处，里面有工程师、制片人、各式各样的演员，他们的特长就是模拟别人的声音。还有大批大批的资料员，他们的工作是开列应予收回的书籍和期刊的清单。还有庞大的存档室存放改正后的文件，隐蔽的锅炉销毁原件。还有不知为什么匿名的指导的智囊人员，领导全部工作，决定方针政策——过去的这件事应予保留，那件事应予篡改，另外一件又应抹去痕迹。 　　不过说到底，纪录司本身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而真理部的主要任务不是改写过去的历史，而是为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戏剧、小说——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切情报、教育成娱乐，从一个塑像到一句口号，从一首抒情诗到一篇生物学论文，从一本学童拼字书到一本新话辞典。真理部不仅要满足党的五花八门的需要，而且也要全部另搞一套低级的东西供无产阶级享用，因此另设一系列不同的部门，负责无产阶级文学、戏剧、音乐我一般的娱乐，出版除了体育运动、凶杀犯罪、天文星象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的无聊报纸，廉价的刺激小说，色情电影，靡靡之音，后者这种歌曲完全是用一种叫做谱曲器的特殊机器用机械的方法谱写出来的。甚至有一科——新话叫色科——专门负责生产最低级的色情文学，密封发出，除了有关工作人员外，任何党员都不得偷看。 　　温斯顿工作的时候又有三条指示从气力输送管的口子里送了出来；不过它们都是一些简单的事，他在两分钟仇恨打断他的工作之前就把它们处理掉了。仇恨结束后，他又回到他的小办公室里，从书架子上取下新话辞典，把听写器推开一边，擦了擦眼镜，着手做他这天上午主要的工作。 　　工作是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单调枯燥的例行公事，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十分困难复杂的工作，你一钻进去就会忘掉自己，就好象钻进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一样——这是一些细腻微妙的伪造工作，除了你自己对英社原则的理解和你自己对党要你说些什么话的估计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作你的指导。温斯顿擅长于这样一类的工作，有一次甚至要他改正《泰晤士报》完全用新话写的社论。 　　他现在打开他原先放在一边的那份指示。上面是：泰晤士3.12.83报道老大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用老话(或者标准英语)这可以译为：1983年12月3日《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命令的消息极为不妥，因为它提到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在存档前将你草稿送上级审查。 　　温斯顿读了一遍这篇有问题的报道。原来老大哥的命令主要是表扬一个叫做FFCC的组织的工作的，该组织的任务是为水上堡垒的水兵供应香烟和其他物品。有个名叫维瑟斯同志的核心党高级党员受到了特别表扬，并授与他一枚二级特殊勋章。 　　三个月以后，FFCC突然解散，原因未加说明。可以断定，维瑟斯和他的同事们现在已经失宠了，但是在报上或电幕上对此都没有报道。这是意料中事，因为对政治犯一般并不经常进行公开审判或者甚至公开谴责的。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大清洗，公开审判叛国犯和思想犯，让他们摇尾乞怜地认罪然后加以处决，这样专门摆布出来给大家看，是过一两年才有一遭的事。比较经常的是，干脆让招党不满的入就此失踪，不知下落。谁也一点不知道，他们究竟遭到什么下场。有些人可能根本没有死。温斯顿相识的人中，先后失踪的就有大约三十来个人，还不算他们的父母。 　　温斯顿用一个纸夹子轻轻地擦着他的鼻子。在对面那个小办公室中，铁洛逊同志仍在诡谲地对着听写器说话。他抬了一下头，眼镜上又闪出一下敌意的反光。温斯顿心里在寻思，铁洛逊在干的工作是不是同他自己的工作一样。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困难的工作是从来不会交给一个人负责的；但另一方面，把这工作交给一个委员会来做，又等于是公开承认要进行伪造。很可能现在有多到十几个人在分别修改老大哥说过的话，将来由核心党内一个大智囊选用其中一个版本，重新加以编辑，再让人进行必要的反复核对，经过这一复杂工序后，最后那个当选的谎言就载入永久纪录，成为真理。 　　温斯顿不知道维瑟斯为什么失宠。也许是由于贪污，也许是由于失职。也许老大哥只是为了要除掉一个太得民心的下级。也许维瑟斯或者他亲近的某个人有倾向异端之嫌。也许——这是可能性最大的——只是因为清洗和化为乌有已成了政府运转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所以就发生了这件事。唯一真正的线索在于"提到非人"几个宇，这表明维瑟斯已经死了。并不是凡是有人被捕，你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假定。有时他们获释出来，可以继续自由一两年，然后再被处决。也有很偶然的情况，你以为早已死了的人忽然象鬼魂一样出现在一次公开审判会上，他的供词又株连好几百个人，然后再销声匿迹，这次是永远不再出现了。但是，维瑟斯已是一个非人(unperson)。他并不存在；他从来没有存在过。因此温斯顿决定，仅仅改变老大哥发言的倾向是不够的。最好是把发言内容改为同原来话题完全不相干的事。 　　他可以把发言内容改为一般常见的对叛国犯和思想犯的谴责，但这有些太明显了，而捏造前线的一场胜利，或者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生产的胜利，又会带来太复杂的修改记录工作。最好是来个纯粹虚构幻想。突然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叫做奥吉尔维同志的人的形象，好象是现成的一样，这个人最近在作战中英勇牺牲。有的时候老大哥的命令是表扬某个低微的普通党员的，那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人的生与死是值得别人仿效的榜样。今天他应该表扬奥吉尔维同志。不错，根本没有奥吉尔维同志这样一个人，但是只要印上几行字，伪造几张照片，就可以马上使他存在。 　　温斯顿想了一会儿，然后把听写器拉了过来，开始用大家听惯了的老大哥腔调口授起来，这个腔调既有军人味道又有学究口气，而且，由于使用先提问题又马上加以回答的手法("同志们，我们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什么教训呢?教训——这也是英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等等，等等)，很容易模仿。 　　奥吉尔维同志在三岁的时候，除了一面鼓、一挺轻机枪、一架直升飞机模型以外，其他什么玩具都不要。六岁的时候他参加了少年侦察队，这比一般要提早一年，对他特殊照顾，放宽规定；九岁担任队长。十一岁时他在偷听到他的叔叔讲了他觉得有罪的话以后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十七岁时他担任了少年反性同盟的区队长。十九岁时他设计了一种手榴弹，被和平部采用，首次试验时扔了一枚就炸死了三十一个欧亚国战俘。二十三岁时他作战牺牲。当时他携带重要文件在印度洋上空飞行，遭到敌人喷气机追击，他就身上系了机枪，跳出直升飞机，带着文件沉入海底——这一结局，老大哥说，不能不使人感到羡慕。老大哥还对奥吉尔维同志一生的纯洁和忠诚又说了几句话。他不沾烟酒，除了每天在健身房作操的一小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文娱活动，立誓过独身生活，认为结婚和照顾家庭与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奉公是不相容的。他除了英社原则以外没有别的谈话题目，除了击败欧亚国敌人和搜捕间谍、破坏分子、思想犯、叛国犯以外没有别的生活目的。 　　温斯顿考虑了很久，要不要授与奥吉尔维同志特殊勋章；最后决定还是不给他，因为这会需要进行不必要的反复核查。 　　他又看一眼对面小办公室里的那个对手。似乎有什么东西告诉他，铁洛逊一定也在干他同样的工作。没有办法知道究竟谁的版本最后得到采用，但是他深信一定是自己的那个版本。一个小时以前还没有想到过的奥吉尔维同志，如今已成了事实。他觉得很奇怪，你能够创造死人，却不能创造活人。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奥吉尔维同志，如今却存在于过去之中，一旦伪造工作被遗忘后，他就会象查理曼大王或者凯撒大帝一样真实地存在，所根据的是同样的证据。

第五章 　　在地下深处、天花板低低的食堂里，午饭的队伍挪动得很慢。屋子里已经很满了，人声喧哗。柜台上铁窗里面炖菜的蒸气往外直冒，带有一种铁腥的酸味，却盖不过胜利牌杜松子酒的酒气。在屋子的那一头有一个小酒吧，其实只不过是墙上的一个小洞，花一角钱可以在那里买到一大杯杜松子酒。 　　"正是我要找的人，"温斯顿背后有人说。 　　他转过身去，原来是他的朋友赛麦，是在研究司工作的。也许确切地说，谈不上是"朋友"。如今时世，没有朋友，只有同志。不过同某一些同志来往，比别的同志愉快一些。赛麦是个语言学家，新话专家。说实在的，他是目前一大批正在编辑新话词典十一版的专家之一。他个子很小，比温斯顿还小，一头黑发，眼睛突出，带有既悲伤又嘲弄的神色，在他同你说话的时候，他的大眼睛似乎在仔细地探索着你的脸．"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刀片?"他说。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有些心虚似的急忙说。"我到处都问过了。它们不再存在了。" 　　人人都问你要刀片。事实上，他攒了两片没有用过的刀片。几个月来刀片一直缺货。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一些必需品，党营商店里无法供应。有时是扣子，有时是线，有时是鞋带；现在是刀片。你只有偷偷摸摸地到"自由"市上去掏才能搞到一些。 　　"我这一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了，"他不真实地补充一句。队伍又往前进了一步。他们停下来时他又回过头来对着赛麦。他们两人都从柜台边上一堆铁盘中取了一只油腻腻的盘子。 　　"你昨天没有去看吊死战俘吗?"赛麦问。 　　"我有工作，"温斯顿冷淡地说。"我想可以从电影上看到吧。" 　　"这可太差劲了，"赛麦说。 　　他的嘲笑的眼光在温斯顿的脸上转来转去。"我知道你，" 　　他的眼睛似乎在说，"我看穿了你，我很明白，你为什么不去看吊死战俘。"以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赛麦思想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他常常会幸灾乐祸得令人厌恶地谈论直升飞机对敌人村庄的袭击，思想犯的审讯和招供，友爱部地下室里的处决。同他谈话主要是要设法把他从这种话题引开去，尽可能用有关新话的技术问题来套住他，因为他对此有兴趣，也是个权威。温斯顿把脑袋转开去一些，避免他黑色大眼睛的探索。 　　"吊得很干净利落，"赛麦回忆说。"不过我觉得他们把他们的脚绑了起来，这是美中不足。我欢喜看他们双脚乱蹦乱跳。尤其是，到最后，舌头伸了出来，颜色发青——很青很青。我喜欢看这种小地方。" 　　"下一个！"穿着白围裙的无产者手中拿着一个勺子叫道。 　　温斯顿和赛麦把他们的盘子放在铁窗下。那个工人马上绘他们的盘子里盛了一份中饭——一盒暗红色的炖菜，一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杯无奶的胜利咖啡，一片糖精。 　　"那边有张空桌，在电幕下面，"赛麦说。"我们顺道带杯酒过去。" 　　盛酒的缸子没有把。他们穿过人头挤挤的屋子到那空桌边，在铁皮桌面上放下盘子，桌子一角有人撒了一滩炖菜，黏糊糊地象呕吐出来的一样。温斯顿拿起酒缸，顿了一下，硬起头皮，咕噜一口吞下了带油味的酒。他眨着眼睛，等泪水流出来以后，发现肚子已经俄了，就开始一匙一匙地吃起炖菜来，炖菜中除了稀糊糊以外，还有一块块软绵绵发红的东西，大概是肉做的。他们把小菜盒中的炖菜吃完以前都没有再说话。温斯顿左边桌上，在他背后不远，有个人在喋喋不休地说话，声音粗哑，仿佛鸭子叫，在屋子里的一片喧哗声中特别刺耳。 　　"词典进行得怎么样了?"温斯顿大声说，要想盖过室内的喧哗。 　　"很慢，"赛麦说。"我现在在搞形容调。很有意思。" 　　一提到新话，他的精神马上就来了。他把菜盒推开，一只细长的手拿起那块面包，另一只手拿起干酪，身子向前俯在桌上，为了不用大声说话。 　　"第十一版是最后定稿本，"他说。"我们的工作是决定语言的最后形式——也就是大家都只用这种语言说话的时候的形式。我们的工作完成后，象你这样的人就得从头学习。 　　我敢说，你一定以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创造新词儿。一点也不对！我们是在消灭老词儿——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削减到只剩下骨架。十一版中没有一个词儿在2050年以前会陈旧过时的。" 　　他狼吞虎咽地啃着他的面包，咽下了几大口，然后又继续说，带着学究式的热情。他的黝黑瘦削的脸庞开始活跃起来，眼光失去了嘲笑的神情，几乎有些梦意了。 　　"消灭词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最大的浪费在于动词和形容词，但是也有好几百个名词也可以不要。不仅是同义词，也包括反义词。说真的，如果一个词不过是另一个词的反面，那有什么理由存在呢?以'好'为例。如果你有一个'好'宇，为什么还需要'坏'字?'不好'就行了——而且还更好，因为这正好是'好'的反面，而另外一字却不是。再比如，如果你要一个比'好'更强一些的词儿，为什么要一连串象'精采'、'出色'等等含混不清、毫无用处的词儿呢？ 　　'加好'就包含这一切意义了，如果还要强一些，就用'双加好''倍加好'。当然，这些形式，我们现在已经在采用了，但是在新话的最后版本中，就没有别的了。最后，整个好和坏的概念就只用六个词儿来概括——实际上，只用一个词儿。温斯顿，你是不是觉得这很妙?当然，这原来是老大哥的主意，"他事后补充说。 　　一听到老大哥，温斯顿的脸上就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色一闪而过。但是赛麦还是马上察觉到缺乏一定的热情。 　　"温斯顿，你并没真正领略到新话的妙处，"他几乎悲哀地说。"哪怕你用新话写作，你仍在用老话思索。我读过几篇你有时为《泰晤士报》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写得不错，但它们是翻译。你的心里仍喜欢用老话，尽管它含糊不清，辞义变化细微，但没有任何用处。你不理解消灭词汇的妙处。你难道不知道新话是世界上唯一的词汇量逐年减少的语言?" 　　当然，温斯顿不知道。他不敢说话，但愿自己脸上露出赞同的笑容。赛麦又咬一口深色的面包，嚼了几下，又继续说："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 　　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都只有一个词来表达，意义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附带含意都被消除忘掉。在十一版中，我们距离这一目标已经不远了。但这一过程在你我死后还需要长期继续下去。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当然，即使在现在，也没有理由或借口可以犯思想罪。这仅仅是个自觉问题，现实控制问题。但最终，甚至这样的需要也没有了。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新话即英社，英社即新话，"他带着一种神秘的满意神情补充说。"温斯顿，你有没有想到过，最迟到2050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听懂我们现在的这样谈话?" 　　"除了——"温斯顿迟疑地说，但又闭上了嘴。 　　到了他嘴边的话是"除了无产者，"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不完全有把握这句话是不是有些不正统。但是，赛麦已猜到了他要说的话。 　　"无产者不是人，"他轻率地说。"到2050年，也许还要早些，所有关于老话的实际知识都要消失。过去的全部文学都要销毁，乔叟、莎士比亚、密尔顿、拜伦——他们只存在于新话的版本中，不只改成了不同的东西，而且改成了同他们原来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书籍也要改变。甚至口号也要改变。自由的概念也被取消了，你怎么还能叫'自由即奴役'的口号?届时整个思想气氛就要不同了。事实上，将来不会再有象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思想。正统的意思是不想——不需要想。正统即没有意识。" 　　温斯顿突然相信，总有一天，赛麦要化为乌有。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清楚了，说得太直率了。党不喜欢这样的人。有一天他会失踪。这个结果清清楚楚地写在他的脸上。 　　温斯顿吃完了面包和干酪。他坐在椅中略为侧过身子去喝他的那缸咖啡。坐在他左边桌子的那个嗓子刺耳的人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一个青年女人大概是他的秘书，背对着温斯顿坐在那里听他说话，对他说的一切话似乎都表示很赞成。温斯顿不时地听到一两句这样的话："你说得真对，我完全(so)同意你，"这是个年轻但有些愚蠢的女人嗓子。但是另外那个人的声音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那姑娘插话的时候，也仍在喋喋不休。温斯顿认识那个人的脸，但是他只知道他在小说司据有一个重要的职位。他年约三十，喉头发达，嘴皮灵活。他的脑袋向后仰一些，由于他坐着的角度，他的眼镜有反光，使温斯顿只看见两片玻璃，而看不见眼睛。使人感到有些受不了的是，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发出来的声音中，几乎连一个宇也听不清楚。温斯顿只听到过一句话——"完全彻底消灭果尔德施坦因主义"——这话说得很快，好象铸成一行的铅字一样，完整一块。别的就完全是呱呱呱的噪声了。但是，你虽然听不清那个人究竟在说些什么，你还是可以毫无疑问地了解他说的话的一般内容。他可能是在谴责果尔德施坦因，要求对思想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他也可能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的暴行，"他也可能在歌颂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前线的英雄——这都没有什么不同．不论他说的是什么，你可以肯定，每一句话都是纯粹正统的，纯粹英社的。温斯顿看着那张没有眼睛的脸上的嘴巴忙个不停在一张一合，心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种假人。说话的不是那个人的脑子，而是他的喉头。说出来的东西虽然是用词儿组成的，但不是真正的话，而是在无意识状态中发出来的闹声，象鸭子呱呱叫一样。 　　赛麦这时沉默了一会，他拿着汤匙在桌上一摊稀糊糊中划来划去。另一张桌子上的那个人继续飞快地在哇哇说着，尽管室内喧哗，还是可以听见。 　　"新话中有一个词儿，"赛麦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叫鸭话(duckspeak)，就是象鸭子那样呱呱叫。这种词儿很有意思，它有两个相反的含意。用在对方，这是骂人的；用在你同意的人身上，这是称赞。" 　　毫无疑问，赛麦是要化为乌有的。温斯顿又想。他这么想时心中不免感到有些悲哀，尽管他明知赛麦瞧不起他，有点不喜欢他，而且完全有可能，只要他认为有理由，就会揭发他是个思想犯。反正，赛麦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头，他也说不上来。赛麦有着他所缺少的一些什么东西：谨慎、超脱、一种可以免于患难的愚蠢。你不能说他是不正统的。他相信英社的原则，他尊敬老大哥，他欢庆胜利，他憎恨异端，不仅出于真心诚意，而且有着一种按捺不住的热情，了解最新的情况，而这是普通党员所得不到的。但是他身上总是有着一种靠不住的样子。他总是说一些最好不说为妙的话，他读书太多，又常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聚会的地方。并没有法律，哪怕是不成文的法律，禁止你光顾栗树咖啡馆，但是去那个地方还是有点危险的。一些遭到谴责的党的创始领导人在最后被清洗之前常去那个地方。据说，果尔德施坦因本人也曾经去过那里，那是好几年，好几十年以前的事了。赛麦的下场是不难预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赛麦发觉他的——温斯顿的——隐藏的思想，那怕只有三秒钟，他也会马上向思想警察告发的。 　　不过，别人也会一样，但是赛麦尤其会如此。光有热情还不够。正统思想就是没有意识。 　　赛麦抬起头来。"派逊斯来了，"他说。 　　他的话声中似乎有这样的意思："那个可恶的大傻瓜。"派逊斯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他真的穿过屋子过来了。 　　他是个胖乎乎的中等身材的人，淡黄的头发，青蛙一样的脸。他年才三十五岁，脖子上和腰围上就长出一圈圈的肥肉来了，但是他的动作仍很敏捷、孩子气。他的整个外表象个发育过早的小男孩，以致他虽然穿着制服，你仍然不由得觉得他象穿着少年侦察队的蓝短裤、灰衬衫、红领巾一样。你一闭起眼睛来想他，脑海里就出现胖乎乎的膝盖和卷起袖子的又短又粗的胳膊。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只要一有机会，比如集体远足或者其他体育活动时，他就总穿上短裤。他愉快地叫着"哈罗，哈罗！"向他们两人打招呼，在桌边坐了下来，马上带来一股强烈的汗臭。他的红红的脸上尽是挂着汗珠，他出汗的本领特别。在邻里活动中心站，你一看到球拍是湿的，就可以知道刚才他打过乒乓球。赛麦拿出一张纸来，上面有一长列的字，他拿着一支墨水铅笔在看着。 　　"你瞧他吃饭的时候也在工作，"派逊斯推一推温斯顿说。"工作积极，嗳?伙计，你看的是什么?对我这样一个粗人大概太高深了。史密斯，伙计，我告诉你为什么到处找你。你忘记向我缴款了。" 　　"什么款?"温斯顿问，一边自动地去掏钱。每人的工资约有四分之一得留起来付各种各样的志愿捐献，名目之多，使你很难记清。 　　"仇恨周的捐献。你知道——按住房分片的。我是咱们这一片的会计。咱们正在作出最大的努力——要做出成绩来。我告诉你，如果胜利大厦挂出来的旗帜不是咱们那条街上最多的，那可不是我的过错。你答应给我两块钱。" 　　温斯顿找到了两张折皱油污的钞票交给派逊斯，派逊斯用文盲的整齐宇体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还有，伙计，"他说，"我听说我的那个小叫化于昨天用弹弓打了你。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我对他说，要是他再那样我就要把弹弓收起来。" 　　"我想他大概是因为不能去看吊死人而有点不高兴，"温斯顿说。 　　"啊，是啊——我要说的就是，这表示他动机是好的，是不是?他们两个都是淘气的小叫化子，但是说到态度积极，那就甭提了。整天想的就是少年侦察队和打仗。你知道上星期六我的小女儿到伯克姆斯坦德去远足时干了什么吗？ 　　她让另外两个女孩子同她一起偷偷地离开了队伍跟踪一个可疑的人整整一个下午！她们一直跟着他两个小时，穿过树林，到了阿默夏姆后，就把他交给了巡逻队。" 　　"她们为什么这样?"温斯顿有点吃惊地问。派逊斯继续得意洋洋地说："我的孩子肯定他是敌人的特务——比方说，可能是跳伞空降的。但是关健在这里，伙计。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她对他的怀疑的吗?她发现他穿的鞋子狠奇怪——她说她从来没有看见过别人穿过这样的鞋子。因此很可能他是个外国人。七岁孩子，怪聪明的，是不是？" 　　"那个人后来怎样了?"温斯顿问。 　　"哦，这个，我当然说不上来。不过，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要是——"派逊斯做了一个步枪瞄准的姿态，嘴里咔嚓一声。 　　"好啊，"赛麦心不在焉地说，仍在看他那小纸条，头也不抬。 　　"当然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温斯顿按照应尽的本分表示同意。 　　"我的意思是，现在正在打仗呀，"派逊斯说。 　　好象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脑袋上方的电幕发出了一阵喇叭声。不过这次不是宣布军事胜利，只是富裕部的一个公告。 　　"同志好！"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兴奋地说。"同志们请注意！我们有个好消息向大家报告。我们赢得了生产战线上的胜利！到现在为止各类消费品产量的数字说明，在过去一年中，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天上午大洋国全国都举行了自发的游行，工人们走出了工厂、办公室，高举旗帜，在街头游行，对老大哥的英明领导为他们带来的幸福新生活表示感谢。根据已完成的统计，一部分数字如下。食品——" 　　"我们的幸福新生活"一词出现了好几次。这是富裕部最近爱用的话。派逊斯的注意力被喇叭声吸引住了以后，脸上就带着一种一本正经的呆相，一种受到启迪时的乏味神情，坐在那里听着。他跟不上具体数字，不过他明白，这些数字反正是应该使人感到满意的。他掏出一根肮脏的大烟斗，里面已经装了一半烧黑了的烟草。烟草定量供应一星期只有一百克，要装满烟斗很少可能。温斯顿在吸胜利牌香烟，他小心地横着拿在手里。下一份定量供应要到明天才能买，而他只剩下四支烟了。这时他不去听远处的闹声，专心听电幕上发出的声音。看来，甚至有人游行感谢老大哥把巧克力的定量提高到一星期二十克。他心里想，昨天还刚刚宣布定量要减低(reduced)到一星期二十克。相隔才二十四小时，难道他们就能够忘掉了吗：是啊，他们硬是忘掉了。派逊斯就是很容易忘掉的，因为他象牲口一样愚蠢。旁边那张桌子上的那个没有眼睛的人也狂热地、热情地忘掉了，因为他热切地希望要把胆敢表示上星期定量是三十克的人都揭发出来，化为乌有。赛麦也忘掉了，不过他比较复杂，需要双重思想。那么只有(alone)他一个人才保持记忆吗？ 　　电幕上继续不断地播送神话般的数字。同去年相比，食物、衣服、房屋、家俱、铁锅、燃料、轮船、直升飞机、书籍、婴孩的产量都增加了——除了疾病、犯罪、发疯以外，什么都增加了。逐年逐月，每时每刻，不论什么人，什么东西都在迅速前进。象赛麦原来在做的那样，温斯顿拿起汤匙，蘸着桌子上的那一摊灰色的粘糊糊，画了一道长线，构成一个图案。他不快地沉思着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一直是这样的吗?他的饭一直是这个味道?他环顾食堂四周，一间天花板很低、挤得满满的屋子，由于数不清的人体接触，墙头发黑；破旧的铁桌铁椅挨得很近，你坐下来就碰到别人的手肘；汤匙弯曲，铁盘凹凸，白缸子都很祖糙；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油腻腻的，每一条缝道里都积满尘垢；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涮锅水似的炖菜和脏衣服混合起来的气味。在你的肚子里，在你的肌肤里，总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一种你被骗掉了有权利享受的东西的感觉。不错，他从来记不起还有过什么东西与现在大不相同。凡是他能够确切记得起来的，不论什么时候，总是没有够吃的东西，袜子和内衣裤总是有破洞的，家俱总是破旧不堪的，房间里的暖气总是烧得不暖的，地铁总是拥挤的，房子总是东倒西歪的，面包总是深色的，茶总是喝不到，咖啡总是有股脏水味，香烟总是不够抽——除了人造杜松子酒以外，没有东西是又便宜又多的。虽然这样的情况必然随着你的体格衰老而越来越恶劣，但是，如果你因为生活艰苦、污秽肮脏、物质匮乏而感到不快，为没完没了的寒冬、破烂的袜子、停开的电梯、寒冷的自来水、粗糙的肥皂、自己会掉烟丝的香烟、有股奇怪的难吃味道的食物而感到不快，这岂不是说明，这样的情况不是(not)事物的天然规律?除非你有一种古老的回忆，记得以前事情不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你为什么要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呢？ 　　他再一次环顾了食堂的四周。几乎每个人都很丑陋，即使穿的不是蓝制服，也仍旧会是丑陋的。在房间的那一头，有一个个子矮小、奇怪得象个小甲壳虫一样的人，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喝咖啡，他的小眼睛东张西望，充满怀疑。温斯顿想，如果你不看一下周围，你就会很容易相信，党所树立的模范体格——魁梧高大的小伙子和胸脯高耸的姑娘，金黄的头发，健康的肤色，生气勃勃，无忧无虑——是存在的，甚至是占多数。实际上，从他所了解的来看，一号空降场大多数人是矮小难看的。很难理解，各部竟尽是那种甲壳虫一样的人：又矮又小，没有到年纪就长胖了，四肢短小，忙忙碌碌，动作敏捷，胖胖的没有表情的脸上，眼睛又细又小。在党的统治下似乎这一类型的人繁殖得最快。 　　富裕部的公告结束时又是一阵喇叭声，接着是很轻声的音乐。派逊斯在一连串数字的刺激下稀里糊涂地感到有些兴奋，从嘴上拿开烟斗。 　　"富裕部今年工作做得不坏，"他赞赏地摇一摇头。"我说，史密斯伙计，你有没有刀片能给我用一用?"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说。"我自己六个星期以来一直在用这一片。" 　　"啊，那没关系——我只是想问一下，伙计。" 　　"对不起，"温斯顿说。 　　隔壁桌上那个呱呱叫的声音由于富裕部的公告而暂时停了一会，如今又恢复了，象刚才一样大声。温斯顿不知怎么突然想起派逊斯太太来，想到了她的稀疏的头发，脸上皱纹里的尘垢。两年之内，这些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派逊斯太太就会化为乌有。赛麦也会化为乌有。温斯顿也会化为乌有。奥勃良也会化为乌有。而派逊斯却永远不会化为乌有。 　　那个呱呱叫的没有眼睛的家伙不会化为乌有。那些在各部迷宫般的走廓里忙忙碌碌地来来往往的小甲壳虫似的人也永远不会化为乌有。那个黑发姑娘，那个小说司的姑娘——她也永远不会化为乌有。他觉得他凭本能就能知道，谁能生存，谁会消灭，尽管究竟靠什么才能生存，则很难说。 　　这时他猛的从沉思中醒了过来。原来隔桌的那个姑娘转过一半身来在看他。就是那个黑头发姑娘。她斜眼看着他，不过眼光盯得很紧，令人奇怪。她的眼光一与他相遇，就转了开去。 　　温斯顿的脊梁上开始渗出冷汗。他感到一阵恐慌。这几乎很快就过去了，不过留下一种不安的感觉，久久不散。 　　她为什么看着他?她为什么到处跟着他?遗憾的是，他记不得他来食堂的时候她是不是已经坐在那张桌子边上了，还是在以后才来的。但是不管怎样，昨天在举行两分钟仇恨的时候，她就坐在他的后面，而这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很可能她的真正目的是要窃听他，看他的叫喊是否够起劲。 　　他以前的念头又回来了：也许她不一定是思想警察的人员，但是，正是业余的特务最为危险。他不知道她看着他有多久了，也许有五分钟，很可能他的面部表情没有完全控制起来。在任何公共场所，或者在电幕的视野范围内，让自己的思想开小差是很危险的。最容易暴露的往往是你不注意的小地方。神经的抽搐，不自觉的发愁脸色，自言自语的习惯——凡是显得不正常，显得要想掩饰什么事情，都会使你暴露。无论如何，脸上表情不适当(例如在听到胜利公告时露出不信的表情)本身就是一桩应予惩罚的罪行。新话里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脸罪。 　　那个姑娘又回过头来看他。也许她并不是真的在盯他的梢；也许她连续两天挨着他坐只是偶然巧合。他的香烟已经熄灭了，他小心地把它放在桌予边上。如果他能使得烟丝不掉出来，他可以在下班后再继续抽。很可能，隔桌的那个人是思想警察的特务，很可能，他在三天之内要到友爱部的地下室里去了，但是香烟屁股却不能浪费。赛麦已经把他的那张纸条叠了起来，放在口袋里。派逊斯又开始说了起来。 　　"我没有告诉过你，伙计，"他一边说一边咬着烟斗，"那一次我的两个小叫化子把一个市场上的老太婆的裙子烧了起来，因为他们看到她用老大哥的画像包香肠，偷偷地跟在她背后，用一盒火柴放火烧她的裙子。我想把她烧得够厉害的。 　　那两个小叫化子，嗳?可是积极得要命。这是他们现在在少年侦察队受到的第一流训练，甚至比我小时候还好。你知道他们给他们的最新配备是什么?插在钥匙孔里偷听的耳机！ 　　我的小姑娘那天晚上带回来一个，插在我们起居室的门上，说听到的声音比直接从钥匙孔听到的大一倍。不过，当然罗，这不过是一种玩具。不过，这个主意倒不错，对不对?" 　　这时电幕上的哨子一声尖叫。这是回去上班的信号。三个人都站了起来跟着大家去挤电梯，温斯顿香烟里剩下的烟丝都掉了下来。 　　温斯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那是在三年前的一个昏暗的晚上。在一个大火车站附近的一条狭窄的横街上，她站在一盏暗淡无光的街灯下面，靠墙倚门而立。她的脸很年轻，粉抹得很厚。吸引我的其实是那抹的粉，那么白，象个面具，还有那鲜红的嘴唇。党内女人是从来不涂脂抹粉的。街上没有旁人，也没有电幕。她说两块钱。我就——他一时觉得很难继续写下去，就闭上了眼睛，用手指按着眼皮，想把那不断重现的景象挤掉。他忍不住想拉开嗓门，大声呼喊，口出脏言，或者用脑袋撞墙，把桌子踢翻，把墨水瓶向玻璃窗扔过去，总而言之，不论什么大吵大闹或者能够使自己感到疼痛的事情，只要能够使他忘却那不断折磨他的记忆，他都想做。 　　他心里想，你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已的神经系统。你内心的紧张随时随地都可能由一个明显的症状泄露出来。他想起几个星期以前在街上碰到一个人，一个外表很平常的人，一个党员，年约三、四十岁，身材瘦高，提着公事皮包。向人相距只有几米远的时候，那个人的左边脸上忽然抽搐了一下。两人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又有这样一个小动作，只不过抽了一下，颤了一下，象照相机快门咔嚓一样的快，但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是习惯性的。他记得当时自己就想：这个可怜的家伙完了。可怕的是，这个动作很可能是不自觉的。最致命的危险是说梦话。就他所知，对此无法预防。 　　他吸了一口气，又继续写下去：我同她一起进了门，穿过后院，到了地下室的一个厨房里。靠墙有一张床，桌上一盏灯，灯火捻得低低的。她——他咬紧了牙齿，感到一阵难受。他真想吐口唾沫。他在地下室厨房里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同时又想起了他的妻子凯瑟琳。温斯顿是结了婚的，反正，是结过婚的；也许他现在还是结了婚的人，因为就他所知，他的妻子还没有死。他似乎又呼吸到了地下室厨房里那股闷热的气味，一种臭虫、脏衣服、恶浊的廉价香水混合起来的气味，但是还是很诱人，因为党里的女人都不用香水．甚至不能想象她们会那样。只有无产者用香水。在他的心中，香水气味总是不可分解地同私通连在一起的。 　　他搞这个女人是他约摸两年以来第一次行为失检。当然玩妓女是禁止的，但是这种规定你有时是可以鼓起勇气来违反的。这事是危险的，但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玩妓女被逮住可能要判处强制劳动五年；如果你没有其他过错，就此而已。而且这也很容易，只要你能够避免被当场逮住。贫民区里尽是愿意出卖肉体的女人。有的甚至只要一瓶杜松子酒，因为无产者是不得买这种酒喝的。暗地里，党甚至鼓励卖淫，以此作为发泄不能完全压制的本能的出路。一时的荒唐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这是偷偷摸模搞的，没有什么乐趣，而且搞的只是受卑视的下层阶级的女人。党员之间的乱搞才是不可宽恕的罪行。但是很难想象实际上会发生这样的事——尽管历次大清洗中的被告都一律供认犯了这样的罪行。 　　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防止男女之间结成可能使它无法控制的誓盟关系。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不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以内，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党员之间的婚姻都必须得到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批准，虽然从来没有说明过原则到底是什么，如果有关双方给人以他们在肉体上互相吸引的印象，申请总是遭到拒绝的。唯一得到承认的结婚目的是，生儿育女，为党服务。性交被看成是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象灌肠一样。不过这也是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但是用间接的方法从小就灌输在每一个党员的心中。甚至有象少年反性同盟这样的组织提倡两性完全过独身生活。所有儿童要用人工授精(新话叫人授(artsem))的方法生育，由公家抚养。 　　温斯顿也很明白，这么说并不是很认真其事的，但是这反正与党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党竭力要扼杀性本能，如果不能扼杀的话，就要使它不正常，肮脏化。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是觉得这样是很自然的事。就女人而论，党在这方面的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 　　他又想到了凯瑟琳。他们分手大概有九年，十年——快十一年了。真奇怪，他很少想到她。他有时能够一连好几天忘记掉自已结过婚。他们一起只过了大约十五个月的日子。党不允许离婚，但是如果没有子女却鼓励分居。 　　凯瑟琳是个头发淡黄、身高体直的女人，动作干净利落。她长长的脸，轮廓鲜明，要是你没有发现这张脸的背后几乎是空空洞洞的，你很可能称这种脸是高尚的。在他们婚后生活的初期，他就很早发现——尽管这也许是因为他对她比对他所认识的大多数人更有亲密的了解机会——她毫无例外地是他所遇到过的人中头脑最愚蠢、庸俗、空虚的人。她的头脑里没有一个思想不是口号，只要是党告诉她的蠢话，她没有、绝对没有不盲目相信的。他心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人体"录音带"。然而，要不是为了那一件事情，他仍是可以勉强同她一起生活的。那件事情就是性生活。 　　他一碰到她，她就仿佛要往后退缩，全身肌肉紧张起来。搂抱她象搂抱木头人一样。奇怪的是，甚至在她主动抱紧他的时候，他也觉得她同时在用全部力气推开她。她全身肌肉僵硬使他有这个印象。她常常闭着眼睛躺在那里，既不抗拒，也不合作，就是默默忍受。这使人感到特别尴尬，过了一阵之后，甚至使人感到吃不消。但是即使如此，他也能够勉强同她一起生活，只要事先说好不同房。但是奇怪的是，凯瑟琳居然反对。她说，他们只要能够做到，就要生个孩子。这样，一星期一次，相当经常地，只要不是办不到，这样的情况就要重演一次。她甚至常常在那一天早晨就提醒他，好象这是那一天晚上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可不能忘记的一样。她提起这件事来有两个称呼。一个是"生个孩子"，另一个是"咱们对党的义务"(真的，她确实是用了这句话)。不久之后，指定的日期一临近，他就有了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幸而没有孩子出世，最后她同意放弃再试，不久之后，他们俩就分手了。 　　温斯顿无声地叹口气。他又提起笔来写：她一头倒在床上，一点也没有什么预备动作，就马上撩起了裙子，这种粗野、可怕的样子是你所想象不到的。我——他又看到了他在昏暗的灯光中站在那里，鼻尖里闻到臭虫和廉价香水的气味，心中有一种失败和不甘心的感觉，甚至在这种时候，他的这种感觉还与对凯瑟琳的白皙的肉体的想念掺杂在一起，尽管她的肉体己被党的催眠力量所永远冰冻了。为什么总得这样呢?为什么他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女人，而不得不隔一两年去找一次这些烂污货呢?但是真正的情合，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党内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清心寡欲的思想象对党忠诚一样牢牢地在她们心中扎了根。通过早期的周密的灌输，通过游戏和冷水浴，通过在学校里、少年侦察队里和青中团里不断向她们灌输的胡说八道，通过讲课、游行、歌曲、口号、军乐等等，她们的天性已被扼杀得一干二净。他的理智告诉他自已，一定会有例外的，但是他的内心却不相信。她们都是攻不破的，完全按照党的要求那样。他与其说是要有女人爱他，不如说是更想要推倒那道贞节的墙，那怕只是毕生一二次。满意的性交，本身就是造反。性欲是思想罪。即使是唤起凯瑟琳的欲望——如果他能做到的话——也是象诱奸，尽管她是自己的妻子。 　　不过剩下的故事，他得把它写下来。他写道：我燃亮了灯。我在灯光下看清她时——在黑暗里呆久了，煤油灯的微弱亮光也似乎十分明亮。 　　他第一次可以好好的看一看那女人。他已经向前走了一步，这时又停住了，心里既充满了欲望又充满了恐惧。他痛感到他到这里来所冒的风险。完全有可能，在他出去的时候，巡逻队会逮住他；而且他们可能这时已在门外等着了。但是如果他没有达到目的就走——！ 　　这得写下来，这得老实交代。他在灯光下忽然看清楚的是，那个女人是个老太婆(old)。它的脸上的粉抹得这么厚，看上去就象硬纸板做的面具要折断的那样。它的头发里有几绺白发，但真正可怕的地方是，这时她的嘴巴稍稍张开，里面除了是个漆黑的洞以外没有别的。她满口没牙。 　　他潦草地急急书写：我在灯光下看清了她，她是个很老的老太婆，至少有五十岁。可是我还是上前，照干不误。 　　他又把手指按在跟皮上。他终于把它写了下来，不过这仍没有什么两样。这个方法并不奏效。要提高嗓门大声叫骂脏话的冲动，比以前更强烈了。

第六章 　　[温斯顿写道]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must)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党是不可能从内部来推翻的。它的敌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是没有办法纠集在一起，或者甚至互相认出来的。即使传说中的兄弟团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也无法想象，它的团员能够超过三三两两的人数聚在一起。造反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神色，声音中的一个变化；最多，偶而一声细语而已。但是无产者则不然，只要能够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进行暗中活动了。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象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他们只要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打得粉碎。可以肯定说，他们迟早会想到要这么做的。但是——！ 　　他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条拥挤的街上走，突然前面一条横街上有几百个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在大声叫喊。这是一种不可轻侮的愤怒和绝望的大声叫喊，声音又大又深沉，"噢——噢——噢！"，就象钟声一样回荡很久。他的心蹦蹦地跳。开始了！他这么想。发生了骚乱！无产者终于冲破了羁绊！当他到出事的地点时，看到的却是二三百个妇女拥在街头市场的货摊周围，脸上表情凄惨，好象一条沉船上不能得救的乘客一样。原来是一片绝望，这时又分散成为许许多多个别的争吵。原来是有一个货摊在卖铁锅。都是一些一碰就破的蹩脚货，但是炊事用具不论哪种都一直很难买到。 　　卖到后来，货源忽然中断。买到手的妇女在别人推搡拥挤之下要想拿着买到的锅子赶紧走开，其他许多没有买到的妇女就围着货摊叫嚷，责怪摊贩开后门，另外留着锅子不卖。又有人一阵叫嚷。有两个面红耳赤的妇女，其中一个被头散发，都抢着一只锅子，要想从对方的手中夺下来。她们两人抢来抢去，锅把就掉了下来。温斯顿厌恶地看着她们。可是，就在刚才一刹那，几百个人的嗓子的叫声里却表现了几乎令人可怕的力量！为什么她们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却总不能这样喊叫呢？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永远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 　　他想，这句话简直象从党的教科书里抄下来的。当然，党自称正把无产者从羁绊下解放出来。在革命前，他们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他们挨饿、挨打，妇女被迫到煤矿里去做工(事实上，如今妇女仍在煤矿里做工)，儿童们六岁就被卖到工厂里。但同时，真是不失双重思想的原则，党又教导说，无产者天生低劣，必须用几条简单的规定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象牲口一样。事实上，大家很少知道无产者的情况。没有必要知道得太多。只要他们继续工作和繁殖，他们的其他活动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由于让他们去自生自长，象把牛群在阿根廷平原上放出去一样，他们又恢复到合乎他们天性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古以来的方式。他们生了下来以后就在街头长大，十二岁去做工，经过短短一个美丽的情窦初开时期，在二十岁就结了婚，上三十岁就开始衰老，大多数人在六十岁就死掉了。重体力活、照顾家庭子女、同邻居吵架、电影、足球、啤酒，而尤其是赌博，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一切。要控制他们并不难。总是有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在他们中间活动，散布谣言，把可能具有危险性的少数人挑出来消灭掉。但是没有作任何尝试要向他打]灌输党的思想。无产者不宜有强烈的政治见解。对他们的全部要求是最单纯的爱国心，凡是需要他们同意加班加点或者降低定量的时候可以加以利用。即使他们有时候也感到不满，但他们的不满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们没有一般抽象思想，他们只能小处着眼，对具体的事情感到不满。大处的弊端，他们往往放过去而没有注意到。大多数无产者家中甚至没有电幕。 　　甚至民警也很少去干涉他们。伦敦犯罪活动很多，是小偷、匪徒、娼妓、毒贩、各种各样的骗子充斥的国中之国；但是由于这都发生在无产者圈子里，因此并不重要。在一切道德问题上，都允许他们按他们的老规矩办事。党在两性方面的禁欲主义，对他们是不适用的。乱交不受惩罚，离婚很容易。 　　而且，如果无产者有此需要，甚至也允许信仰宗教。他们不值得怀疑。正如党的口号所说："无产者和牲口都是自由的。" 　　温斯顿伸下手去，小心地搔搔静脉曲张溃疡的地方。这地方又痒了起来。说来说去，问题总归是，你无法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从抽屉中取出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这是他从派逊斯太太那里借来的，他开始把其中一节抄在日记本上：从前，在伟大的革命以前，伦敦不是象现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当时伦敦是个黑暗、肮脏、可怜的地方，很少有人食能果腹，衣能蔽体，成千上万的人穷得足无完履，顶无片瓦。还不及你们那么大的孩子就得为凶残的老板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如果动作迟缓就要遭到鞭打，每天只给他们吃陈面包屑和白水。但在那普遍贫困之中却有几所有钱人住的华丽的宅第，伺候他们的佣仆多达三十个人。 　　这些有钱人叫做资本家。他们又胖又丑，面容凶恶，就象下页插图中的那个人一样。你可以看到他穿的是中做大礼服的长长的黑色上衣，戴的是叫做高礼帽的象烟囱一样的亮晶晶的奇怪帽子。这是资本家们的制服，别人是不许穿的。资本家占有世上的一切，别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占有一切土地、房屋、工厂、钱财。谁要是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可以把他投入狱中，或者剥中他的工作，把他饿死。老百姓向资本家说话，得诚惶诚恐，鞠躬致敬，称他做"老爷"。资本家的头头叫国王——。 　　余下的他都心里有数。下面会提到穿着细麻僧袍的主教、貂皮法袍的法官、手枷脚栲、踏车鞭笞、市长大人的宴会、跪吻教皇脚丫子的规矩。还有拉丁文叫做"初夜权"的，在儿童教科书中大概不会提到。所谓"初夜权"，就是法律规定，任何资本家都有权同在他的厂中做工的女人睡觉。 　　这里面有多少是谎言，你怎么能知道呢?现在一般人的生活比革命前好，这可能(might)是确实的。唯一相反的证据是你自己骨髓里的无声的抗议，觉得你的生活条件在无法忍受以前一定有所不同的这种本能感觉。他忽然觉得现代生活中真正典型的一件事情倒不在于它的残酷无情、没有保障，而是简单枯燥、暗淡无光、兴致索然。你看看四周，就可以看到现在的生活不仅同电幕上滔滔不绝的谎言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同党要想达到的理想也无共同之处。甚至对一个党员来说，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中性的，非政治性的，单纯地是每天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在地铁中抢一个座位、补一双破袜子、揩油一片糖精、节省一个烟头。而党所树立的理想却是一种庞大、可怕、闪闪发光的东西，到处是一片钢筋水泥、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个个是骁勇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团结一致地前进，大家都思想一致、口号一致，始终不懈地在努力工作、战斗、取胜、迫害——三亿人民都是一张脸孔。而现实却是城市破败阴暗，人民面有菜色，食不果腹，穿着破鞋在奔波忙碌，住在十九世纪东补西破的房子里，总有一股烂白菜味和尿臊臭。他仿佛见到了一幅伦敦的田景，大而无当，到处残破，一个由一百万个垃圾筒组成的城市，在这中间又有派逊斯太太的一幅照片，一个面容憔悴、头发稀疏的女人，毫无办法地在拾掇一条堵塞的水管。 　　他又伸下手去搔一搔脚脖子。电幕日以继夜地在你的耳边聒噪着一些统计数字，证明今天人们比五十年前吃得好，穿得暖，住得宽敞，玩得痛快——他们比五十年前活得长寿，工作时间比五十年前短，身体比五十年前高大、健康、强壮，日子比五十年前过得快活，人比五十年前聪明，受到教育比五十年前多。但没有一句话可以证明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例如，党声称今天无产者成人中有百分之四十识字；而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党声称现在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是千分之三百——如此等等。这有点象两个未知数的简单等式。很有可能，历史书中的几乎每一句话，甚至人们毫无置疑地相信的事情，都完全出之于虚构。谁知道，也许很有可能，从来没有象"初夜权"那样的法律，或者象资本家那样的人，或者象高礼帽那样的服饰。 　　一切都消失在迷雾之中了。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话。他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掌握了进行伪造的无可置疑的具体证据，那是在发生事情以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证据在他的手指之间停留了长达三十秒钟之久。这大概是在1973年——反正是大概在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不过真正重要的日期还要早七、八年。 　　这件事实际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把革命元老彻底消灭掉的大清洗时期。到1970年，除了老大哥以外，他们已一个不留了。到那个时候，他们都当作叛徒和反革命被揭发出来。果尔德施坦因逃走了，藏匿起来，没有人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至于别人，有少数人就此消失了，大多数人在举行了轰动一时的公开审判，供认了他们的罪行后被处决。最后一批幸存者中有三个人，他们是琼斯、阿朗逊、鲁瑟福。 　　这三个人被捕大概是在1965年。象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们销声匿迹了一两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生死下落，接着又突然给带了出来，象惯常那样地招了供。他们供认通敌(那时的敌人也是欧亚国)，盗用公款，在革命之前起就已开始阴谋反对老大哥的领导，进行破坏活动造成好几十万人的死亡。在供认了这些罪行之后，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恢复了党籍，给了听起来很重要但实际上是挂名的闲差使。三个人都在《泰晤士报》写了长篇的检讨，检查他们堕落的原因和保证改过自新。 　　他们获释后，温斯顿曾在栗树咖啡馆见到过他们三个人。他还记得他当时怀着又惊又怕的心情偷偷地观察他们。 　　他们比他年纪大得多，是旧世界的遗老，是建党初期峥嵘岁月中留下来的最后一批大人物。他们身上仍旧隐隐有着地下斗争和内战时代的气氛。他觉得，虽然当时对于事实和日期已经遗忘了，他很早就知道他们的名字了，甚至比知道老大哥的名字还要早几年。但是他们也是不法分子、敌人、不可接触者，绝对肯定要在一两年内送命的。凡是落在思想警察手中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个命运。他们不过是等待送回到坟墓中去的行尸走肉而已。 　　没有人坐在同他们挨着的桌边。在这种人附近出现不是一件聪明人该做的事。他们默默地坐在那里，前面放着有丁香味的杜松子酒，那是那家咖啡馆的特色。这三人中，鲁瑟福的外表使温斯顿最有深刻的印象。鲁瑟福以前是有名的漫画家，他的讽刺漫画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曾经鼓舞过人民的热情。即使到了现在，他的漫画偶而还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不过只是早期风格的模仿，没有生气，没有说服力，使人觉得奇怪。这些漫画总是老调重弹——贫民窟、饥饿的儿童、巷战、戴高礼帽的资本家——甚至在街垒中资本家也戴着高礼帽——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努力，不停地要想退回到过去中去。他身材高大，一头油腻腻的灰发，面孔肉松皮皱，嘴唇突出。他以前身体一定很强壮，可现在却松松夸夸，鼓着肚子，仿佛要向四面八方散架一样。他象一座要倒下来的大山，眼看就要在你面前崩溃。 　　这是十五点这个寂寞的时间。温斯顿如今已记不得他怎么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到咖啡馆去的。那地方几乎阒无一人。 　　电幕上在轻轻地播放着音乐。那三个人几乎动也不动地坐在他们的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服务员自动地送上来杜松子酒。他们旁边桌上有个棋盘，棋子都放好了，但没有人下棋。这时——大约一共半分钟——电幕上忽然发生了变化，正在放的音乐换了调子，突如其来，很难形容。这是一种特别的、粗哑的、嘶叫的、嘲弄的调子；温斯顿心中所要听的黄色的调子，接着电幕上有人唱道："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你，你出卖我；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在遮荫的栗树下。" 　　这三个人听了纹丝不动。但是温斯顿再看鲁瑟福的疲惫的脸时，发现他的眼眶里满孕泪水。他第一次注意到，阿朗逊和鲁瑟福的鼻子都给打瘪了，他心中不禁打了一阵寒颤，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atwhat)打寒颤。 　　以后不久，这三个人又都被捕了。原来他们一放出来后就马上又在搞新的阴谋。在第二次审判时，他们除了新罪行以外，又把以前的罪行招供一遍，新帐老账一起算。他们被处决后，他们的下场记录在党史里，以儆后代效尤。大约五年以后即1973年，温斯顿在把气力输送管吐在他桌子上的一叠文件打开的时候，发现有一张纸片，那显然是无意中夹在中间而被遗忘的。他一打开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这是从十年前的一份《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是该报的上半页，因此上面有日期——上面是一幅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党的集会上代表们的照片，中间地位突出的是琼斯、阿朗逊、鲁瑟福三人。 　　一点也没有错，是他们三人；反正照片下面的说明中有他们的名字。 　　问题是，这三个人在两次的审判会上都供认，那一天他们都在欧亚国境内。他们在加拿大一个秘密机场上起飞，到西伯利亚某个秘密地点，同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员见面，把重要的军事机密泄漏给他们。温斯顿的记忆中很清楚地有那个日期的印象，因为那正好是仲夏日；但是在无数的其他地方一定也有这件事的记载。因此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这些供词都是屈打成招的。 　　当然，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即使在那个时候，温斯顿也从来没有认为，在清洗中被扫除的人确实犯了控告他们的罪行。但是这张报纸却是具体的证据；这是被抹掉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好象一根骨头的化石一样，突然在不该出现的断层中出现了，推翻了地质学的某一理论。如果有办法公布于世，让大家都知道它的意义，这是可以使党化为齑粉的。 　　他原来一直在工作。一看到这张照片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就马上用另一张纸把它盖住。幸好他打开它时，从电幕的角度来看，正好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草稿夺放在膝上，把椅子往后推一些，尽量躲开电幕。要保持面部没有表情不难，只要用一番功夫，甚至呼吸都可以控制，但是你无法控制心脏跳动的速度，而电幕却很灵敏，能够收听得到。他等了一会儿估计大约有十分钟之久，一边却担心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会暴露他自已，例如突然在桌面上吹过一阵风。然后他连那盖着的纸揭也不揭，就把那张照片和一些其它废纸一古脑儿丢在忘怀洞里去。大概再过一分钟就会化为灰烬了。 　　这是十年——不，十一年以前的事了，要是在今天，他大概会保留这张照片的。奇怪的是，今天这张照片同它所记录的事件一样，已只不过是记忆中的事了，可是在手中遗留片刻这件事，在他看来仍旧似乎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似的。 　　他心里寻思，由于一纸不再存在的证据一度(hadonce)存在过，党对过去的控制是不是那么牢固了？ 　　可是到今天，即使这张照片有办法从死灰中复活，也可能不再成为证据了。因为在他发现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不再同欧亚国打仗，而这三个死人是向欧亚国的特务出卖祖国的。从那时以后，曾有几次变化——两次，三次，他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很可能，供词已一再重写，到最后，原来的日期和事实已毫无意义。过去不但遇到了篡改，而且不断地在被篡改。最使他有恶梦感的是，他从来没有清楚地理解过为什么要从事伪造。伪造过去的眼前利益比较明显，但最终动机却使人不解。他又拿起笔写道：我懂得方法(HOW)：我不懂得原因(WHY)。 　　他心中寻思，他自已是不是个疯子，这，他已想过好几次了。也许所谓疯子就是个人少数派。曾经有一个时候，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发疯的症状；而今天，相信过去不能更改也是发疯的症状。有这样的想法，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如果如此，他就是个疯子。不过想到自已是疯子并不使他感到可怕；可怕的是他自己可能也是错的。 　　他拣起儿童历史教科书，看一看卷首的老大哥相片。那双富有魅力的眼睛注视着他。好象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压着你——一种能够刺穿你的头颅，压迫你的脑子，吓破你的胆子，几乎使你放弃一切信念，不相信自己感官的东西。到最后，党可以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们迟早会作此宣布，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所处的地位必然要求这样做。他们的哲学不仅不言而喻地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可怕的不是他们由于你不那么想而要杀死你，可怕的是他们可能是对的。因为，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怎么知道地心吸力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只存在于意识中，而意识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么办？ 　　可是不行！他的勇气似乎突然自发地坚强起来。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奥勃良的脸，这并不是明显的联想所引起的。他比以前更加有把握地知道，奥勃良站在他的一边。他是在为奥勃良——对奥勃良——写日记，这象一封没有完的信，没有人会读，但是是写给一个具体的人，因此而有了生气。 　　党叫你不相信你耳闻目睹的东西。这是他们最后的最根本的命令。他一想到他所面对的庞大力量，一想到党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能轻而易举地驳倒他，一想到那些巧妙的论点，他不仅不能理解，因此更谈不上反驳，心不觉一沉。但是他是正确的！他们错了，他是对的。必须捍卫显而易见、简单真实的东西。不言自明的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必须坚持！客观世界存在，它的规律不变。石头硬，水湿，悬空的东西掉向地球中心。他觉得他是在向奥勃良说话，也觉得他是在阐明一个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

第七章 　　在一条小巷尽头的什么地方，有一股烘咖啡豆的香味向街上传来，这是真咖啡，不是胜利牌咖啡。温斯顿不自觉地停下步来。大约有两秒钟之久，他又回到了他那遗忘过半的童年世界。接着是门砰的一响，把这香味给突然切断了，好象它是声音一样。 　　他在人行便道上已经走了好几公里，静脉曲张发生溃疡的地方又在发痒了。三星期以来，今天晚上是他第二次没有到邻里活动中心站去：这是一件很冒失的事，因为可以肯定，你参加中心站活动的次数，都是有人仔细记下来的。原则上，一个党员没有空暇的时间，除了在床上睡觉以外，总是有人作伴的。凡是不在工作、吃饭、睡觉的时候，他一定是在参加某种集体的文娱活动；凡是表明有离群索居的爱好的事情，哪怕是独自去散步，都是有点危险的。新话中对此有个专门的词，叫孤生(ownlife)，这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性格孤癖。但是今天晚上他从部里出来的时候，四月的芬芳空气引诱了他。蓝色的天空是他今年以来第一次看到比较有些暖意，于是突然之间，他觉得在中心站度过这个喧闹冗长的夜晚，玩那些令人厌倦吃力的游戏，听那些报告讲话，靠杜松子酒维持勉强的同志关系，都教他无法忍受了。他在一时冲动之下，从公共汽车站走开，漫步走进了伦敦的迷魂阵似的大街小巷，先是往南，然后往东，最质又往北，迷失在一些没有到过的街道上，也不顾朝什么方向走去。 　　他曾经在日记中写过，"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他不断地回想起这句话，这说明了一个神秘的真理、明显的荒谬。他现在是在从前曾经是圣潘克拉斯车站的地方以北和以东的一片褐色贫民窟里。他走在一条鹅卵石铺的街上，两旁是小小的两层楼房，破落的大门就在人行道旁，有点奇怪地使人感到象耗子洞；在鹅卵石路面上到处有一滩滩脏水。黑黝黝的门洞的里里外外，还有两旁的狭隘的陋巷里，到处是人，为数之多，令人吃惊——鲜花盛开一般的少女，嘴上涂着鲜艳的唇膏；追逐着她们的少年；走路摇摇摆摆的肥胖的女人，使你看到这些姑娘们十年之后会成为什么样子；迈着八字脚来来往往的驼背弯腰的老头儿；衣衫褴缕的赤脚玩童，他们在污水潭中嬉戏，一听到他们母亲的怒喝又四散逃开。街上的玻璃窗大约有四分之一是打破的，用木板钉了起来。大多数人根本不理会温斯顿；有少数人小心翼翼地好奇地看他一眼。有两个粗壮的女人，两条象砖头一般发红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在一个门口城着闲谈。温斯顿走近的时候听到了她们谈话的片言只语。 　　"'是啊，'我对她说，'这样好是好，'我说。'不过，要是你是我，你就也会象我一样。说别人很容易，'我说，'可是，我要操心的事儿，你可没有。'" 　　"啊，"另一个女人说，"你说得对。就是这么一回事。" 　　刺耳的说话突然停止了。那两个女人在他经过的时候怀有敌意地看着他。但是确切地说，这谈不上是敌意；只是一种警觉，暂时的僵化，象在看到不熟悉的野兽经过一样。在这样的一条街道上，党员的蓝制服不可能是常见的。的确，让人看到自己出现在这种地方是不明智的，除非你有公务在身。如果碰上巡逻队，他们一定要查问的。"给我看一看你的证件。好呀，同志?你在这里于什么?你什么时候下班的？ 　　这是你平时回家的路吗?"——如此等等。并不是说有什么规定不许走另一条路回家，但是如果思想警察知道了这件事，你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突然之间，整条街道骚动起来。四面八方都有报警的惊叫声。大家都象兔子一般窜进了门洞。有今年轻妇女在温斯顿前面不远的地方从一个门洞中窜了出来，一把拉起一个在水潭中嬉戏的孩子，用围裙把他围住，又窜了回去，这一切动作都是在刹那间发生的。与此同时，有个穿着一套象六角手风琴似的黑衣服的男子从一条小巷出来，他向温斯顿跑过来，一边紧张地指着天空："蒸汽机！"他嚷道。"小心，首长！头上有炸弹，快卧倒！" 　　"蒸汽机"是无产者不知为什么叫火箭炸弹的外号。温斯顿马上扑倒在地。碰到这种事情，无产者总是对的。他似乎有一种直觉，在好几秒钟之前能预知火箭射来，尽管火箭飞行的速度照说要比声音还快。温斯顿双臂抱住脑袋。这时一声轰隆，仿佛要把人行道掀起来似的，有什么东西象阵雨似的掉在他的背上。他站起来一看，原来是附近窗口飞来的碎玻璃。 　　他继续往前走。那颗炸弹把前面两百公尺外的一些房子炸掉了。空中高悬着一股黑烟柱，下面一片墙灰腾空而起，大家已经开始团团围住那堆瓦砾了。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也有一堆墙灰，他可以看到中间有一道猩红色的东西。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齐腕炸断的手。除了近手腕处血污一片，那只手完全苍白，没有血色，象石膏制的一样。 　　他把它踢到边上，然后躲开人群，拐到右手的一条小巷里，三、四分钟以后他就离开了挨炸的地方，附近街道人来人往，一切如常，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这时已快到二十点了，无产者光顾的小酒店里挤满了顾客。黑黑的弹簧门不断地推开又关上，飘出来一阵阵尿臊臭、锯木屑、陈啤酒的味儿。有一所房子门口凸出的地方，角落里有三个人紧紧地站在-起，中间一个人手中拿着一份折叠好的报纸，其他两个人伸着脖子从他身后瞧那报纸。温斯顿还没有走近看清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多么全神贯注。他们显然是在看一条重要的新闻。他走到距他们只有几步远的时候，这三个人突然分了开来，其中两个人发生了激烈争吵。 　　看上去他们几乎快要打了起来。 　　"你TMD不能好好地听我说吗?我告诉你，一年零两个月以来，末尾是七的号码没有中过彩！" 　　"中过了！" 　　"不，没有中过！我家里全有，两年多的中彩号码全都记在一张纸上。我一次不差，一次不漏，都记下来了。我告诉你，末尾是七的号码没有——" 　　"中过了，七字中过了！我可以把TMD那个号码告诉你。四O七，最后一个数目是七。那是在二月里，二月的第二个星期。" 　　"操你奶奶的二月！我都记下来了，白纸黑字，一点不差。我告诉你——" 　　"唉，别吵了！"第三个人说。 　　他们是在谈论彩票。温斯顿走到三十公尺开外又回头看。他们仍在争论，一脸兴奋认真的样子。彩票每星期开奖一次，奖金不少，这是无产者真正关心的一件大事。可以这么说，对好几百万无产者来说，彩票如果不是他们仍旧活着的唯一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这是他们的人生乐趣，他们的一时荒唐，他们的止痛药，他们的脑力刺激剂。一碰到彩票，即使是目不识丁的人也似乎运算娴熟，记忆惊人。有整整一大帮人就靠介绍押宝方法、预测中奖号码、兜售吉利信物为生。温斯顿同经营彩票无关，那是富裕部的事，但是他知道(党内的人都知道)奖金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实际付的只是一些末奖，头、二、三等奖的得主都是不存在的人。由于大洋国各地之间没有相互联系，这件事不难安排。 　　但是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你得死抱住这一点。你把它用话说出来，听起来就很有道理。你看一看人行道上走过你身旁的人，这就变成了一种信仰。他拐进去的那条街往下坡走。他觉得他以前曾经来过这一带，不远还有一条大街。前面传来了一阵叫喊的声音。街道转了一个弯，尽头的地方是一个台阶，下面是一个低洼的小巷，有几个摆摊的在卖发蔫的蔬菜。这时温斯顿记起了他身在什么地方了。这条小巷通到大街上，下一个拐角，走不到五分钟，就是他买那个空白本子当作日记本的旧货铺子了。在不远的一家文具铺里，他曾经买过笔杆和墨水。 　　他在台阶上面停了一会儿，小巷的那一头是一家昏暗的小酒店，窗户看上去结了霜，其实只不过是积了尘垢。一个年纪很老的人，虽然腰板挺不起来，动作却很矫捷，白色的胡子向前挺着，好象明虾的胡子一样，他推开了弹簧门，走了进去。温斯顿站在那里看着，忽然想起这个老头儿一定至少有八十岁了，革命的时候已入中年。他那样的少数几个人现在己成了同消失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联系了。思想在革命前已经定型的人，在党内已经不多。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清洗时期，老一代的人大部分已被消灭掉，少数侥幸活下来的，也早已吓怕，在思想上完全投降。活着的人中，能够把本世纪初期的情况向你作一番如实的介绍的，如果有的话，也只可能是个无产者。突然之间，温斯顿的脑海里又浮现了他从历史教科书上抄在日记中的一段话，他一时冲动，象发疯一样：他要到那酒店里去，同那个老头儿搭讪，询问他一个究竟。他要这么对他说："请你谈谈你小时候的事儿。那时候的日子怎么样?比现在好，还是比现在坏?" 　　他急急忙忙地走下台阶，穿过狭窄的小巷，唯恐晚了一步，心中害怕起来。当然，这样做是发疯。按理，并没有具体规定，不许同无产者交谈，或者光顾他们的酒店，但是这件事太不平常，必然会有人注意到。如果巡逻队来了，他可以说是因为感到突然头晕，不过他们多半不会相信他。他推开门，迎面就是一阵走气啤酒的干酪一般的恶臭。他一进去，里面谈话的嗡嗡声就低了下来。他可以觉察到背后人人都在看他的蓝制服。屋里那一头原来有人在玩的投镖游戏，这时也停了大约有三十秒钟。他跟着进来的那个老头儿站在柜台前，同酒保好象发生了争吵，那个酒保是个体格魁梧的年轻人，长着鹰勾鼻，胳膊粗壮。另外几个人，手中拿着啤酒杯，围着看他们。 　　"我不是很客气地问你吗?"那个老头儿说，狠狠地挺起腰板。"你说这个捞什子的鬼地方没有一品脱装的缸子?" 　　"TMD什么叫一品脱？"酒保说，手指尖托着柜台，身子住在高楼大厦里，有三十个仆人伺候他们，出入都坐汽车，或者四驾马车，喝的是香槟酒，戴的是高礼帽——" 　　老头儿突然眼睛一亮。 　　"高礼帽！"他说道。"说来奇怪，你提到高礼帽。我昨天还想到它。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到，我已有多少年没有见到高礼帽了。过时了，高礼帽。我最后一次戴高礼帽是参加我小姨子的葬礼。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可惜我说不好是哪一年了，至少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当然罗，你知道，我只是为了参加葬礼才去租来戴的。" 　　"倒不是高礼帽有什么了不起，"温斯顿耐心说。"问题是，那些资本家——他们，还有少数一些靠他们为生的律师、牧师等等的人——是当家作主的。什么事情都对他们有好处。 　　你——普通老百姓，工人——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对你们这种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可以把你们当作牲口一样运到加拿大去。他们高兴的话可以跟你们的闺女睡觉。他们可以叫人用九尾鞭打你们。你们见到他们得脱帽鞠躬。资本家每人都带着一帮走狗——" 　　老头儿又眼睛一亮。 　　"走狗！"他说道。"这个名称我可有好久没有听到了。 　　狗！这常常教我想起从前的事来。我想起——唉，不知有多少年以前了——我有时星期天下午常常到海德公园去听别人在那里讲话。救世军、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各种各样的人。有一个家伙——唉，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可真会讲话。他讲话一点也不对他们客气！'走狗！'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级的狗腿子！'还有一个名称是寄生虫。还叫鬣狗——他真的叫他们鬣狗。当然，你知道，他说的是工党。" 　　温斯顿知道他们说的不是一码事。 　　"我要想知道，"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比那时候更自由?他们待你更象人?在从前，有钱人，上层的人——" 　　"贵族院，"老头儿缅怀往事地说。 　　"好吧，就说贵族院吧。我要问的是，那些人就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你没有钱，可以把你看作低人一等?比如说，你碰到他们的时候，你得叫他们'老爷'，脱帽鞠躬，是不是这样?" 　　老头儿似乎在苦苦思索。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作答。 　　"是啊?"他说。"他们喜欢你见到他们脱帽。这表示尊敬。我本人是不赞成那样做的，不过我还是常常这样做。你不得不这样，可以这么说。" 　　"那些人和他们的人是不是常常把你从人行道上推到马路中间去?这只不过是从历史书上看到的。" 　　"有一个人曾经推过我一次，"老头儿说。"我还记得很清楚，仿佛是昨天一般。那是举行划舟赛的晚上——在划舟赛的晚上，他们常常喝得醉醺醺的——我在沙夫茨伯雷街上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是个上等人——穿着白衬衫，戴着高礼帽，外面一件黑大衣。他有点歪歪斜斜地在人行道上走，我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怀里。他说，'你走路不长眼睛吗?'我说，'这人行道又不是你的。'他说，'你再顶嘴，我宰了你。'我说，'你喝醉了。我给你半分钟时间，快滚开。'说来不信，他举起手来，朝我当胸一推，几乎把我推到一辆公共汽车的轱辘下面。那时候我还年轻，我气上心来正想还手，这时——" 　　温斯顿感到无可奈何。这个老头儿的记忆里只有一堆细微末节的垃圾。你问他一天，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党的历史书可能仍是正确的；也许甚至是完全正确的。他作了最后一次尝试。 　　"可能我没有把话说清楚，"他说。"我要说的是：你年纪很大，有一半是在革命前经过的。比方说，在1925年的时候，你已几乎是个大人了。从你所记得的来说，你是不是可以说，192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还是坏?要是可以任你挑选的话，位愿意过当时的生活还是过现在的生活?" 　　老头儿沉思不语，看着那投镖板。他喝完啤酒，不过喝得比原来要慢。等他说话的时候，他有一种大度安详的神情，好象啤酒使他心平气和起来一样。 　　"我知道你要我说的是什么，"他说。"你要我说想返老还童。大多数人如果你去问他，都会说想返老还童。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劲儿又大。到了我这般年纪，身体就从来没有好的时候。我的腿有毛病，膀胱又不好。每天晚上要起床六、七次。但是年老有年老的好处。有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发愁了。同女人没有来往，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有快三十年没有同女人睡觉了，你信不信?而且，我也不想找女人睡觉。" 　　温斯顿向窗台一靠。再继续下去没有什么用处。他正想要再去买杯啤酒，那老头儿忽然站了起来，趔趔趄趄地快步向屋子边上那间发出尿臊臭的厕所走去。多喝的半公升已在他身上发生了作用。温斯顿坐了一、两分钟，发呆地看着他的空酒杯，后来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双腿已把他送到了外面的街上。他心里想，最多再过二十年，"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好"这个简单的大问题就会不再需要答复了，事实上，即使现在，这个问题也是无法答复的，因为从那"古代世界"过来的零零星星少数几个幸存者没有能力比较两个不同的时代。他们只记得许许多多没有用处的小事情，比如说，同伙伴吵架、寻找丢失的自行车打气筒、早已死掉的妹妹肠上的表情，七十年前一天早晨刮风时卷起的尘土；但是所有重要有关的事实却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以内。他们就象蚂蚁一样，可以看到小东西，却看不到大的。在记忆不到而书面记录又经窜改伪造的这样的情况下，党声称它已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你就得相信，因为不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任何可以测定的比较标准。 　　这时他的思路忽然中断。他停下步来抬头一看，发现自己是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两旁的住房之间，零零星星有几家黑黝黝的小铺子。他的头顶上面挂着三个褪了色的铁球，看上去以前曾经是镀过金的。他觉得认识这个地方。不错！他又站在买那本日记本的旧货铺门口了。 　　他心中感到一阵恐慌。当初买那本日记本，本来是件够冒失的事，他心中曾经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可是他一走神，就不知不觉地走到这个地方来了。他开始记日记，原来就是希望以此来提防自己发生这种自杀性的冲动。他同时注意到，虽然时间已经快到二十一点了，这家铺子还开着门。 　　他觉得还是到铺子里面去好，这比在外面人行道上徘徊，可以少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他就进了门去。如果有人问他，他满可以回答他想买刮胡子的刀片。 　　店主人刚刚点了一盏煤油挂灯，发出一阵不干净的然而友好的气味。他年约六十，体弱背驼，鼻子很长，眼光温和，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他的头发几乎全已发白，但是眉毛仍旧浓黑。他的眼镜，他的轻轻的，忙碌的动作，还有他穿的那件敝旧的黑平绒衣服，使他隐隐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味，好象他是一个文人，或者音乐家。他讲话的声音很轻，好象倒了嗓子似的，他的口音不象普通无产者那么夸。 　　"你在外面人行道上的时候，我就认出了你，"他马上说。"你就是那位买了那本年轻太太的纪念本子的先生。那本子真不错，纸张很美。以前叫做奶油纸。唉，我敢说，五十多年来，这种纸张早已不再生产了。"他的眼光从镜架上面透过来看温斯顿。"你要买什么东西吗?还是随便瞧瞧?" 　　"我路过这里，"温斯顿含糊地说。"我只是进来随便瞧瞧。 　　我没有什么东西一定要买。" 　　"那末也好，"他说，"因为我想我也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他的软软的手做了一个道歉的姿态。"你也清楚；铺子全都空了。我跟你说句老实话，旧货买卖快要完了，没有人再有这个需要，也没有货。家俱、瓷器、玻璃器皿——全都慢慢破了。还有金属的东西也都回炉烧掉。我已多年没有看到黄铜烛台了。" 　　实际上，这家小小的铺子里到处塞满了东西，但是几乎没有一件东西是有什么价值的。铺子里陈列的面积有限，四面墙跟都靠着许多积满尘土的相框画架。橱窗里放着一盘盘螺母螺钉、旧凿子、破扦刀、一眼望去就知道已经停了不走的旧手表，还有许许多多没用的废品。只有在墙角的一个小桌子上放着一些零零星星的东西——漆器鼻烟匣、玛瑙饰针等等——看上去好象还有什么引人发生兴趣的东西在里面。 　　温斯顿在向桌子漫步过去时，他的眼光给一个圆形光滑的东西吸引住了，那东西在灯光下面发出淡淡的光辉，他把它拣了起来。 　　那是一块很厚的玻璃，一面成弧形，一面平滑，几乎象个半球形。不论在颜色或者质地上来说，这块玻璃都显得特别柔和，好象雨水一般。在中央，由于弧形的缘故，看上去象放大了一样，有一个奇怪的粉红色的蟠曲的东西，使人觉得象朵玫瑰花，又象海葵。 　　"这是什么?"温斯顿很有兴趣地问。 　　"那是珊瑚，"老头儿说。"这大概是从印度洋来的。他们往往把它嵌在玻璃里。这至少有一百年了。看上去还要更久一些。" 　　"很漂亮的东西，"温斯顿说。 　　"确是很漂亮的东西，"对方欣赏地说。"不过现在很少有人识货了。"他咳嗽着。"如果你要，就算四元钱吧。我还记得那样的东西以前可以卖八镑，而八镑——唉，我也算不出来，但总是不少钱。可驶是可靠，竟然又到这家铺子来。 　　但是——！ 　　他又想，是啊，他是要再来的。他要再买一些美丽而没有实用的小东西。他要买那幅圣克利门特的丹麦人教堂蚀刻版画，把它从画框上卸下来，塞在蓝制服的上衣里面带回家去。他要从却林顿先生的记忆中把那首歌谣全部都挖出来。 　　甚至把楼上房间租下来这个疯狂的念头，也一度又在他脑海中闪过。大概有五秒钟之久，他兴高采烈得忘乎所以，他事先也没有从玻璃窗里看一眼外面街上，就走了出去。他甚至临时编了一个小调哼了起来——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铃声说，橘子和柠檬，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 　　他忽然心里一沉，吓得屁滚尿流。前面人行道上，不到十公尺的地方，来了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那是小说司的那个黑头发姑娘。路灯很暗，但是不难看出是她。她抬头看了他一眼，就装得好象没有见到他一样很快地走开了。 　　温斯顿一时吓得动弹不得，好象瘫了一样。然后他向右转弯，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也不知道走错了方向。无论如何，有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再有什么疑问，那个姑娘是在侦察他。她一定跟着他到了这里，因为她完全不可能是偶然正好在同一个晚上到这同一条不知名的小街上来散步的，这条街距离党员住的任何地方都有好几公里远。这不可能是巧合。她究竟是不是思想警察的特务，还是过分热心的业余侦探，那没有关系。光是她在监视他这一点就已经够了。她大概也看到了他进那家小酒店。 　　现在走路也很费劲。他口袋里那块玻璃，在他每走一步的时候就碰一下他的大腿，他简直要想把它掏出来扔掉。最糟糕的是他肚子痛。他好几分钟都觉得，如果不赶紧找个厕所他就憋不住了。可是在这样的地方是找不到公共厕所的。 　　接着肚痛过去了，只留下一阵麻木的感觉。 　　这条街道是条死胡同。温斯顿停下步来，站了几秒钟，不知怎么才好，然后又转过身来往回走。他转身的时候想起那姑娘碰到他还只有三分钟，他跑上去可能还赶得上她。他可以跟着她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然后用一块石头猛击她的脑袋。他口袋里的那块玻璃也够沉的，可以干这个事儿。但是他马上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即使这样的念头也教他受不了。 　　他不能跑，他不能动手打人。何况，她年纪轻、力气大，一定会自卫。他又想到赶紧到活动中心站去，一直呆到关门，这样可以有人作旁证，证明他那天晚上在那里，但是这也办不到。他全身酸软无力。他一心只想快些回家，安安静静地坐下来。 　　他回家已二十二点了。到二十三点三十分电门总闸就要关掉。他到厨房去，喝了足足一茶匙的杜松子酒。然后到壁龛前的桌边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日记。但是他没有马上打开来。电幕上一个低沉的女人声音在唱一支爱国歌曲。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日记本的云石纸封面，徒劳无功地要想把那歌声从他的意识中排除出去。 　　他们是在夜里来逮你的，总是在夜里。应该在他们逮到你之前就自杀。没有疑问，有人这样做。许多失踪的人实际上是自杀了。但是在一个完全弄不到枪械、或者随便哪种能够迅速致命的毒物的世界里，自杀需要极大的勇气。他奇怪地发现，痛楚和恐惧在生物学上完全无用，人体不可捉摸，因为总是在需要它作特别的努力的时候，它却僵化不动了。 　　他当初要是动作迅速，本来是可以把那黑发始娘灭口的；但是正是由于他处于极端危险的状态，却使他失去了采取行动的毅力。他想到碰到危急状态，你要对借的从来不是那个外部的敌人，而是自已的身体，即使到现在，尽管喝了杜松子酒，肚子里的隐痛也使他不可能有条理地思索。他想，在所有从外表看来似乎是英雄或悲剧的场合，情况也是这样的。 　　在战场上，在刑房里，在沉船上，你要为之奋斗的原则，往往被忘掉了，因为身体膨胀起来，充满了宇宙，即使你没有吓得瘫痪不动或者痛得大声号叫，生命也不过是对饥饿、寒冷、失眠，对肚子痛或牙齿痛的一场暂时的斗争。 　　他打开日记本。必须写下几句话来。电幕上那个女人开始唱一首新歌。她的声音好象碎玻璃片一样刺进他的脑海。 　　他努力想奥勃良，这本日记就是为他，或者对他写的，但是他开始想到的却是思想警察把他带走以后会发生什泌预知先见而神秘地能够分享。但是由于电幕上的声音在他耳旁聒噪不休，他无法再照这个思路想下去。他把一支香烟放在嘴里，一半烟丝就掉在舌上，这是一种发苦的粉末，很难吐干净。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老大哥的脸，代替了奥勃良的脸。正如他几天前所做的那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辅币来瞧。辅币上的脸也看着他，线条粗犷，神色镇静，令人宽心，但是藏在那黑胡子背后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笑容?象沉闷的钟声一样，那几句话又在他耳边响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第八章 　　近晌午时候，温斯顿离开他的小办公室，到厕所里去。 　　从灯光明亮的狭长走廊的那一头，向他走来了一个孤单的人影。那是那个黑发姑娘。自从那天晚上他在那家旧货铺门口碰到她以来已有四天了。她走近的时候，他看到她的右臂接着绷带，远处不大看得清，因为颜色与她穿的制服相同，大概是她在转那"构想"小说情节的大万花筒时压伤了手。那是小说司常见的事故。 　　他们相距四公尺的时候，那个姑娘绊了一交，几乎扑倒在地上。她发出一声呼痛的尖叫。她一定又跌在那条受伤的手臂上了。温斯顿马上停步。那姑娘已经跪了起来。她的脸色一片蜡黄，嘴唇显得更红了。她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他，求援的神色与其说是出于痛楚不如说是出于害怕。 　　温斯顿心中的感情很是奇特。在他前面的是一个要想杀害他的敌人，然而也是一个受伤的，也许骨折的人。他出于本能已经走上前去要援助她。他一看到她跌着的地方就在那条扎着绷带的手臂上，就感到好象痛在自己身上一样。 　　"你摔痛了没有?"他问着。 　　"没什么。摔痛了胳膊。一会儿就好了。" 　　她说话时好象心在怦怦地乱跳。她的脸色可真是苍白得很。 　　"你没有摔断什么吗?" 　　"没有，没事儿。痛一会儿就会好的。" 　　她把没事的手伸给他，他把她搀了起来。她的脸色恢复了一点，看上去好多了。 　　"没事儿，"她又简短地说。"我只是把手腕摔痛了一些。谢谢你，同志！" 　　她说完就朝原来的方向走去，动作轻快，好象真的没事儿一样。整个事情不会超过半分钟。不让自己的脸上现出内心的感情已成为一种本能，而且在刚才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好站在一个电幕的前面。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难不露出一时的惊异，因为就在他搀她起身时，那姑娘把一件不知什么东西塞在他的手里。她是有心这样做的，这已毫无疑问。 　　那是一个扁平的小东西。他进厕所门时，把它揣在口袋里，用手指摸摸它。原来是折成小方块的一张纸条。 　　他一边站着小便，一边设法就在口袋里用手指把它打了开来。显然，里面一定写着要同他说的什么话。他一时冲动之下，想到单间的马桶间里去马上打开它。但是这样做太愚蠢。这他也知道。没有任何别的地方使你更有把握，因为电幕在连续不断地监视着人们。 　　他回到了他的小办公室，坐了下来，把那纸片随便放在桌上的一堆纸里，戴上了眼镜，把听写器拉了过来。他对自已说，"五分钟，至少至少要等五分钟！"他的心怦怦地在胸口跳着，声音大得令人吃惊。幸而他在做的那件工作不过是一件例行公事，纠正一长列的数字，不需要太多的注意力。 　　不论那纸片上写的是什么，那一定是有些政治章义的。 　　他能够估计到的，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的可能较大。即那个姑娘是思想警察的特务，就象他所担心的那样。 　　他不明白，为什么思想警察要用那种方式送信，不过他们也许有他们的理由。纸片上写的也许是一个威胁，也许是一张传票，也许是一个要他自杀的命令，也许是一个不知什么的圈套。但是还有一种比较荒诞不经的可能性不断地抬头，他怎么也压不下去。那就是，这根本不是思想警察那里来的而是某个地下组织送来的信息。也许，兄弟团真的是确有其事的！也许那姑娘是其中的一员！没有疑问，这个念头很荒谬，但是那张纸片一接触到他的手，他的心中就马上出现了这个念头。过了一两分钟以后，他才想到另外一个比较可能的解释。即使现在，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个信息可能就是死亡，但是，他仍旧不信，那个不合理的希望仍旧不散，他的心房仍在怦怦地跳着，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在对着听写器低声说一些数字时，使自已的声音不致发颤。 　　他把做完的工作卷了起来，放在输送管里。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分钟。他端正了鼻梁上的眼镜，叹了一口气，把下一批的工作拉到前面，上面就有那张纸片，他把它摊平了。上面写的是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我爱你他吃惊之余，一时忘了把这容易招罪的东西丢进忘怀洞里。等到他这么做时，他尽管很明白，表露出太多的兴趣是多么危险，还是禁不住要再看一遍，哪怕只是为了弄清楚上面确实写着这几个字。 　　这天上午他就无心工作。要集中精力做那些琐细的工作固然很难，更难的是要掩藏他的激动情绪，不让电幕察觉。 　　他感到好象肚子里有一把火在烧一样。在那人声嘈杂、又挤又热的食堂里吃饭成了一件苦事。他原来希望在吃中饭的时候能清静一会儿，但是不巧的是，那个笨蛋派逊斯又一屁股坐在他旁边，他的汗臭把一点点菜香都压过了，嘴里还没完没了地在说着仇恨周的准备情况。他对他女儿的侦察队为仇恨周做的一个硬纸板老大哥头部模型特别说得起劲，那模型足有两公尺宽。讨厌的是，在嗡嗡的人声中，温斯顿一点也听不清派逊斯在说些什么，他得不断地请他把那些蠢话再说一遍。只有一次，他看到了那个姑娘，她同两个姑娘坐在食堂的那一头。她好象没有瞧见他，他也就没有再向那边望一眼。 　　下午比较好过一些。午饭以后送来的一件工作比较复杂困难，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必须把别的事情都暂时撇在一边。这项工作是要篡改两年前的一批产量报告，目的是要损害核心党内一个重要党员的威信，这个人现在已经蒙上了阴影。这是温斯顿最拿手的事情，两个多小时里他居然把那个姑娘完全置诸脑后了。但是接着，他的记忆中又出现了她的面容，引起了不可克制的要找个清静地方的炽烈欲望。他不找到个清静的地方，是无法把这桩新发生的事理出一个头绪来的。今晚又是他该去参加邻里活动中心站的晚上，他又马马虎虎地在食堂里吃了一顿无味的晚饭，匆匆到中心站去，参加"讨论组"的讨论，这是一种一本正经的蠢事，打两局乒乓球，喝几杯杜松子酒，听半小时题叫《英社与象棋的关系》的报告。他内心里厌烦透了，可是他第一次没有要逃避中心站活动的冲动。看到了我爱你(Iloveyou)三字以后，他要活下去的欲望猛然高涨，为一些小事担风险太不划算了。一直到了二十三点，他回家上床以后，在黑暗中他才能连贯地思考问题。在黑暗中，只要你保持静默，你是能够躲开电幕的监视而安然无事的。 　　要解决的问题是个实际问题：怎样同那姑娘联系，安排一次约会?他不再认为她可能是在对他布置圈套了。他知道不会是这样，因为她把纸片递给他时，毫无疑问显得很激动。显然她吓得要命，谁都要吓坏的。他的心里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拒绝她的垂青。五天以前的晚上，他还想用一块铺路的鹅卵石击破她的脑袋；不过这没有关系。他想到她的赤裸的年轻的肉体，象在梦中见到的那样。他原来以为她象她们别人一样也是个傻瓜，头脑里尽是些谎言和仇恨，肚子里尽是些冰块。一想到他可能会失掉她，她的年轻白嫩的肉体可能从他手中滑掉，他就感到一阵恐慌。他最担心的是，如果他不同她马上联系上，她可能就此改变主意。但是要同她见面，具体的困难很大。这就象在下棋的时候，你已经给将死了却还想走一步。你不论朝什么方向，都有电幕对着你。实际上，从他看到那字条起，五分钟之内，他就想遍了所有同她联系的方法。现在有了考虑的时间，他就逐个逐个地再检查一遍，好象在桌上摆开一排工具一样。 　　显然，今天上午那样的相遇是无法依样画葫芦地再来一遍的了。要是她在记录司工作，那就简单得多，但是小说司在大楼里的坐落情况，他只有个极为模糊的概念，他也没有什么借口可到那里去。要是他知道她住在哪里和什么时候下班，他就可以想法在她回家的路上去见她。但是要跟在她后面回家并不安全，因为这需要在真理部外面荡来荡去，这一定会被人家注意到的。至于通过邮局写信给她，那根本办不到。因为所有的信件在邮递的过程中都要受到检查，这样一种必经的手续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实际上，很少人写信。有时万不得已要传递信息，就用印好的明信片，上面印有一长串现成的辞句，只要把不适用的话划掉就行了。反正，他也不知道那个姑娘的姓名，更不用说地址了。最后他决定，最安全的地方是食堂。要是他能够在她单独坐在一张桌子旁时接近她，地点又是在食堂中央，距离电幕不要太近，周围人声嘈杂，只要这样的条件持续有那么三十秒钟，也许就可以交谈几句了。 　　在这以后的一个星期里，生活就象在做辗转反侧的梦一样。第二天，在他要离开食堂时她才到来，那时已吹哨了。她大概换了夜班。他们两人擦身而过时连看也不看一眼。接着那一天，她在平时到食堂的时候在食堂中出现，可是有三个姑娘在一起，而且就坐在电幕下面。接着三天，她都没有出现。这使他身心紧张，特别敏感脆弱，好象一碰即破似的；他的任何一举一动，不管是接触还是声音，不管是他自己说话还是听人家说话，都成了无法忍受的痛苦。即使在睡梦中，他也无法完全逃避她的形象。他在这几天里没有去碰日记。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使他忘怀的话，那就是他的工作，有时可以一口气十分钟忘掉他自己。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一无所知，也不能去打听。她可能已经化为乌有了，也可能自杀了，也可能调到大洋国的另外一头去了——最糟糕，也是最可能的是，她可能改变了主意，决定避开他了。 　　第二天她又出现了，胳臂已去了悬吊的绷带，不过手腕上贴着橡皮膏。看到她，使他高兴得禁不住直挺挺地盯着她看了几秒钟。下一天，他差一点同她说成了话。那是当他进食堂的时候，她坐在一张距墙很远的桌子旁，周围没有旁人。时间很早，食堂的人不怎么多。队伍慢慢前进，温斯顿快到柜台边的时候，忽然由于前面有人说他没有领到一片糖精而又停顿了两分钟。但是温斯顿领到他的一盘饭莱，开始朝那姑娘的桌子走去时，她还是一个人坐在那里。他若无其事地朝她走去，眼光却在她后面的一张桌子那边探索。当时距离她大概有三公尺远。再过两秒钟就可到她身旁了。这时他的背后忽然有人叫他"史密斯！"他假装没有听见。那人又喊了一声"史密斯!"，声音比刚才大一些。再假装没有听见已没有用了。他转过头去一看，是个头发金黄、面容愚蠢的年青人，名叫维尔希，此人他并不熟，可是面露笑容，邀他到他桌边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下来。拒绝他是不安全的。在别人认出他以后，他不能再到一个孤身的姑娘的桌边坐下。这样做太会引起注意了。于是他面露笑容，坐了下来。那张愚蠢的脸也向他笑容相迎。温斯顿恨不得提起一把斧子把它砍成两半。 　　几分钟之后，那姑娘的桌子也就坐满了。 　　但是她一定看到了他向她走去，也许她领会了这个暗示。第二天，他很早就去了。果然，她又坐在那个老地方附近的一张桌边，又是一个人。队伍里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个子矮小，动作敏捷，象个甲壳虫一般，他的脸型平板，眼睛很小，目光多疑。温斯顿端起盘子离开柜台时，他看到那个小个子向那个姑娘的桌子走去。他的希望又落空了。再过去一张桌子有个空位子，但那小个子的神色表露出他很会照顾自己，一定会挑选一张最空的桌子。温斯顿心里一阵发凉，只好跟在他后边，走过去再说。除非他能单独与那姑娘在一起，否则是没有用的，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忽拉一声。那小个子四脚朝天，跌在地上，盘子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汤水和咖啡流满一地。他爬了起来，不高兴地看了温斯顿一眼，显然怀疑是他故意绊他跌交的。不过不要紧。五秒钟以后，温斯顿心怦怦地跳着，他坐在姑娘的桌旁了。 　　他没有看她，他放好盘子就很快吃起来。应该趁还没有人到来以前马上说话，但是他忽然一阵疑惧袭心。打从上次她向他有所表示以来，已有一个星期了。她很可能已经改变了主意，她一定已经改变了主意!这件事要搞成功是不可能的；实际生活里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要不是他看到那个长发诗人安普尔福思端着一盘菜饭到处逡巡要想找个座位坐下，他很可能根本不想开口的。安普尔福思对温斯顿好象有种说不出的感情，如果看到温斯顿，肯定是会到他这里就座的。现在大约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要行动就得迅速。这时温斯顿和那姑娘都在吃饭。他们吃的东西是用菜豆做的炖菜，实际上同汤一样。温斯顿这时就低声说起来。他们两人都没有抬起头来看，一边把稀溜溜的东西送到嘴里，一边轻声地交换几句必要的话，声色不露。 　　"你什么时候下班?" 　　"十八点三十分。" 　　"咱们在什么地方可以见面?" 　　"胜利广场，纪念碑附近。" 　　"那里尽是电幕。" 　　"人多就不要紧。" 　　"有什么暗号吗?" 　　"没有。看到我混在人群中的时候才可以过来。眼睛别看我。跟在身边就行了。" 　　"什么时间?" 　　"十九点。" 　　"好吧。" 　　安普尔福思没有见到温斯顿，在另外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那姑娘很快地吃完了饭就走了，温斯顿留了下来抽了一支烟。他们没有再说话，而且也没有相互看一眼，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旁，这可不容易做到。 　　温斯顿在约定时间之前就到了胜利广场。他在那个大笛子般的圆柱底座周围徘徊，圆柱顶上老大哥的塑像向南方天际凝视着，他在那边曾经在"一号空降场战役"中歼灭了欧亚国的飞机(而在几年之前则是东亚国的飞机)。纪念碑前的街上，有个骑马人的塑像，据说是奥立佛·克伦威尔。在约定时间五分钟以后，那个姑娘还没有出现。温斯顿心中又是一阵疑惧。她没有来，她改变了主意!他慢慢地走到广场北面，认出了圣马丁教堂，不由得感到有点高兴，那个教堂的钟声——当它还有钟的时候——曾经敲出过"你欠我三个铜板"的歌声。这时他忽然看到那姑娘站在纪念碑底座前面在看——或者说装着在看——上面贴着的一张招贴。在没有更多的人聚在她周围之前上去走近她，不太安全。纪念碑四周尽是电幕。但是这时忽然发生一阵喧哗，左边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重型车辆的声音。突然人人都奔过广场。那个姑娘轻捷地在底座的雕狮旁边跳过去，混在人群中去了。温斯顿跟了上去。他跑去的时候，从叫喊声中听出来，原来是有几车欧亚国的俘虏经过。 　　这时密密麻麻的人群已经堵塞了广场的南边。温斯顿平时碰到这种人头济济的场合，总是往边上靠的，这次却又推又搡，向人群中央挤去。他不久就到了离那姑娘伸手可及的地方，但中间夹了一个魁梧的无产者和一个同样肥大的女人，大概是无产者的妻子，他们形成了一道无法越过的肉墙。温斯顿把身子侧过来，猛的一挤，把肩膀插在他们两人的中间，打开了一个缺口，可是五脏六肺好象被那两个壮实的躯体挤成肉浆一样。但他出了一身大汗，终于挤了过去。他现在就在那姑娘身旁了。他们肩挨着肩，但眼睛都呆呆地直视着前方。 　　这时有一长队的卡车慢慢地开过街道，车上每个角落都直挺挺地站着手持轻机枪、面无表情的警卫。车上蹲着许多身穿草绿色破旧军服的人，脸色发黄，互相挤在一起。他们的悲哀的蒙古种的脸木然望着卡车的外面，一点也没有感到好奇的样子。有时卡车稍有颠簸，车上就发出几声铁链叮当的声音；所有的俘虏都戴着脚镣。一车一车的愁容满脸的俘虏开了过去。温斯顿知道他们不断地在经过，但是他只是时断时续地看到他们。那姑娘的肩膀和她手肘以上的胳臂都碰到了他。她的脸颊挨得这么近，使他几乎可以感到她的温暖。这时她马上掌握了局面，就象在食堂那次一样。她又口也不张，用不露声色的声音开始说话，这样细声低语在人声喧杂和卡车隆隆中是很容易掩盖过去的。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 　　"星期天下午你能调休吗?" 　　"能。" 　　"那么听好了。你得记清楚。到巴丁顿车站去——" 　　她逐一说明了他要走的路线，清楚明确，犹如军事计划一样，使他感到惊异。坐半小时火车，然后出车站往左拐，沿公路走两公里，到了一扇顶上没有横梁的大门，穿过了田野中的一条小径，到了一条长满野草的路上，灌木丛中又有一条小路，上面横着一根长了青苔的枯木。好象她头脑里有一张地图一样。她最后低声说，"这些你都能记得吗?" 　　"能。" 　　"你先左拐，然后右转，最后又左拐。那扇大门顶上没横梁。" 　　"知道。什么时间?" 　　"大约十五点。你可能要等。我从另外一条路到那里。你都记清了?" 　　"记清了。" 　　"那么马上离开我吧。" 　　这，不需要她告诉他．但是他们在人群中一时还脱不开身。卡车还在经过，人们还都永不知足地呆看着。开始有几声嘘叫，但这只是从人群中间的党员那里发出来的，很快就停止了。现在大家的情绪完全是好奇。不论是从欧亚国或东亚国来的外国人都是一种奇怪陌生的动物。除了俘虏，很少看到他们，即使是俘虏，也只是匆匆一瞥。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们的下场如何，只知其中有少数人要作为战犯吊死。别的就无影无踪了，大概送到了强迫劳动营。圆圆的蒙古种的脸过去之后，出现了比较象欧洲人的脸，肮脏憔悴，满面胡须。 　　从毛茸茸的面颊上露出的目光射到了温斯顿的脸上，有时紧紧地盯着，但马上就一闪而过了。车队终于走完。他在最后一辆卡车上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满脸毛茸茸的胡须，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双手叉在胸前，好象久已习惯于把他的双手铐在一起了。温斯顿和那姑娘该到了分手的时候了。但就在这最后一刹那，趁四周人群还是很挤的时候，她伸过手来，很快地捏了一把他的手。 　　这一捏不可能超过十秒钟，但是两只手好象握了很长时间。他有充裕的时间摸熟了她的手的每一个细部。他摸到了纤长的手指，椭圆的指甲，由于操劳而磨出了老茧的掌心，手腕上光滑的皮肤。这样一摸，他不看也能认得出来。这时他又想到，他连她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也不知道。可能是棕色，但是黑头发的人的眼睛往往是蓝色的。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她，未免太愚蠢了。他们两人的手握在一起，在拥挤的人群中是不易发觉的，他们不敢相互看一眼，只是直挺挺地看着前面，而看着温斯顿的不是那姑娘，而是那个上了年纪的俘虏，他的眼光悲哀地从毛发丛中向他凝视着。

第九章 　　温斯顿从稀疏的树荫中穿过那条小路，在树枝分开的地方，就映入了金黄色的阳光。在左边的树下，地面白茫茫地长着风信子。空气润湿，好象在轻轻地吻着皮肤。这是五月的第二天。从树林深处传来了斑鸠的嘤鸣。 　　他来得稍为早了一些。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个姑娘显然很有经验，使他不象平时那么害怕。大概可以信赖她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般的来说，你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在乡下一定比在伦敦更加安全。不错，在乡下没有电幕，但是总有碰上窃听器的危险，把你的说话声录下来；此外，一个人出门要不引起注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百公里之内，不需要拿你的通行证去申请许可，但是有时火车站附近有巡逻队，要检查在那里碰到的党员的身份证，询问一些使人为难的问题。但是那天没有碰到巡逻队，在出车站以后，他一路上不时回头看，确信没有人钉他的梢。火车上尽是无产者，因为天气和暖，个个都高高兴兴的。他搭的硬座车厢坐满了一个大家庭，从老掉了牙的老奶奶到才满月的婴孩，他们是到乡下亲戚家中去串门，弄一些黑市黄油，他们很坦率地这么告诉温斯顿。 　　这条路慢慢地开阔起来，不久他就到了她告诉他的那条小径上了，那是牛群在灌木丛中踩踏出来的。他没有带表，但是知道还不到十五点。脚下到处是风信子，要不踩在上面是办不到的。他蹲了下来，摘了一些，一半是消遣时间，但是也模模糊糊地想到要在同那姑娘见面时献给她一束花。他摘了很大的一束，正在嗅着它的一股不好闻的淡淡的香味时，忽然听到背后有人踩踏枯枝的脚步声，不禁吓得动弹不得。 　　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继续摘花。很可能就是那姑娘，但也可能还是有人钉上了他。回过头去看就是做贼心虚。他一朵又一朵地摘着。这时有一只手轻轻地落到了他的肩上。 　　他抬头一看，原来是那姑娘。她摇摇头，显然是警告他不要出声，然后拨开树校，沿着那条狭狭的小径，很快地引着路走到树林深处去。显然她以前去过那里，因为她躲闪坑坑洼洼非常熟练，好象出于习惯一样。温斯顿跟在后面，手中仍紧握着那束花。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感到放心，但是他看着前面那个苗条健康的身子，上面束着那条猩红的腰带，宽紧适当，露出了她的臀部的曲线，他就沉重地感到了自惭形秽。即使事到如今，她回头一看，仍很可能就此打退堂鼓。 　　甜美的空气和葱翠的树叶使他感到气馁。在从车站出来的路上，五月的阳光已经使他感到了全身肮脏，脸色苍白，完全是个过惯室内生活的人，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嵌满了伦敦的煤烟尘土。他想到至今为止她大概从来还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到过他。他们到了她说到过的那根枯木的旁边，她一跃过去，在一片密密麻麻的灌木丛中拨开树枝，温斯顿跟着她走到一个天然的小空地，那块小小的多草的土墩周围都是高高的幼树，把它严密地遮了起来。那姑娘停了步，回过身来说："咱们到了。" 　　他面对着她，相距只有几步远。但是他仍不敢向她靠近。 　　"我在路上不想说什么话，"她继续说，"万一什么地方藏着话筒。我想不至于，但仍有可能性。他们那些畜生总可能有一个认出你的声音来。这里就没事了。" 　　他仍没有勇气靠近她。"这里就没事了?"他愚蠢地重复说。 　　"是的。你瞧这些树。"这些树都是小榛树，从前给砍伐过，后来又长了新苗，都是细长的干儿，没有一棵比手腕还粗。"没有一棵大得可以藏话筒。再说，我以前来过这里。" 　　他们只是在没话找话说。他已经想法走近了她一些。她挺着腰站在他前面，脸上的笑容隐隐有股嘲笑的味道，好象在问他为什么迟缓地不动手。风信子掉到了地上，好象是自己掉下来似的。他握住她的手。 　　"你能相信吗，"他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眼睛的颜色?"他注意到它们是棕色的，一种比较淡的棕色，睫毛却很浓。 　　"现在你既然已经看清了我，你还能多看一眼吗?" 　　"能。很容易。"他又说，"我三十九岁，有个摆脱不了的妻子。我患静脉曲张，有五个假牙。" 　　"我都不在乎，"那姑娘说。 　　接着，也很难说究竟是谁主动，她已在他的怀里了。起初，他除了感到完全不可相信之外，没有任何感觉。那个年轻的身躯靠在他的身上有些紧张，一头黑发贴在他的脸上，说真的，她真的抬起了脸，他开始吻她红润的宽阔的嘴。她的双臂楼紧了他的脖子，轻轻地叫他亲爱的，宝贝，心肝儿。 　　他把她拉到地上，她一点也不抗拒，听任他的摆布，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肌肤的相亲，并没有使他感到肉体上的刺激。他所感到的仅仅是不可相信和骄傲。 　　他很高兴，终于发生了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肉体上的欲望。事情来得太快了，她的年轻，她的美丽，使他害怕，他已习惯过没有女人的生活——他也不知道什么缘故。那个姑娘坐了起来，从头发里捡出一朵风信子。她靠着他坐着，伸手搂住他的腰。 　　"没有关系，亲爱的，不用急。整个下午都是咱们的。这地方很隐蔽，是不是?有一次集体远足我迷了路才发现的。 　　要是有人过来，一百公尺以外就可以听到。" 　　"你叫什么名字?"温斯顿问。 　　"裘莉亚。我知道你叫什么。温斯顿——温斯顿·史密斯。" 　　"你怎么打听到的?" 　　"我想打听这种事情我比你有能耐，亲爱的。告诉我，在那天我递给你条子以前，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他没有想到要对她说谎话。一开始就把最坏的想法告诉她，这甚至也是爱的表示。 　　"我一见你就恨你，"他说。"我想强奸你，然后再杀死你。两个星期以前，我真的想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打破你的脑袋。要是你真的想知道，我以为你同思想警察有联系。" 　　那姑娘高兴地大笑起来，显然认为这是对她伪装巧妙的恭维。 　　"思想警察！你真的那么想吗?" 　　"嗳，也许不完全是这么想。但是从你的外表来看，你知道，就只是因为你又年轻，又肉感，又健康，我想，也许——" 　　"你想我是个好党员。言行纯洁。旗帜、游行、口号、比赛、集体郊游——老是搞这样的事情。你想我一有机会就会揭发你是思想犯，把你于掉?" 　　"是的，几乎是那样。好多好多年青的姑娘都是那样，这个你也知道。"』"全赖这捞什子，"她一边说，一边把少年反性同盟的猩红色腰带扯了下来，扔在一根树枝上。接着，她想起了一件事情，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小块巧克力来，一掰成两块，给了温斯顿一块。他没有吃就从香味中知道这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巧克力，颜色很深，晶晶发亮，用银纸包着。一般的巧克力都是暗棕色的，吃起来象垃圾堆烧出来的烟味，这是最相近的形容。但是有的时候，他也吃到过象她给他的那种巧克力。第一阵闻到的香味勾起了他的模糊记忆，但是记不清是什么了，尽管这感觉很强烈，久久不去。 　　"你从哪儿搞到这玩艺儿的?"他问。 　　"黑市，"她毫不在乎地说。"你瞧，我实际上就是那种女人。我擅长玩把戏。在少年侦察队里我做过队长。每星期三个晚上给少年反性同盟做义务活动。我没完没了地在伦敦到处张贴他们的胡说八道的宣传品。游行的时候我总是举大旗。我总是面带笑容，做事从来不退缩。总是跟着大伙儿一起喊。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 　　温斯顿舌尖上的第一口巧克力已经融化，味道很好。但是那个模糊的记忆仍在他的意识的边缘上徘徊，一种你很明显地感觉到，但是却又确定不了是什么具体形状的东西，好象你从眼角上看到的东西。他把它撇开在一旁，只知道这是使他很后悔而又无法挽救的一件事的记忆。 　　"你很年轻，"他说。"你比我小十几岁。象我这样一个人，你看中什么?" 　　"那是你脸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我。我决定冒一下险。 　　我很能发现谁是不属于他们的人。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反对他们(them)。" 　　他们(Them)，看来是指党，尤其是指核心党，她说起来用公开的讥嘲的口气，这种仇恨的情绪使温斯顿感到不安，尽管他知道如果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话，他们现在呆的地方肯定是安全的。她身上有一件事使他感到很惊讶，那就是她满嘴粗话。党员照说不能说骂人的话，温斯顿自己很少说骂人的话，至少不是高声说。但是裘莉亚却似乎一提到党，特别是核心党，就非得用小胡同里墙上粉笔涂抹的那种话不可。他并不是不喜欢。这不过是她反对党和党的一切做法的一种表现而已，而且似乎有点自然健康，象一头马嗅到了烂草打喷嚏一样。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空地，又在稀疏的树荫下走回去，只要小径够宽可以并肩走，就互相搂着腰。他觉得去了腰带以后，她的腰身现在柔软多了。他们说话很低声。裘莉亚说，出了那块小空地，最好不出声。他们不久就到了小树林的边上。她叫他停了步。 　　"别出去。外面可能有人看着。我们躲在树枝背后就没事。" 　　他们站在榛树荫里。阳光透过无数的树叶照在他们的脸上仍是热的。温斯顿向远处田野望去，发现这个地方是他认识的，不禁觉得十分惊异。他一眼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古老的牧场，草给啃得低低的，中间弯弯曲曲地有一条小径，到处有鼹鼠洞。在对面高高矮矮的灌木丛里，可以看到榆树枝在微风中摇摆，树叶象女人的头发一样细细地飘动。尽管看不到，肯定在附近什么地方，有一条溪流，绿水潭中有鲤鱼在游泳。 　　"这里附近是不是有条小溪?"他轻轻问道。 　　"是啊，有一条小溪。在那边那块田野的边上。里面有鱼，很大的鱼。你可以看到它们在柳树下面的水潭里浮沉，摆动着尾巴。" 　　"那是黄金乡——就是黄金乡，"他喃喃地说。 　　"黄金乡?" 　　"没什么，亲爱的。那是我有时在梦中见到的景色。" 　　"瞧!"裘莉亚轻声叫道。 　　一只乌鸦停在不到五公尺远的一根高度几乎同他们的脸一般齐的树枝上。也许它没有看到他们。它是在阳光中，他们是在树荫里。它展开翅膀，又小心地收了起来，把头低了一会儿，好象向太阳致敬，接着就开始唱起来，嘤鸣不绝。 　　在下午的寂静中，它的音量是很惊人的。温斯顿和裘莉亚紧紧地挨在一起，听得入了迷。这样一分钟接着一分钟，那只乌鸫鸣叫不已，变化多端，从来没有前后重复的时候，好象是有心表现它的精湛技艺。有时候它也暂停片刻，舒展一下翅翼，然后又收敛起来，挺起色斑点点的胸脯，又放怀高唱。温斯顿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看着。那只鸟是在为谁，为什么歌唱?并没有配偶或者情敌在听它。它为什么要栖身在这个孤寂的树林的边上兀自放怀歌唱?他心里想，不知附近有没有安装着窃听器。他和裘莉亚说话很低声，窃听器是收不到他们的声音的，但是却可以收到乌鸫的声音。也许在窃听器的另一头，有个甲壳虫般的小个子在留心窃听——听到的却是鸟鸣。可是乌鸫鸣叫不止，逐渐把他的一些猜测和怀疑驱除得一干二净。这好象醍醐灌顶，同树叶缝中漏下来的阳光合在一起。他停止了思想，只有感觉在起作用。他怀里的姑娘的腰肢柔软温暖。他把她的身子挪转一下从而使他俩面对着面；她的肉体似乎融化在自已的肉体里了。他的手摸到哪里，哪里就象水一样不加抗拒。他们的嘴唇贴在一起；同刚才的硬梆梆的亲吻大不一样。他们再挪开脸的时候，两个人都深深地叹口气。那只鸟也吃了一惊，扑翅飞走了。 　　温斯顿的嘴唇贴在她的耳边轻轻说："马上。" 　　"可不能在这里，"她轻轻回答。"回到那块空地去。那里安全些。" 　　他们很快地回到那块空地，一路上折断了一些树枝。一回到小树丛中之后，她就转过身来对着他。两个人都呼吸急促，但是她的嘴角上又现出了笑容。她站着看了他一会，就伸手拉她制服的拉练。啊，是的!这几乎同他梦中所见的一样。几乎同他想象中的一样快，她脱掉了衣服，扔在一旁，也是用那种美妙的姿态，似乎把全部文明都抛置脑后了。她的肉体在阳光下显得十分白晰。但他一时没有去看她的肉体，他的眼光被那露出大胆微笑的雀斑脸庞给吸引住了。他在她前面跪了下来，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 　　"你以前干过吗?" 　　"当然干过。几百次了——嗳，至少几十次了。" 　　"同党员一起?" 　　"是的，总是同党员一起。" 　　"同核心党的党员一起?" 　　"那可没有，从来没有同那些畜牲一起。不过他们如果有机会，有不少人会愿意的。他们并不象他们装作的那样道貌岸然。" 　　他的心跳了起来。她已经干了几十次了；他真希望是几百次，几千次。任何腐化堕落的事都使他感到充满希望。谁知道?也许在表面的底下，党是腐朽的，它提倡艰苦朴素只不过是一种掩饰罪恶的伪装。如果他能使他们都传染上麻疯和梅毒，他一定十分乐意这么做!凡是能够腐化、削弱、破坏的事情，他都乐意做!他把她拉下身来，两人面对着面。 　　"你听好了，你有过的男人越多，我越爱你。你明白吗?" 　　"完全明白。" 　　"我恨纯洁，我恨善良。我都不希望哪里有什么美德。 　　我希望大家都腐化透顶。" 　　"那么，亲爱的，我应该很配你。我腐化透顶。" 　　"你喜欢这玩艺儿吗?我不是只指我；我指这件事本身。" 　　"我热爱这件事。" 　　这就是他最想听的话。不仅是一个人的爱，而是动物的本能，简单的不加区别的欲望：这就是能够把党搞垮的力量。他把她压倒在草地上，在掉落的风信子的中间。这次没有什么困难。不久他们的胸脯的起伏恢复到正常的速度，兴尽后分开躺在地上了。阳光似乎更加暖和了。两人都有了睡意。他伸手把制服拉了过来，盖在她身上。接着两人就马上睡着了，大约睡了半个小时。 　　温斯顿先醒。他坐起身来，看着那张仍旧睡着，枕在她的手掌上的雀斑脸。除了她的嘴唇以外，你不能说她美丽。 　　如果你细看，眼角有一两条皱纹。短短的黑发特别浓密柔软。他忽然想到他还不知道她姓什么，住在哪里。 　　睡着的无依无靠的年轻健康的肉体引起了他一种怜悯的、保护的心情。但是却不完全是刚才站在榛树下听那乌鸫鸣叫时所感到的那种盲目的柔情。他把制服拉开，看她的洁白如脂的肉体。他想，要是在从前，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的肉体，就动了欲念，事情就是那么单纯。可是如今己没有纯真的爱或纯真的欲念了。没有一种感情是纯真的，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的打击。这是一件政治行为。

第十章 　　"这里我们可以再来一次。"裘莉亚说。"随便哪个地方只用两次还是安全的。不过当然，在一两个月之内却不能用。" 　　她一醒来，神情就不同了。她又变得动作干净利落起来。她穿上了衣服，腰上系起了猩红的腰带，开始安排回去的行程。把这种事情交她去办，似乎很自然。她显然在实际生活方面很有办法，而这正是温斯顿所欠缺的。而且她对伦敦周围的乡间十分熟悉，了若指掌，这是她从无数次集体郊游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她给他安排的路线与他来的路线大不相同，要他到另外一个车站去伦敦。她说，"千万不要走同一条路线回家，"好象是阐明一条重要的原理似的。她先走，温斯顿等半小时以后才在她后面走。 　　她还说了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在四天以后下班时在那里相会。那是一条比较穷苦住宅区的街道，那里有一个露天市场，一般都很拥挤喧闹。她将在那里的货摊之间徘徊，假装是寻找鞋带或者线团。如果她认为平安无事，她见他走近就擤鼻子；否则他就得装着不认识走过去。但是如果运气好，他们就可以在人群中间太平无事地说上一刻钟的话，安排下一次的约会。 　　"现在我得走了，"一等到他记住了她的吩咐，她就说道。"我得在十九点三十分回去。我要为少年反性同盟尽两小时的义务，发传单等等的事情，你说可恶不可恶?给我梳一下头发好不好?头发里有树叶吗?肯定没有?那么再见，亲爱的，再见!" 　　她投在他怀里，狠狠地吻他，一会儿后她就推开幼树，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树林中了。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她姓什么，往在哪里。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不可能在室内相会，或者交换什么信件。 　　后来他们一直没有再到树林中那块空地里去过。五月份他们只有一次机会真的作了爱。那是在裘莉亚告诉他的另外一个隐蔽的地方，在三十年前曾经有颗原子弹掉在那里的几乎成了一片荒野的所在，有一个炸毁的教堂，那地方就在教堂的钟楼里。只要你能走到那里，那个地方很不错，但是要到那里却很危险。其余的时间，他们只能在街上相会，每次都换地方，每次都从来没有超过半小时。在街上，一般是能够说些话的。他们在人头济济的人行道上慢慢走，一前一后，从来不互相看一眼，却能奇怪地进行时断时续的谈话，就象灯塔一亮一灭一样，如果看到有穿党员制服的人定近或者附近出现一个电幕，就突然哑声不言，几分钟以后又把刚才说的半句话继续说下去，但是到了约定分手的地方又突然中断，到了第二天晚上又没头没脑地继续下去。裘莉亚似乎很习惯于这种谈话方式，她称为"分期谈话"。她说话不动嘴皮，技巧娴熟，令人惊奇。他们每天晚上见面，几乎快有一个月，在这过程中，他们只有一次做到了亲个吻。那是他们在一条横街上不言不语地走着的时候(裘莉亚一离开大街就从来不说话)，突然响起一声震耳的轰鸣，地面震动，空中一片乌黑，温斯顿跌到在地，又痛又怕。一定是附近掉了一个火箭。突然之间他发现裘莉亚的脸就近在几厘米旁边，面无血色，象白粉一样。甚至她的嘴唇也发白。她已经死了!他把她搂过来，却发现自己吻的是个活人的温暖的脸。 　　但是他的嘴唇接触到一种粉末状的东西。原来两人的脸上尽是厚厚的一层灰泥。 　　也有一些晚上，他们到了约好的地方，却不得不连招呼也不打就走开了，因为正好街角有个巡逻队过来，或者头顶上有直升飞机巡逻。即使不那么危险，要找时间相会也很困难。因为温斯顿一周工作六十小时，裘莉亚的工作时间更长，他们倒休的日子因工作忙闲而异，并不经常吻合，反正裘莉亚从来没有一个晚上是完全有空的。她花了不少时间参加听报告和游行，为少年反性同盟散发传单，为仇恨周做旗帜，为节约运动募捐，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她说这样做有好处；这是一种伪装。小地方你如果守规矩，大地方你就能打破规矩。她甚至说服温斯顿参加那些热心的党员都尽义务参加的加班军火生产，这样又牺牲了他的一个晚上的时间。 　　因此每星期有一个晚上，温斯顿就得化四个小时干令人厌倦的工作，在一个灯光暗淡的透风的车间里，在电幕音乐和锤子敲打的单调声中，把小零件旋在一起，这大概是炸弹的导管。 　　他们在教堂的钟楼相会时，若断若续的谈话所遗留的空隙就填满了。那是个炎热的下午。钟楼上那间四方的小房子里空气闷热停滞，有股强烈的鸽屎味。他们坐在尘土很厚、嫩枝遍地的地板上谈了好几小时的话，过一会儿两人之中就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到窗缝里去了望一眼，看有没有人走近。 　　裘莉亚二十六岁，同其他三十个姑娘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总是生活在女人臭里！我真恨女人！"她补充说。)不出他的所料，她在小说司管小说写作器。她很喜欢她的工作，这主要是管理维修一台功率很大但很不易伺候的电机。她并不"聪明"，但是喜欢动手，搞机器就感到自在。她能够介绍给你怎样创作一部小说的全部过程，从计划委员会发出的总指示到改写小组的最后润饰。但是她对成品没有兴趣。她说，她"不怎么喜欢读书"。书本只不过是要生产的商品，就象果酱或鞋带一样。 　　她对六十年代早期以前的事都记不得什么了，她所认识的人中，唯一经常谈到革命前日子的人是她八岁时不再见到的爷爷。她上学时是曲棍球队队长，连续两年获得体操奖杯，当过少年侦察队的小队长，青年团支部书记，最后参加了少年反性同盟。她得到的鉴定一直很出色。她甚至被送到小说司里的色情文学处工作，这是某人名声可靠的毫无置疑的标志，因为该处的工作就是为无产者生产廉价的色情文学。据她说，在里面的工作人员称它为垃圾场。她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协助生产象《最佳故事选》或《女学校的一夜》等密封寄发的书籍，无产者青少年偷偷摸摸地买去消遣，象买禁书一样。 　　"这些书写些什么?"温斯顿好奇地问。 　　"哦，完全是胡说八道。实际上都很无聊。他们一共只有六种情节，互相抄来抄去。当然我只是在管万花筒。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改写组。要我动笔可不行，亲爱的——水平不够。" 　　他惊异地获悉，除了头头以外，色情文学处的工作人员全是姑娘。他们所根据的理论是，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不易控制，因此更有可能遭到他们自己所制造的淫诲作品的腐蚀。 　　"他们甚至不要已婚的女人到那里去工作，"她还说。"一般总认为姑娘都很纯洁。这里却有一个不是那样。" 　　她第一次同男人发生关系是在十六岁的时候，对象是个六十岁的党员，他后来怕遭到逮捕便自杀了。"他干得很干净，"袭莉亚说。"否则，他一招供，他们就会知道我的名字。" 　　从此以后，她又有过好几起。在她看来，生活很简单。你想快快活活过日子，"他们"——指的是党——都不让你快活，你就尽量打破它的规矩。她似乎认为，"他们"要剥夺你的快活，就象你要避免被逮住一样，是很自然的事。她憎恨党，而且用很粗的话这么说，但是她对党却没有一般的批评。对于党的理论，除非触及她的生活，她一概没有兴趣。他注意到，她从来不用新话，只有一两句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流行的除外。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兄弟会，不相信有这个组织的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反叛党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她认为都是愚蠢之极。聪明人该做的事是打破它的规矩而不危及你的生命。他隐隐地想，在年轻一代中间不知有多少象她那样的人。这一代人是在革命后的世界中长大的，不知有别的世界，把党视为万世不易的东西，就象头上的天空一样，对它的权威绝不反抗，只是千方百计加以回避，就象兔子躲开猎狗一样，他们没有谈到结婚的可能性。这事太渺茫了，连想也不值一想。即使能有办法除掉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也没有一个委员会会批准这样一桩婚事。即使做白日梦，也是没有希望的。 　　"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的妻子?"裘莉亚问。 　　"她是——你知道新话中有个词儿叫'思想好'的吗?那是说天生的正经派，根本不可能有坏思想的念头。" 　　"我不知道这个词儿，不过我知道那号人，太知道了。" 　　他就把他婚后生活情况告诉她，奇怪的是，她似乎早已知道了其中的主要环节。她好象亲眼看到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一样，向他一一描述他一碰到凯瑟琳，凯瑟琳的身体就僵硬起来，即使她的胳膊紧紧地搂住了他，她似乎仍在使劲推开他。同裘莉亚在一起，他觉得谈到这种事情一点也不感到困难，反正凯瑟琳早已不再是一种痛苦的记忆，而成了一种可厌的记忆了。 　　"要不是为了这一点，我还是可以忍受的，"他说。接着他把凯瑟琳每星期一次在同一天的晚上迫着他象办例行公事似地干那件事的情况告诉她。"她不愿干这件事，但又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她不这么干。她曾经把它叫做——你猜也猜不到。" 　　"咱们对党的义务，"裘莉亚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的?" 　　"亲爱的，我也上过学。在学校里对十六岁以上的姑娘每个月有一次性教育讲座。在青年团里也有。他们长年累月地这样向你灌输。在许多人身上大概生了效。但是，当然，谁也说不准；人人都是伪君子。" 　　她开始在这个题目上发挥起来。在裘莉亚身上，一切的事情都要推溯到她自己在性方面的强烈意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一触及到这个问题，她就显得特别敏锐。不象温斯顿，她了解党在性方面搞禁欲主义的内在原因。这只是因为性本能创造了它自己的天地，非党所能控制，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尤其重要的是，性生活的剥夺能够造成歇斯底里，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可以把它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她是这么说的："你作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事后你感到愉快，天塌下来也不顾。他们不能让你感到这样。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要是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 　　他想，这话说得有理，在禁欲和政治上的正统性之间，确有一种直接的紧密的关系。因为，除了抑制某种强烈的本能，把它用来作为推动力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把党在党员身上所要求的恐惧、仇恨、盲目信仰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呢?性的冲动，对党是危险的，党就加以利用。他们对人们要想做父母的本能，也耍弄了同样的手段。要废除家庭是实际做不到的，相反，还鼓励大家要钟爱自己的子女，这种爱护几乎是一种极其老式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却有计划地教子女反对父母，教他们侦察他们的言行，密告他们的偏离正统的倾向。家庭实际上成了思想警察的扩大，用这种方法可以用同你十分接近的人做告密者，日日夜夜地监视着你。 　　他又突然想到了凯瑟琳。凯瑟琳太愚蠢，没有识破他的见解的不合正统，要不然的话，早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他了。 　　但在这当儿使他想起它来的还是由于下午空气的闷热，使他额上冒了汗。他就开始向袭莉亚说到十一年前也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下午所发生的事，或者不如说所没有能够发生的事。 　　那是在他们婚后三、四个月的时候。他们到肯特去集体远足迷了路。他们掉在大队的后面只不过几分钟，不过拐错了一个弯，到了一个以前的白垩土矿场的边缘上，悬崖有十公尺到二十公尺深，底下尽是大石块。附近没有人可以问路。凯瑟琳一发现迷了路就十分不安起来。离开吵吵嚷嚷的远足伙伴哪怕只有一会儿，也使她感到做了错事。她要顺着原路走回去，朝别的方向去寻找别人。但是这时温斯顿看到他们脚下悬崖的石缝里长着几簇黄莲花。其中一簇有品红和橘红两种颜色，显然出于同根。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因此他把凯瑟琳叫过来看。 　　"瞧，凯瑟琳！瞧这几朵花。靠近矿底的那一簇。你瞧清楚了没有，是两种颜色?" 　　她本来已经转了身要走了，这时勉强回来看了一眼。她甚至在悬崖上伸出脖子去看他指的地方。他站在她后面不远，把手扶着她的腰。这时他忽然想到附近没有一个人影，只有他们两个，连树叶也纹丝不动，更没有一声鸟语。在这样一个地方，装有窃听器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即使有，也只能录到声音。这时是下午最热最困的时候。阳光向他们直晒，他的脸上流下了汗珠。他突然想到了这个念头…… 　　"你为什么不推她一把?"裘莉亚说。"换了我就会推的。" 　　"是的，你会推的。要是换了现在的我，我也会推的。 　　也许——不过我说不好。" 　　"你后悔没有推吗?" 　　"是的，可以说我后悔没有推。" 　　他们并排坐在尘土厚积的地板上。他把她拉得近一些。 　　她的脑袋偎在他的肩上，她头发上的香气盖过了鸽子屎臭。 　　他想，她很年轻，对生活仍有企望，她不懂得，把一个碍事朋人推下悬崖去不解决任何问题，"实际上不会有什么不同，"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后悔没有推呢?" 　　"那只是因为我赞成积极的事情，不赞成消极的事情。 　　在我们参加的这场比赛里，我们是无法取胜的。只不过有几种失败比别几种失败好一些，就此而已。" 　　他感到她的肩膀因为不同意而动了一下。他说这种话时，她总是不同意的。她不能接受个人总要失败乃是自然规律的看法。她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她本人命运已经注定，思想警察迟早就要逮住她，杀死她，但是她的心里又认为，仍有可能构筑一个秘密的天地，按你的意愿生活。你所需要的不过是运气，狡猾、大胆。她不懂得，世界上没有幸福这回事儿，唯一的胜利在于你死了很久以后的遥远的将来，而从你向党宣战开始，最好把自己当作一具尸体。 　　"我们是死者，"他说。 　　"我们还没有死，"裘莉亚具体地说。 　　"肉体上还没有死。六个月，一年——五年。这是可以想象的。我害怕死。你年青，所以大概比我还害怕死。显然，我们要尽量把死推迟。但是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人仍保持人性，死与生是一回事。" 　　"哦，胡说八道！你愿意同谁睡觉，同我还是同一具骷髅?你不喜欢活着吗?你不喜欢这种感觉吗：这是我，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腿，我是真实的，实在的，活着的！你不喜欢吗?" 　　她转过身来把胸脯压着他。隔着制服，他感到她的乳房，丰满而结实。她的身体好象把青春和活力灌注到了他的身上。 　　"是啊，我喜欢这个，"他说。 　　"那末不要再说死了。现在听我说，亲爱的，我们得安排下次的约会。我们也可以回到树林中的那个地方去，因为我们已经长久没有去那里了。但是这次你一定得走另外一条路。我已经计划好了。你搭火车——你瞧，我给你画出来。" 　　她以她特有的实际作风，把一些尘土扫在一起，用鸽子窝里的一根小树枝，开始在地上画出一张地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