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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个性,毁坏身体,权力本位,真理成为奴仆,义务教育不落实,人为扩大教育不公平,教育腐败愈演愈烈,高考录取分数线地域歧视,教育畸形产业化)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照搬了前苏联的国家主义教育模式----奉行极端的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唯理工科教育、唯智育至上,细化专业、学科,实行精英教育,以全部资源训练特殊专家,以举国力量把特定的技术搞上去;为此实行淘汰多数、层层选拔的应试教育,组织注入式、满堂灌、死记硬背的考试。漠视人文教育以及人格的健全、综合素质的培养,忽略公民道德、公民权利义务、诚信守法等基本做人的教育,热衷于圣人道德说教、效忠的奴化教育,一味地宣扬空洞的理想、拔高的英雄和榜样。教学、教材内容皆突出政治和意识形态,教育官僚化、政治化。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照理说,经济的全球化、社会的多元化要求相应的丰富多彩、鼓励创新、完善人格的素质教育,但是,匪夷所思的是,我们的教育仍然死守着国家主义的阵营,不肯顺应市场和社会的变化,越来越远离工人、农民、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中国教育成为计划经济和落后体制的最后堡垒。
当代中国的教育凸显精神的贫困:没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没有独立的教育思想,没有教育学大师,没有创造力勃发的人才,缺乏主心骨和教育精神,甚至连对学生负责的精神都罕有——有的只是对上司的负责和阿谀,对权力和利益的维护。素质教育喊了多少年,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没有雨点,反而迎来了酷日,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培养出来的,许多是无个性、无创新、无道德、无健康心理甚至无人性的“五无”“有用人才”和“螺丝钉”;同时,许多教育工作者使用话语霸权,维护“师道尊严”,铲除一切“旁门左道”的思想。在中国难有真正的学术批评,只有谩骂和门户之争;难有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封闭的垄断的伪学术。
中国的学校“‘政’‘校’不分”已成为痼疾,教育行政化,校长不是独立的教育家,而是政府官员,学校成为行政权力和官场的延伸,处处体现了权力意志——权力决定招考,权力决定课程,权力决定职称,权力决定荣誉和学术地位。学校的服务也官员化、衙门化,大学50%以上的教职工是行政后勤人员,社会上流传着顺口溜:“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它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高校机构臃肿的现状。
中国大学的媚俗、屈从权力与堕落已令大学的神圣性荡然无存。一些所谓的“一流大学”把港台明星有些甚至是没上过几天学的影星、歌星聘为教授,把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官请为博导。近几年,政府高官也纷纷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往往不需参加入学考试,只需让秘书代为上课,而堂堂的大学则为获得官员的权力资源暗自庆幸。现在中国的学术腐败也已经发展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剽窃、花钱出半抄半编的论文已司空见惯,为争当院士,单位和个人“公关”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乱发文凭则令自身大为贬值,据报道,中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即将超过美国,而中国大多为低水平重复研究,我们的一流大学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仅为美国的一百至两百分之一。
中国义务教育的惨状则是各级政府失职的典型。《南方周末》报道:中国义务教育经费的75%以上是由农民负担的!只要你到中国的许许多多的乡村学校去看看,你心中就会有“惨不忍睹”的感觉:教师衣服脏旧,学生蓬头垢面,桌椅板凳破破烂烂,校舍大多属于旧房破房危房。现在,由于农村中小学合并,连这点可怜的教育资源也越来越远离农村,许多边境学生纷纷到学费相对便宜、条件更好的缅甸、越南求学(《南方周末》),另外一些学生则失学。而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各地却普遍虚报、高报,据《法制晚报》:福建某地教育局官员称当地义务教育入学率100%,但记者调查发现大量的少年儿童不上学。
近几年中国又刮起了教育产业化之风。教育产业化本应指:民办教育一定程度的产业化,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而决不应是义务教育和公立学校高收费,教育当局从学生身上敛财!所以,各级政府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义务教育,他们有着不可推辞的全部责任,不能尽责,就必须问责、罢官;对于公立大学,应当促其转制,代之以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多层次的私立学校。实际上,如果不能取消对私立学校的种种歧视和限制,不能利用社会力量来办大学,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保证大量的公立学校的经费,学生也无法负担公立学校庞大的行政后勤开支,中国也不可能有钱去办义务教育。目前,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92%花在了高教上。
教育不公平也是中国的突出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人为地制造教育鸿沟,巨额投资重点学校、重点中学,甚至打造星级学校,使之成为权贵、富人子女入学的场所,成为政府财政的来源。而上了好中学,往往就可以上好大学,中国的重点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主要是为强势群体服务的。据杨东平教授领导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成果,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98年的18.5%下降到1999年的16.3%,清华从1998年的20.7%下降到2000年的17.6%。对于热门专业,管理干部、技术阶层的子弟占57.3%,工人、农民、下岗人员的子弟仅占25.4%。2003年北京某高校高考录取分数线农民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38.8分,下岗人员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35分。现在,弱势群体的子女多进入非重点院校和无人愿意学的冷门专业学习。中国教育起到了分离器的作用——以政府财力打造重点小学、中学、大学,供强势群体的子女进入学习,而弱势群体的子女大多无缘其中,社会分化将越来越严重。
一方面是政府财力的“锦上添花”与扶优倾斜政策,另一方面是中国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发达国家在5%甚至7%以上,而中国2001年为3.19%,2002年为3.41%,均未达到国家制定的在2000年达到4%的目标。再看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就更惨,瑞典为2000美元以上,美、日、德、法等在1000~1500美元,中国仅为9.4美元(据《南方周末》2003年新年特刊)。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世界1%,却要教育世界25%的学生。钱少尚不足惜,可叹的是这一点钱还没有用在政府理应承担责任的义务教育上,而是大多用在了本应依赖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教育上,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据《发展经济学》刘伟、魏杰主编,中国发展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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